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挑战

"人类增强"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大伦理争议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人类的欲望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将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挑战。其道德和伦理蕴涵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对于"增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思考与商讨,从而全方位地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既能达到促进增强技术积极面的发展又能合理预期其潜在的风险性,预防或减少负面影响。     

从信仰的维度解读生态伦理

启蒙以后出现的理性的高扬、信仰的失落,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的意义危机。生态伦理学重建人的信仰——对生命和自然的信仰,它是一种生命信仰、道德信仰,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哲学信仰。它具有信仰的超越性、优位性特点,但只有将科学理性、哲学理性、情感和意志合一,才能重建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信仰,人类才能走出生态危机和意义危机。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人工智能技术异化风险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探析

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改变着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人类本性亦面临有史以来最大挑战和最深刻瓦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异化逐渐导致人类社会的异化,人类社会全面进入技术人类生活形态。由此带来诸多伦理和法理挑战,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甚至终结人类。根据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理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陷入“粗俗唯物主义”窠臼,人与世间万物都被抽象化、可计算化,技术理性超越人类理性,技术开始支配人类,人工智能技术异化趋势愈加明显。这需要法哲学为相关立法提供正确指引,用法律规制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运用方式,用法的价值约束引导人性欲望,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新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迈进。     

技术伦理面临的困境

本文讨论技术伦理研究中面临的多种困境.在提出技术伦理涵盖的三个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道德多元现象带来的基本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矛盾等现象,而现代技术所具有的单一性、创新性、功能潜在性与发展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则决定了传统的伦理准则无法提供对这些特殊之处的解决办法.在以上意义上,可以说技术伦理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提出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它本身体现了(包括了个人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己的活动的反思、说明、辩护、批判,说明我们发明了技术,在使用着技术,但我们本身不是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说明了人类意识到技术发展是可以被控制的,是可以按照人的设计发展的,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现.对技术伦理的关注宣告了技术决定论的结束.     

论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中危害最大、威胁最广泛的风险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技术带来的技术风险。因此,探讨和研究技术风险及其制造者的伦理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从工程师、现代技术和技术风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推理、论证了工程师是技术风险的制造者。由于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不但需要源源不断的新技术,而且还要依赖现存的技术。为了防范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需要对其进行伦理规约。所以,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只有承担"不制造致毁性风险的新技术"和"减轻现存技术风险"这二种伦理责任,才能减少技术风险给人类和社会造成的损害,降低、防范甚至化解技术风险的发生。     

人类增强技术的合理性探析

在当前对人类增强技术表达诸多人文担忧的语境下，为了促进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将从三个方面对其合理性予以探析。首先，健康是人生命存在的最基本保障，人类增强技术对人的健康具有强大的优势和正向人文价值，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等均具有维护和促进作用；其次，人类增强技术将人类推向一种后人类的理想形态，对人类增强技术带来人的自主性和人性丧失的担忧都是不必要的，人类的进化史、人的本质的生成性和人作为操作性的存在都充分表明后人类理想人的可接受性；第三，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增强技术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技术发展向人的回归，也是人的技术本质的展现。人类增强技术符合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逻辑，呼吁一种对人类增强技术的观念上的转变和对建构人类增强技术实践伦理的诉求。     

高新生命技术的伦理问题

高技术的推广应用引起人们对人体客体化的忧虑,以及对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关注。高新生命技术的伦理的特点是它对社会或人类的影响深远,以及在利用高新技术干预人体过程中涉及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因此必须开发的战力调控这些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本文集中讨论异种植和基因治疗中的伦理问题,认为对某些高新生命技术应该采取“有罪推定”的政策,在提供证据它不会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前,应该 暂停在人体上试验,但可以进行动物和体外试验。     

