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科学会通三家观

本文探讨了儒家与科学会通的三种观点:儒学扩展型,以格物象征西方科学,格心象征中国心性学,格天象征格物和格心的双向逼近,将儒学与科学成融成一个整体。科学变革型,融科学入儒学,儒学科学化,建立新兴的"科学儒学"。儒学变革型,"仁学"转化为"创学",以创造过程为纽带,实现中国文化与科学的会通。评析了三种观点的特点,展望了会通的道路和前景。     

朱熹与科学

朱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儒，其理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儒学的发展对朱熹的科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反之，朱熹对自然现象的关注和研究，也推动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朱熹对科学的研究显现出与西方科学研究不同的特点。     

儒学认知伦理与当代科学观念的创新

儒学以其突出的伦理精神和人文情怀从根本上区别于当代科学。在认知理论视角下对照儒学和当代科学,不但使儒学与当代科学的区别得以具化,而且使儒学对于当代科学观念更新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得以凸显。在具化和明确儒学认知理论与当代科学的根本区别的前提下,从基本理念、方法、尺度和发展归宿等方面把儒学认知伦理融入科学之中,使科学发展彰显出人与物一体的人文意蕴、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情趣,对于当代科学观念的更新,开创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气派的科学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儒学与古代数学教育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教育有其自身发展的一面,但它的产生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思想和化的烙印,其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化发展特点的具体表现形式。本从数学思想史和数学教育史的角度,就儒学与中国古代教学教育的发展,儒学对数学教育思想的影响,拟作一些分析与论述。     

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

儒学与科学的相容与相斥之争直接关系到儒学的现代命运,关系到弘扬传统文化的合法性和怎样弘扬传统文化的问题,因而亟待予以澄清。从理论上看,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是真理与价值的关系。儒学价值与科学真理终极目的的一致、精神气质的相通、思维方式的互补和社会功能的共济等,共同决定了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从宏观历史角度看,儒学不仅与中国古代科学相容,而且与近代科学也一直处于良性互动的状态;从微观历史角度看,作为儒学核心概念的"格物致知"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向,经历了一个其认知含义不断扩大,最终与科学融为一体的过程。格物致知与科学根本上的相容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儒学自身是具有与科学根本相容的基因的。     

浅论康有为科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值戊戌变法120周年之际,对康有为科学思想等核心理论进行深度探析具有重要意义。康有为是清末民初动荡时代深刻思考儒学与西学,儒学与科学关系并提出一整套解决方案并企图改变中国的重要人物。康有为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援西方科学为我所用,以补益儒学之不足,开启了儒学现代转向的滥觞。     

探寻儒学与科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明末清初奉教士人与科学"研究断想

明末清初奉教士人与科学的研究现状表明,有关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以及对科学译著文本的研究较为薄弱.为此,在科学著作的翻译过程和科学传播的社会影响两个领域所表现出的有关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亟待加强.科学著作的翻译过程中存在着无意和有意两种变异可能,而无意变异又具体表现为传教士"理解变异"和"口授变异",以及中国人的"笔述变异".因此,对照翻译底本和今人译本钻研当时的科学译著并深入思考这些变异背后的文化含义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科学传播的社会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历法改革和中国古代科学的复兴两大领域.研究儒学与科学关系拟应把握的主要原则是:(1)以儒学、科学、基督教的互动关系为背景;(2)区分科学传播社会影响的两种表现形式;(3)把握中国传统科学与西学冲撞与融合的主线;(4)以科学译著的文本研究为基础.     

从主观文化类同到文化利用——科学之于基督教与科学之于儒学的共同特征

当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基督教和儒学分别相遇时,基督教和儒学的捍卫者采取的反应十分相似：无论是基督教父的“希腊哲学源自《旧约》”说还是中国儒士的“西学中源”说都是先让科学“认祖归宗”,这在客观上确立了科学在本已文化中的地位;基督教父的“婢女传统”和中国儒士的“中体西用”说则进一步限定了科学与本己文化之间的从属关系。从“希腊哲学源自《旧约》”说和“西学中源”说到“婢女传统”和“中体西用”说,反映了一个从主观文化类同到文化利用的文化交流过程。     

再论中国古代数学与儒学的关系——以六至七世纪学者对于礼数的不同注疏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贾公彦、孔颖达、甄鸾、李淳风等对于《仪礼·丧服》"去五分一以为带"的注疏、注释,揭示出诸家对于礼数的数理解释不尽相同。具体来说:一、贾、孔等遵循注疏儒家经典的做法,把数学知识作为儒经的一部分,他们对于礼数的理解是依据汉字结构,其算法实施不需要筹算;二、甄、李等则重新组织儒家经典以适应当时数学著作的体例,他们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礼数,其算法有一个筹算过程。从历史语境来看,这发生在甄鸾扩展数学应用范围,以及唐代政府注疏儒经和注释算经活动的背景下。本文认为我们需要拓展中国古代数学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数学与儒学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据《周礼》所载,周代九数是周礼的一部分;之后,九数发展为以《九章筭术》为代表的相对独立于儒学的数学体系;另一方面,至唐代,学者们通过注疏儒经也发展出相对独立的数学体系。因此,诸家对于礼数的不同注解反映出:儒经数学是儒学天然的一部分,算经数学则是相对独立于儒学的知识体系,尽管甄鸾、李淳风等通过《五经筭术》试图重建数学与儒学的紧密联系。     

