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论“技”及其道家精神旨趣

对"技术"在人类存在中的作用及影响,《淮南子》认识深刻,并基于道家立场,形成独到丰富的技术哲学思想。《淮南子》从"道""技"关系、"技""器"关系、"人""技"关系,以及"技""德"关系等方面着眼,深入探讨"技术"的本质内涵及其与人类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试图在以"道"驭"技"、"人""技"合一中,消解技术对人性的工具化遮蔽,使之成为人类生命审美存在的有利条件。《淮南子》不仅承续先秦老庄的技术思想,而且在汉代"黄老"影响下,对其进一步深化发展,赋予技术更多的现实意义。《淮南子》技术哲学是汉代技术思想的重要组成,也是中国古代技术思想史的重要的历史环节。     

“心”“脑”之辨的当代认知价值

“心”“脑”这两个概念混用,源于近代以来我国学术界用中国文化术语译介西方脑科学知识的特定表达方式,而后逐渐成为民众思维活动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其后果是容易造成人们“用心”思维能力弱化,很多应该“用心”解决的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当代全球化趋势和人工智能广泛使用给社会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彰显了“用心”思维作为不可替代的人类智能的特定价值。有必要从认知科学和哲学视角仔细辨析“心”“脑”之间的本质差异和联系,分析“心”“脑”概念混淆的缘由及影响,建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心”“脑”协同关系,使中国传统的“心”的智慧转化为当代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独特贡献。     

“罪”与“赎”——关于人类工程之“非”的反省与超越

工程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具有历史生成性。尽管工程的发生与发展不仅创造、呈现和积淀着人类古往今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且确证、提升着人之为人的类本性,但由于人的理性、能力和人自身的有限性以及工程活动的复杂性,就使得人为的、人工开物的工程具有非完善性,无论对自然还是对人类自身都具有潜在的风险性或现实的威胁性,甚至以异化的形式奴役人。所以,工程既有功也有过,人类因工程之罪而遭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以至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和生存危机。这就警醒我们必须反思征服、宰制自然的工程实践,在肯定工程之是的同时,正视、检讨工程之非,进而优化工程观,并在现实中以赎罪之感合理地规范工程行动,自觉地建构无为、善为的工程,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     

“有”拒斥“无”和“有”生于“无”——海德格尔论科学中“有”和“无”的问题

在科学看来,应该得到研究的只是作为有的存在者,无作为非存在则是应该被排斥的东西,因而不愿与闻无。海德格尔对此予以批判,他认为,科学的这种认识是由于科学对无的误解造成的,科学在无的问题上是无能的。实际上,无就是存在之无化,科学恰恰是以这个无为基础的,在本质上归属于无。为了克服科学本身的缺陷及其带来的危险,必须超越有而进入无,由此把握存在者整体,开辟一片新的天地。     

物质与精神在临界状态下的“同时性”特征

20世纪爆发的一场物理学革命，诞生了以相对论，量子论和现代宇宙论时代特性的现代自然科学最高成果，使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科学阶段，本文通过运用相对论，量子论与现代宇宙思考哲学的基本问题，推导，验证出物质与精神存在具有相对意义上的同时性特征。这一“同时必”的发现，为各相关学科，特别是交叉学科更高阶段复杂必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     

简论《周易》由象及理的科学之道与人文之情融通

《周易》运用由象及理的思维方式,内含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探究着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生命信息,贯穿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观念,表征了天道至理(科学之道)与人道意蕴(人文之情)的融通。二者的融通主要有"易与天地准"的科学观察与人文意蕴、"兼三才而两之"科学设定与人文德性、"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的科学推理与人文蕴涵和"设卦观象"的科学推论与人文德行等特征,以及"阴阳相薄"的动变平衡观、"保合太和"的宇宙和合观、"与时偕行"的人事权变观和"节以制度"的社会发展观等哲理。《周易》表面反映了先民们对宇宙生化的摹仿,实质是宇宙的物化之理印证到人的思想中生命之情的展现,对于消弭当代生态危机提供了一定的智力支持。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技术权力与规制