SARS疫苗的开发与技术哲学

时下 ,我们正借助于科学面对SARS的挑战。科学知识将揭开SARS的面纱 ;而科学精神将引导人类走向反思。罗马俱乐部主席A 佩奇在很多年前曾反思到 :“现代人虽然有能力改变一切 ,却忽视了自身的发展。一切都没法使现代社会从困难的沼泽中争脱出来 ,因为现代人一直保留着成为当今危机根源的精神状态 ,没有考虑过怎样改善自己的思想、行为、情感 ,忽视了惟一能够不断起到协调作用的哲学、伦理和信仰。惊人的科学技术成就迫使人类丧失了某些最重要的观念 ,从而使我们的内心世界失去平衡 ,外在世界失去协调 ,前途难以预测”。这话很深刻。我们没有权利去抱怨 ,但我们有责任让这个世界恢复到正常的秩序。除了科学之外 ,哲学、道德、伦理、自律、信仰也正在发挥着作用。这是自然辩证法的责任。     

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的伦理反思

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是现代社会帮助残疾人回归正常生活的重要工具。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安全保障全面化、人机交互学习化和技术产品模块化的趋势。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能够修复残疾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残疾人与社会的关系、优化残疾人与自身的关系。在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中存在尊重伦理、身体伦理、公正伦理和责任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解决这些伦理问题,需要在残疾人智能辅具研发中发展人性化技术、合理把握技术使用限度、建构公正技术体制和恰当评估技术责任分配等。     

新兴技术伦理分析路径研究

新兴技术伦理分析面临了科林格里奇困境及“价值动态”问题，如何应对这一困境?前瞻性技术伦理分析路径通过对技术预期成果的道德情景想象进行伦理分析，不过此路径无法排除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技术社会实验分析路径聚焦于技术发展过程规范，尽管突破了技术不确定性的局限，但是缺乏对新兴技术的复杂性感知。技术伦理伴随路径基于技术复杂性，从技术内部出发研究技术道德变革的过程，却被批评缺乏社会层面的考察。最近，技术人类学领域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伦理分析路径，为新兴技术伦理分析提供了新的进路。     

“设计婴儿”中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风险及消解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设计婴儿",使人类对自身生命特质的控制日益技术化、便利化,但生命的技术控制亦会引发客观性伦理风险与主观性伦理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设计婴儿"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殊性质以及传统伦理观念的滞后、利益冲突驱动技术异化、社会需求异化致使价值偏向等。基于此,人们可以从"责任伦理"的接受与实践、价值取向的协调、"境遇"考量的决策、"全球伦理"的调控等五个向度出发,规避与消解伦理风险。     

基因编辑技术的哲学疑难——基因编辑技术对科学、技术及人性的挑战

近年来,基因编辑技术正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在促进生物产业发展改善人类健康的同时,也对科学的正当性、技术的可靠性以及人性欲望等提出诸多挑战。揭示基因编辑技术在应用实践上的悖论特性,从哲学层面对基因编辑技术及其应用进行深入反思,不仅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发展的哲学命题。只有从技术、法制和伦理等多方位协同思考与共同应对,方可为化解基因编辑技术哲学疑难探寻新的思路。     

区块链技术的风险与伦理规约的路径研究

比特币等虚拟电子货币的产生,推动区块链技术迅速发展,特别是Gnosis、Synereo、以太坊和Aeternity的出现,为区块链技术突破虚拟电子货币提供了平台,使区块链技术具备了智能合约可扩展、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互联的功能,为分布式应用的落地提供了支持,但也给社会带来了诸多的伦理问题。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风险,聚焦风险的根源,展开伦理规约的路径研究,提出了线性和非线性两种规约路径,认为线性和非线性结合的规约路径有利于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基因编辑技术治理的三维伦理考量:问题、困境与求解