科技儒学研究之我见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儒学与科学关系上的"相斥论"一直占压倒优势,"相容论"备受冷落。为弘扬传统文化,亟待加强科技儒学的研究。近百年来,科技儒学的研究历经三个阶段而成绩斐然。当前,科技儒学应重视以下侧面的研究:从儒学与科学关系发展的历史论证二者的相容性;从"中国传统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关系看儒学与科学的相容性;从儒学的各侧面与科学的关系看二者的相容性;从儒学与科学精神特质的契合性看二者的相容性;扩展儒学与科学相容性的途径。     

康熙朝日影测验与儒学

西方历法传入中国过程中,中国传统历法及其儒学基础不仅起着积极的接引作用,而且传统历法的宇宙观与认识论对西方历法进行了重新建构。康熙朝发生的三次日影测验中,天文预测是否精确成为评判中西历法优劣的唯一标准,其深层原因是儒家天人感应观对精确测天的诉求;进而,客观中立的观察是检验天文预测是否精确的证据,儒学重视"见闻之知"的认识论传统是其思想来源。     

牟宗三“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中科学的地位

牟宗三认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从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和科学,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任务。这里有四层意思:1.内圣开出新外王,就是从文化理念的层面,接通儒学与民主科学从而刷新中国传统文化;2.内圣开出科学,即是要给科学以独立性;3.在民主和科学二者的关系上,民主更为重要;4.科学要摆脱传统政治和道德的束缚,又需要接受价值理想的指引。     

明末清初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科学与儒学的关系,归根结底主要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要弄清二者的关系,既需要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选择以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为切入点,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科学对儒学施加作用,引发了儒学的相应变化:知识观点、理论内容和理论结构的变化,以及基本观念的变化等,也引发了主要从属于儒学的中国传统科学的相应变化。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儒学对科学的作用,主要是一种"选择"的作用,而选择的结果,又进一步表现为欢迎、拒斥、建构和同化等具体形式。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历史演变表明:不断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融入儒学,是儒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儒学排斥科学是局部的、非根本的,促进科学则是整体的和根本上的;科学与儒学协调发展的前景无限广阔。     

孟子认识论重述——兼议儒学与科学的关系

关于孟子认识论思想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孟子的认识论有两个维度：一是经验的维度;二是理性的维度。前者重视经验的作用,强调知识起源于客观经验,要依靠“耳目之官”而获得;后者重视理性的作用,强调知识起源于先天理性,要依靠“心之官”而获得。孟子认识论的经验之维承认经验对知识形成的作用,这为儒家接纳和言说科学敞开了可能性,其认识论的理性之维看似忽略了对客观外物的探索进而对科学产生消极的影响,实则为儒学内部生出科学诉求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从科举到科学：中国本世纪初的教育革命

中国传统社会中采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导致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北离,阻碍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维新运动时期从日本文汉字引入的“科学”概念,是作为科举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在清末新政运动中,全面引进日本的学制和地教材,这教育革命启动了人从传统儒学知识结构向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全面转变,科举制度与随着科学教育的迅速发展而消亡。     

宋代农书的时空分布及其传播方式

宋代农书时空分布特征是宋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农业发展的产物和表现。宋代农书多样且有效的传播方式是其对宋代农业发展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宋代农学确立了南方农业技术体系、开辟了园艺学等研究新领域,是传统农学发展的一个高峰。     

中国古代兰谱研究

兰在中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历代爱兰者不乏其人。古代文人对兰的偏爱可以说超过其它花卉，栽培管理之精神其它花卉之上。宋代出现了中国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兰花专著－－《金漳兰谱》，此后这类著作日益增多，明显清形成高峰。兰谱内容主要包括兰化品种形态特性、栽培护养技术和养兰、爱兰的有关艺文、杂事、这些珍贵的古代兰谱反映了我国古代兰花的盛况和品种资源的变迁，在中国植物学史和花卉园艺上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本文主     

儒家文化与中国科学:现代新儒家的见解

儒家文化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很有意义也常引起争议的话题.当代新儒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过许多阐述.本文对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关于儒家文化中是否缺乏科学,儒家的价值观念是否有碍于科学发展以及儒家研究学问的方式能否成就科学等问题的回答作了简要概括和评析,并就如何估价儒学对科学发展的利与弊,如何分析儒家文化作用于科学发展的方式与机制以及如何预测儒家文化对未来科技发展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西学东渐早期的儒学与科学——以阳明心学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西学东渐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学术之演变,而且推动中国古代科学走上了向近代科学的转型之路。阳明心学对这一过程的顺利开启居功至伟。阳明心学削弱了儒家圣人话语和经典著作的权威性,为科学的涌入预留了空间;阳明心学调整和重构了儒家理欲观、义利观,使经世致用成为儒学接引科学的桥梁;阳明心学士人率先认识到科学价值,加速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扎根。阳明心学对科学的传入和传播方面所做的贡献也再次证明儒学本身并不排斥科学,相反它可以通过自身的学术转型为科学传播提供优渥条件。     

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本文从“李约瑟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如果把注意力从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转移到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上来，则可以发展社会学与文化取向的中国科学吏研究。这样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科学事实”的考证，而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宋代为例，提出了一些可以照这一思路开展的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