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领域和世界3：弗雷格和波普尔的实在论思想比较研究

弗雷格的第三领域与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这不仅表现在波普尔自己将世界3理论追溯到弗雷格,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三领域和世界3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相似。第三领域和世界3的提出在认识论上也存在共同的基础:反心理主义。如我们将要分析的,弗雷格和波普尔都坚定地拒斥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盛行的心理主义思潮,而无论在认识论上还是在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中都持一种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态度,强调真理和知识的客观性。这种倾向导致他们反对本体论上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二元划分,而又划分出一个主要包括客观的思想内容的“第三领域”和“世界     

知觉经验与知觉信念之第三条道路——基于戴维森与麦克道尔之争

知觉在哲学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那么心灵与世界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或者说知觉经验是否有命题内容?这是长期以来一直存有争议的问题。戴维森主张知觉经验不是命题态度,不具有命题内容,因此知觉经验不能为信念提供理由。而麦克道尔等人认为知觉有确定的命题内容,能够为信念提供理由。在分析二者理论的基础上,似乎我们还有第三条道路可选,即从功能上来解决知觉经验与信念之间的争议,那这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呢?     

科技何以干预生命

“千百年来,医学一直在寻找能够界定疾病与生命之间关系的接合方式。只有第三项的介入才能赋予它们之间的接触、共存和相互干扰以一种可能的概念和丰富的感知为基础的形式;这第三项就是死亡。”一般认为,现代临床医学是以治疗疾病为目的而产生和发展的,医学的成就也在于它对于困扰我们的疾病的逐步控制。与我们的祖先相比,我们今天面对着一个相对安宁的世界,疾病的威胁虽没有完全解除,但人     

从术语学角度看“甲型H1N1流感”的定名

从术语学角度对"甲型H1N1流感"定名过程进行分析,得出几点启示。第一,应注意协调术语词汇意义与概念意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否则将会产生危害极大的误导性术语;第二,术语定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语言、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科学定名应建立在概念体系之上;第三,在引进国外术语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从术语学角度看“甲型H1N1流感”的定名

从术语学角度对“甲型H1N1流感”定名过程进行分析,得出几点启示。第一,应注意协调术语词汇意义与概念意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否则将会产生危害极大的误导性术语;第二,术语定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语言、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科学定名应建立在概念体系之上;第三,在引进国外术语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数据共享是道德律令

本文的第一部分讨论了人体生物样本数据库的性质、定义、特色、社会价值和概念模型,以及在此领域评价决策的标准,即伦理原则,认为应该包括效用、知情同意、保密、公平可及、透明和共济。第二部分讨论了数据共享的伦理学辩护,分别考查了反对和支持数据共享的伦理论证,以及数据共享引起的关切和影响数据可及的可能障碍。第三部分讨论了如何在保护隐私与数据之间保持平衡,以及伦理委员会可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青海省共和盆地早更新世沙漠化证据及其地质意义

青海省共和盆地恰卜恰镇附近的早更新世地层中上部层位发现明显的3层厚度较大的风成砂堆积，在其相关层位中出现大型的弧形交错层理以及大量干旱环境中形成的树枝化石。表明在早更新世晚期青海东部地区已至少经历了3次明显的沙化过程，沉积物经ESR测年显示其形成时代为早更新世，第一次沙化约在809～1527Ka之间；第二次沙化约发生在718～736Ka之间；第三次沙化约发生在600～700Ka之间．     

太阳系或潜伏着第10颗行星

正2016年1月,美国亚历桑那州大学月球和行星实验室(LPL)的一支独立科学家小组,预测到一颗海王星大小的神秘行星环绕太阳运行,其质量在地球和火星之间,潜伏在冥王星轨道外侧的柯伊伯带,约是冥王星与太阳轨道距离的25倍。该区域充满了冰冷小行星、彗星和矮行星。这颗假设行星被称为"第9行星",如果预测是正确的,那么这颗天体可能是太阳系第10行星。     

中国早期参加国际地质大会史事钩沉——论科学话语与国族身份的关系

国际地质大会是19世纪末欧洲地质学家组织成立的世界地质工作者会议,也是国际地质学界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学术盛会。1906年9月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办第10届国际地质大会时,中国就曾拟派员参会。此后,1910年8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第11届国际地质大会、1913年8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第12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均有正式代表出席。目前学界对中国参与国际地质大会的早期历史关注甚少,与会代表也都湮没无闻。本文钩沉相关史料,对上述史事进行梳理与考释,从一个侧面考察20世纪初期中国地质学在外患内忧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历史,并进一步反思中国近代地质学话语权力与国族身份建构之间的关联。     

自然辩证法:从恩格斯的一本书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门学科

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出版、传播和研究,到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为"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科学,便成为一门学科在建设和发展中。今天,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门学科。     

丁燮林关于"新摆"和"重力秤"的研究--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早期研究工作的个案分析

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丁燮林是该所的第一任所长.文章通过考察丁燮林关于"新摆"和"重力秤"的研究这一典型案例,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描述了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创建初期研究工作的某些特色.在学术意义与国家需求之间,在"实行科学研究"和"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两大任务之间,在研究工作的推进与研究机构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研究者围绕着科研选题的制定及其推进所作的权衡和选择,既体现了特定时期中研院物理所的职责与特征;又展示了物理学研究与制度背景间的互动关系.     