技术是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体现。技术的力量存在于实践之中,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特征。在技术与资本互动建构的"市民社会"中,技术展现为感性存在的支配与控制力量——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具化为自然技术中的经济权力、社会技术中的政治权力与身体规制技术中的生命权力。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建构,共同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之中。其中,自然技术中的经济权力主导着社会技术中的政治权力与身体规制技术中的生命权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技术发展需要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生命权力三个维度对技术权力进行规制,从而展现新型现代性技术文明。     

天地人整体思维与传统农业

天、地、人三位一体，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整体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中国古代的宇宙系统论。元气、阴阳、五行、尚中、国道等哲学范畴、概念都包含在天、地、人宇宙系统论的框架体系之中。该文通过系统考察，阐述了天、地、人整体思维对农业的渗透和影响，进而试构建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并概略地分析了它在农业中的应用。     

从“缺场共在”到“虚实共生”——元宇宙时代身体-技术的关系变迁

随着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元宇宙作为Web3.0演进的重要方向将对人类社会秩序带来深刻影响。基于身体理论的研究视角，通过比较网络社会不同演进阶段的身体-技术关系特征，认为“身体在场”是贯穿网络技术和身体关系的轴线。前元宇宙的网络社会使得人类实践的经验事实分化为在场与缺场两层空间，缺场交往的兴起使得身体能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而形成“缺场共在”；元宇宙社会将进一步把人类实践的经验事实分化为现实、镜像与原生的三层空间，并通过现实肉身、机器假身和数字化身建构起以“三身交互”为特征的全新身体实践结构，由此生产出“虚实共生”的新社会图景。     

“两山”理论的制度性实在建构

基于塞尔学说,建构"两山"制度的关键是通过言语行为能力建构制度性事实体系来重视原始事实,然后又用原始事实的存在保障了制度性事实的建构与发展。奥尔曼的内在关系辩证法能够克服塞尔制度性实在理论框架的断裂、静态化和极简化的缺陷,使得"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一种关系整体,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自身本质的一部分。     

“外星行星”和“反映运动”

大多数天文学家都坚信．在恒星世界中，行星系的存在是宇宙的普遍规律。然而用天文方法发现和检测太阳系外行星(extrasolar planet)，也就是“外星行星”(exoplanet)却是一项艰巨的观测难题。天文学家都知道行星在它所从属的恒星引力作用下，围绕恒星运行。同时还知道，行星质量比恒星小得多，引力也比恒星弱得多，但对恒星同样也有影响。在行星引力作用下，恒星随着行星的公转而作周期摆动。天文学家将因行星的存在而叠加在恒星空间运动上的附加值，称为“反映运动”reflex motion)。     

“天道”与“命数”的数学转换——数学文化中的神秘主义与理性精神之历史考察

数学的诞生,以其纯净的理性之光照亮了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征途,但也曾使许多人陷入了思想的迷雾之中.“数术穷天地”始终是中西哲人和数学家宏大的理想与不懈的追求.“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正是占星术与数学纠缠不清的历史根源.明朝学者徐光启曾愤然批评中国古代“数有神理”的思想为“妖妄之术”.回顾历史,西方科学也是从古巴比伦“占星术”的迷信,到“万物皆数”的神秘主义,然后发展成为宗教理性,再到自然哲学,最终在数学思想方法与实践精神的引导下,才创立了宏伟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外星生命在哪里（下）

导语：生命在宇宙中到底有多普遍？生命幸存于何方？它会留下印迹吗？它有多复杂？这就是天体生物学所要研究的中心问题,或者更浪漫一点,是对一个鲜活的宇宙的探索。在“勇气”号和“机遇”号在火星上行走之后,在发现南极冰盖上的火星陨石之后,在得到土星卫星的新图像之后,在发现与地球大小相近的太阳系以外的行星之后,我们越来越期望看到外星生命存在的直接证据。     

