试论《营造法式》中的定向、定平技术

定向、定平技术在北宋《营造法式》中有专门记载。通过对《营造法式》有关条文的细致解读和分析，复原了定向、定平技术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操作程序，填补了以往研究在操作技术层面上的不足，并澄清了以往研究中的若干错误，有助于了解宋代定向、定平技术的发展状况。     

北宋李诫《营造法式》中的“井屋子”复原研究

据北宋李诫的《营造法式》记载,宋代＂井屋子＂全为木构,高八尺,方五尺,由立柱与起脊屋顶两部分组成。四根立柱之间由地栿、井匮板、井口木、木串、额枋连接固定。屋顶由梁、檩、蜀柱、叉子及屋面构成,两侧为搏风板、垂鱼、惹草。但书中未附图,留下缺憾。依据有关文字及形象资料进行复原,可以丰富《营造法式》的相关记载。     

《营造法式》变造用材制度探析

本文分析了《营造法式》变速用材制度的涵义以及八等级用材制度的构成形式,推定了变造用材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并指出了它在《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的意义。     

董其昌“南北宗论”质疑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将中国山水画分为“南北宗”两大派别,并在其论著中着力抬高文人士大夫画(南宗),贬斥院体画(北宗).通过对唐代《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宋代《宣和画谱》等文献资料研究发现,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说,无论从画家群的分派上看,还是从绘画水平与风格倾向上看都有诸多谬误.董其昌对于中国绘画史上画家群的分派是基于主观自身喜好,是用孤立静止的眼光看事物得出的结论,是观念先于史实的主观论断.     

《营造法式》立灶、釜灶尺度考辨

《营造法式》卷十三泥作制度中,立灶与釜灶的规格尺度多由灶上所用锅、釜的口径来决定,同时锅、釜口径又与其容量相关。口径与容量的关系在《营造法式》中被描述为简单的线性关系。本文采用数学方法对《营造法式》记载的锅、釜口径与容量关系进行验算,对《营造法式》中可能存在的数据错误做了辨析,并根据推测的正确数据对立灶、釜灶的规格尺寸做了复原。     

杨辉的简捷算法思想

简捷算法早在唐代就已流行,后来逐渐丰富和发展,成为数学研究的一个领域,是宋代数学的研究方向之一。南宋数学家杨辉对过去的简捷算法进行了总结,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杨辉的著作《乘除通变本末》和《田亩比类乘除捷法》体现了其关于简捷算法的成就。对杨辉的简捷算法思想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反映杨辉的数学思想,而且也对研究宋代数学有借鉴之处。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丧礼服制度》写本残卷考索

敦煌法藏文献《丧礼服制度》写本残卷内容多本唐人杜佑新制《唐礼图》,该卷是研治唐代《丧服图》的存世罕见的重要文本,尤其是杜佑撰《唐礼图》十五卷,今不详,唯见于此残卷.文章结合相关礼书对残卷内容及杜佑礼图之作进行考释,认为残卷有部分错误,然《丧礼图》内容较之前代有不少创新之处,又杜佑《唐礼图》为礼学史上的创新之作.     

“官奴”考辨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载唐褚遂良《右军书目》有“第一,《乐毅论》四十四行,书付官奴”。相传南朝梁摹本《乐毅论》末刻“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书付官奴”,是登善所本。宋代黄山谷、米元章、姜尧章、陈思等皆以为官奴即献之,后世少有疑者。唯《河东先生集》卷四十二所附刘禹锡《酬家鸡之赠》“还思写论付官奴”下注云:“官奴,羲之女。”清姜西溟曾斥其误。《题官奴小女玉润帖后》云:“官奴,子敬小字。刘梦得酬柳子     

绛县景云宫玉皇殿建筑形制分析

山西绛县景云宫玉皇殿是我国珍贵的元代早期建筑遗存,其建筑体量较大,做法独特.通过对其建筑进行实际勘测,对其形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将其与周边同类建筑和《营造法式》记载进行了对比,总结了该建筑的营造特点,为研究该地区古建筑由早期至晚期发展演变提供了实测资料.     

我国古代图学中的一颗耀眼明珠

本文是对宋代吕大临《考古图》等作了详尽深入的研究后写成,内容包括宋代金石学的产生、宁代金石学的成就,和宋代分面图的出现剖析,并得出中国分面图的出现较其他国家早四百多年,吕大临是中国和世界上分面图的创始人。     

欧梅苏诗歌的“宗唐说”

宋代诗人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致力于对唐代诗歌的学习与模仿,在他们的诗歌中充分体现了唐诗,特别是中盛唐诗歌的特点．学习韩孟诗派的“以文为诗”和学习李白的“天然雕饰”,既是他们诗歌倡导的方向,同时在吸收前人诗风基础上,开创了宋诗新的风格,为宋诗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山西寺观壁画中的“耒耜”工具考

中国古代农具的发展和演化在宋代就已进入成熟期,农具分支演化根据地域农业呈现多样化特征,其中耒耜类工具最具特色.从目前的图像样本中最早可见南宋楼璹《耕织图》元摹本,但缺乏元代王祯《农书》翔实的图谱注解.高平开化寺与太原六郎庙壁画详细描绘了北宋时期耕犁、铁锹、类工具的式样造型.通过农具溯源比较与工具的力学分析,经过多重论证将锹类工具在宋代、清代的高度应用原因及其演化情况详尽阐述,填补了这一时期《农具图谱》的空白,为了解古代北方农业提供了真实的图像样本.     