科学争论中的逻辑推理——量子革命中的爱因斯坦-玻尔论战

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关于量子力学解释的争论,已经成为20世纪物理学历史中的一个经典案例。通过对爱因斯坦-玻尔关于测不准原理的两次论战以及有关EPR论文所引发的第三次论战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涉及重大科学革命的科学争论,背后必定是最根本的哲学问题的争论。而在这种争论中,逻辑推理就成为极为有效的论证方式,它们成为科学家赢得争论的有力武器。尽管科学家在争论中要运用各种修辞论证,但修辞论证必须建立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因此,在逻辑推理与修辞论证之间存在一种必要的张力。     

丁燮林关于“新摆”和“重力秤”的研究——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早期研究工作的个案分析

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丁燮林是该所的第一任所长。文章通过考察丁燮林关于“新摆”和“重力秤”的研究这一典型案例，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描述了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创建初期研究工作的某些特色。在学术意义与国家需求之间，在“实行科学研究”和“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两大任务之间，在研究工作的推进与研究机构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研究者围绕着科研选题的制定及其推进所作的权衡和选择，既体现了特定时期中研院物理所的职责与特征；又展示了物理学研究与制度背景间的互动关系。     

以思想和行动注释言语——从李约瑟科学史思想和科学史研究看“李约瑟难题”

将“李约瑟难题”置于李约瑟科学史思想与科学史研究工作的背景下加以分析，可以认识到它的真正内涵是下述三个问题：1）什么因素是造成中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科学超越？2）什么因素促成了西方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的融合？；3）什么因素造成“融合”与“超越”之间的时间差？李约瑟着力解答了第1、第3两个问题，而忽视第2个问题，解答这一问题是“李约瑟难题”留下的重要任务。     

技术的民主化向度——哈贝马斯的技术观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的扩张导致了民主的缺失，为此，他立足于交往行动理论，提出民主的第三种模式——话语民主。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作为商谈活动，具有民主化的向度，科学（技术）与政治和社会公众之间可以进行民主对话。     

国家需要、部门利益与科学家自主性的调适--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筹建与初期发展为中心的探讨

1953年，中国科学院从事化学研究的第5个机构——化学研究所——在北京酝酿筹建；3年以后，各项工作开始正常运行。在筹建过程中，功能不同的群体——科学家与科学管理者——之间、利益不同的群体——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各种认识、主张不断斗争、不断协调，直至最终取得某种平衡。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利用极其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为建立一个与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新的科研体制所作的尝试。     

生态创新、资源获取与组织绩效——来自浙江省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浙江省101家中小企业为样本,从合法性理论视角考察了资源获取对生态创新与组织绩效的中介作用。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生态工艺和管理创新对资源获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资源获取对组织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资源获取是生态工艺创新与组织绩效之间的部分中介,是生态管理创新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完全中介。     

企业信息化建设中数据整合的应用研究

目前,我国企业信息化建设推进速度日益加快,就在企业推进信息化的同时,企业也面临了内部系统之间数据整合的难题.本文针对企业遇到的信息化中数据整合的基本要求和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选用了第三方的消息中间件来作为基础,进行了数据整合的应用研究和设计.     

科学技术伦理学的若干概念问题

本文由四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我从科学家自1945年以来所经历的良心危机开始,论证科学家的这些直觉反驳了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与其社会文化环境无关的追求真理的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模型。在第二、三、四部分,我论证义务、美德和资源的公正分配应该是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必要组成部分。在第五部分,我论证科学技术伦理学作为一种专业伦理学,是通过科学共同体对其成员活动进行自我调节来解决专业自主性与社会控制之间可能冲突的唯一出路。在本文中,“技术”(technology)是指应用科学,“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但也不排斥人文和社会科学。     

苏联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的关系问题研究

苏联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首先,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不能把苏联技术哲学当作其工业化道路的指导思想;其次,二者存在着间接的、内在的联系,认为苏联工业化道路与其技术哲学思想没有任何关系的观点也是错误的;第三,苏联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之间是一种共生共荣、一损俱损、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本文对上述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指出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苏联在看待和处理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经验丰富、教训深刻,对发挥自然辩证法为国服务的功能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