古希腊哲学:“实体”与“关系”的提出

古代希腊自然哲学体系以"实体"为核心展开,同时也包含着"关系"思想的萌芽。它包括"始基"本原说、自然类观念、形式论、部分和整体的"关系"等,呈现出严密的逻辑关系。无论是近代经典科学的"实体"问题,还是当今系统科学的"关系"问题,在古希腊就已经提出。它不仅为中世纪及近现代的哲学研究开辟了道路,而且为近代产生的——作为研究的——科学奠定了基础。     

科学话语的符号操控实践——以中国“挺转”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话语建构为例

在对中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电视公开辩论进行话语分析的过程中,一方面深描了"挺转"科学家利用科学话语的符号操控功能,动员盟友来反身建构事实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并置"挺转"科学家与"反转"人士的话语建构实践,进一步呈现不同话语背后网络同盟之间的较量过程,揭示科学话语存在的解释弹性空间。鉴于此,作为动员盟友的资本化铭写,科学话语同时具有局部可说明性、索引性以及反身性的特征。这样,缺少"社会强健性"的科学话语呈现出来的"过度客观性",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弱客观性",其实质是试图在经验主义言辞的掩饰之下,利用权宜性言辞来为自身的认知和价值偏好进行辩护。     

中国古代“物理”一词的由来与词义演变

该文认为，就目前所知，中国古代“物理”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物理”在中国的广泛运用情况表明，其基本含义是泛指事理、道理、情理；通常是指万物之理，或称“大物理”，有时寓有自然规律之义。这种含义与西方古代“物理”一词的含义基本相同。该文还认为，日文“物理学”一词的翻译受到中国古代“物理”一词的深刻影响，且由西文ＰＨＹＳＩＣＡ或ＰＨＹＳＩＣＳ一词译成中文“物理学”的时间可能早于译成日文的时间。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看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明末清初害虫认识及防治技术提高的原因

明末清初,人们对害虫习性的认识有了显著提高,害虫观念与防治技术也发生很大变化。本文尝试利用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分析变化的原因。据ANT观点,害虫并不是被动地作为人类认识与防治的对象孤立存在,它也是网络中的行动者。它的存在促使自然、社会各因素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并引起网络中的各种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运用ANT理论剖析传统文化中的科技因素,由此为研究古代传统科技、文化提供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论哈贝马斯“语用学转向”的实质

本文从哲学方法论演变的视角上，揭示了哈贝马斯在建构社会批判理论时，发生了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分析的语用学转向。其规范语用学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理性重建提供新的模式，以支持交流行为理论，在此过程中显示出的对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方法的整体运用，深刻地折射了20世纪哲学思维和方法论在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合流的整体演进趋势。     

ANT的“互构论”世界图景及其“组合方法”

在借鉴“常人方法论”社会生成性等观点的基础上,在案例深描的过程中提出,ANT作为动员盟友的资本化铭写,技科学在简化和操控世界的过程中联结并置换了人类和非人类的异质性行动者。基于此,ANT提供了审视科学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这一世界图景,从而启迪人们在本体论层面将身处的世界视为纷繁复杂且不断重构的“科技社会系统”。ANT“互构论”世界图景的呈现,得益于其自身中隐含的“组合方法”——推行“新规范主义、关系主义、实践生成主义、人文主义”等方法论准则。尽管ANT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方法,但是目前也不应推行“征服世界”这一学科帝国主义立场。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道家生命文化审思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ET)直接作用于“人”自身，使人从“自然人”逐渐转向“技术人”,从而引发人类对其产生深度的人文主义焦虑。道家生命文化将“生命”与对“道”的追求关联起来，并更注重对生命的人文价值的追寻，因而可以为人类增强技术提供更具人文主义色彩的价值指引。在目的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养生”“心斋”等概念为HET在人类物质与人文层面提供了“目的校正”;在认识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真知”“物化”等范畴引导HET消解“是非之争”,打破“成心”;在方法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以“道”为宗，以“以明”和“因是”为HET提供了方法论规范。总体上，从道家生命文化对HET进行人文主义审视，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从道家生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可以得出，对于HET,并不在于一味地摒弃此类技术，而是“人文地”引导技术服务于人类最为“本真”的需求，服务于人类自身成长尤其是人文进步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