“柳暗”之后 “花明”在何处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陆游《游山西村》的一联脍炙人口、千年传诵的名句,出语自然天成,富于哲理,耐人咀嚼。唐代诗人王维有“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忽与前山通”;宋代诗人王安石有“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元代孙逢吉《准斋心制几漏图式》新探

《准斋心制几漏图式》是研究漏刻"随刻改箭"之最重要文献,自清人黄丕烈以来,该书被认为成书于宋代,而其价值亦为今人所忽视。该书附有珍贵的25支漏箭图,序言记载了几漏的制作缘起,漏壶的保养,以及长期被前人忽略的问题——漏刻连续计时的运作方式。漏刻之"随刻改箭",依据历书所载昼夜长短数值,据此证明该书参照《授时历》,当成书于元代,作者孙逢吉为浙江人士。     

古代军中计时法再议

古代军中计时法模拟漏刻,操作便捷,所见有步行计时法、数珠计时法.《武经总要》所载之步行计时法沿用《太白阴经》,其昼夜长短数据有历法的渊源.中国古代时间计量有昼夜之分,如测时定更,起算点常用天亮、天黑或日出、日落,这些时间点存在周期变化,两种军中计时法在运作时,需参照官方历法之昼夜长短数值.这种情况,与漏刻改箭依据官历昼夜时刻的原理相类,可以从制度层面增进对时间计量的理解,并丰富对中国古代历法社会功能的认识.     

评意境研究中的两种倾向

1 作为中国古典美学和古典艺术重要范畴的“意境”,其研究在我国至少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了,其间经历了一个孕育、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诸如唐代皎然的“取境”说,司空图的“思与境偕”说,宋代严羽的“兴趣”说,清代王夫之的“情景”说以及王士祯的“神韵”说等等。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先生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并借鉴康德、叔本华的有关美学思想,在其《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境界”之说,对意境的內涵,意境的分类以及意境的创造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从而使,意境乃至中国诗学与美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古代诗歌中“金灯花”意象考

关于"金灯花"在文学上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见江淹的作品《杂三言·构象台》《金灯草赋》。自唐代金灯花开始入诗,到宋代发展至高峰,至明清以金灯花为题的诗作日渐稀少。金灯花因从佛经中来故其和佛教关系甚密,许多诗中以"曼花"指代金灯花来书写佛理。     

揭秘古代“交通法规”

正《仪制令》:第一本交通规则手册《仪制令》是唐代创制的交通规则,也是我国最早用于交通管理的书,或者说是一部规划。这种始于唐代、盛于宋代的交通规则,带有法规的强制性。我国古代交通工具简单混杂,有车、船、轿子、牲口几大类。车类主要有太平车、囚车、陷车等,船类主要有官船、哨船、渔船、快船、战船、大小海鳅船(也属官船)等。轿子类主要有山轿、兜轿、凉轿、暖轿等。牲口类主要有马匹、驴、骡等。面对交通工具混杂,秩序混乱的现     

我国最早发明了人工磁化法

<正> 据宋代曾公亮(公元998——1078年)的《武经总要》记载:“以薄铁片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藏。”这说明在北宋时期,我国已经掌握了利用地磁场进行铁片的人工磁化方法,而且考虑到了磁倾角的存在(没尾数分则止),使被磁化的铁片与地磁场方向相近,以获得较好的磁化效果。但“以尾正对子位”,则说明当时尚未发现磁偏角。     

中国古代计量“功”的方法及在实践中的应用

对中国古代算书中关于运输劳费计量和徭役分派的算题,和以《营造法式》为主的古代建筑营造文献中关于搬载运输功限定额的史料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古人对搬运活动中的"功"的计量与今日物理中做功的计算相当,在计量对象、自变量的选取,以及对自变量间定量关系的处理上是一致的.但因中国古代对"力"以及"功"的抽象描述尚不成熟,致使这样的计量方法仅限于相同搬载运输方式下劳动量大小的定量比较.此外,工程营造实践中对于"功"的计量的诸多细节考量和对计量原理的调整,反映出中国古代的做功计量带有显著的经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