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的广泛应用会带来多维伦理治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在技术风险、人性道德、社会秩序和治理实践等层面形成四大基本伦理问题，由此造成四大伦理困境：基因编辑技术的不确定性带来安全伦理困境；改变个体道德基础导致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困境；系列伦理失序问题带来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多元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引起伦理治理混乱困境。求解基因编辑技术伦理治理的四重伦理问题和困境，可尝试采取四大伦理策略予以破局：一是用负责任创新的审慎态度对待基因编辑技术，破解技术安全伦理困境；二是做好人性道德本体论的理论创新准备，破解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伦理困境；三是追求制度正义，破解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四是寻求多元共识的伦理治理原则，破解区域自治与全球共治的伦理治理混乱困境。     

劝导技术道德化实践探索

劝导技术被认为是技术道德化实践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其自身与伦理问题的内在关联性、技术社会作用的复杂化、以及人的自主性问题等原因使得劝导技术陷入了技术道德化的困境。制定伦理原则与指导方针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以借鉴相关的蕴含伦理内涵的信息技术设计方法与开展符合自身技术特点的伦理设计研究两个途径探索合理的劝导技术道德设计方法才是更有效的。     

柏瑞预知性技术伦理研究

新出技术的引入和使用是社会运行的常态。新出技术在应用于社会后总是或好或坏地影响着我们。为了使新出技术所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所期望的,柏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处理新出技术的路径,即预知性技术伦理(ATE)。在阐明出场背景和研究问题的基础上,论述了柏瑞预知性技术伦理的预测方法和伦理分析方法,揭示了它的三个特质:前瞻性、预测性和实践性。     

技术伦理的效应限度因试解

在技术伦理与技术的张力域,技术伦理“匡正技术”的效应的极其有限性的原因,可理解向技术“事实”的不确定性、技术伦理的滞后性、技术伦理理论间的冲突性、“物的依赖”社会的技术的利润本性等,以及其间的非线性整合。期望技术伦理成为技术的“伦理剃刀”仅仅是一种奢望,对技术“匡正”效应的极其有限性是技术伦理的“宿命”。     

技术伦理与形而上学--试论尤纳斯《责任原理》

1979年,尤纳斯(1903—1993)发表了他的《责任原理》一书。20多年来,书中提出的惊世骇俗的观点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咱,亦引起不少争论。按照尤纳斯的看法,在现代技术社会,人类的群体行为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技术已不单纯是改善人类生活、促使人类进步的工具,技术造成的“厄运”已经威胁整个人类与自然。人类征服自然的目的已不再是保护自身免遭来自大自然的威胁。伦理学以人的行为为对象。行为涉及的范围,特别是行为的性质的变化要求伦理学做出相应的回答。为此,尤纳斯认为传统的伦理学已不能适应人类今天面对的新的情况,康德的只问动机不问后果的动机伦理亦显得苍白无力。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以“责任”为中心的道德标准。责任的对象则包括自然界与未来人类。更甚之,尤纳斯认为人类有义务恪守这一原理,因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尊严与价值,如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以自己的简单存在呼唤成年人的保护那样。尤纳斯提出的具体要求似乎是明确的,理论上却含有一系列哲学上难以解决的问题：从简单的真实描写,哪怕是对世界末日的描写,如何引伸出改变这一状况的道德要求?人类为什么要继续存在?怎样理解自然界的自身尊严与价值?如果自然界有其自身价值,其价值目的又是什么?这样的话,怎样解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则必须借助于某种形式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甚至神学。尤纳斯的责任伦理实际上是带有信仰性质的本体伦理。最后还有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方面,单靠哲学家与伦理学家提出的理论显然还是不够的。     

当代“监控”技术的伦理困境

基于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以及生物识别等技术的融合,"监控"逐渐成为人类世界的常态行为。此处所指的"监控"不是针对"物",而是针对"人",从学理上需要对"监控"进行重新解读。与此同时,监控社会日渐缓慢地、微妙地呈现出来。监控技术固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为人类社会带来便利及效率,但它对人类的身体自由、身体隐私、身体认知都会产生影响。因而本文从技术身体的视角对监控技术引发的伦理困境问题进行描摹,并对伦理困境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