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文教政策的形成

汉代是中国封建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完成了文教政策上的大转变,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汉代文教政策以完整的形式提出来的是董仲舒。班固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这一文教政策的主旨,在于以儒家学说为统一的政治指导思想,并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发展教育,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充实官吏队伍,对人民实施道德教化。这一文教政策,不仅对巩固汉王朝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对后世封建社会的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     

历史的叹息——试论董仲舒与儒学

孔子创建了博大精深的儒学体系,然而,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几经改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西汉时由被称为“为儒者宗”的董仲舒提出,并被汉武帝接受,从此儒学正式官方化。在这一过程中,董仲舒对于儒学的改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儒学适应了封建王朝发展的需要,但儒学本身的发展却从此走上了歧途,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大遗憾。     

历史的叹息－－试论董仲舒与儒学

孔子创建了博大精深的儒学体系，然而，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几经改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西汉时由被称为“为儒者宗”的董仲舒提出，并被汉武帝接受，从此儒学正式官方化。在这一过程中，董仲舒对于儒学的改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儒学适应了封建王朝发展的需要，但儒学本身的发展却从此走上了歧途，这不有不说是历史的一大遗憾。     

论曹魏之黜抑"浮华"

曹魏政治的一个显特征就是务实抑虚,力戒浮华。从魏武帝到魏明帝都有黜抑 浮华之举本分析了魏武帝曹操和魏明帝曹睿时期黜抑“浮华”的不同背景、内容和效果,认为曹以浮华交会之徒“旨在打击政治上的异己,为改朝换代清除障碍;魏明帝曹睿之退“浮华不务道本”旨在打击思想的异己,最终却自毁家门。     

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

作为一个为封建社会奠定了正统思想的儒宗人物来说,董仲舒的出现并非偶然。汉武帝举贤良文学时,他在三次对策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与施政方针,深得武帝赏识。他的著作《春秋繁露》,又对其政治思想作了某些深化的阐述。这成为我们研究董仲舒政治思想的主要依据。西汉政权至武帝时,已建立六十余年,经战乱、稳定达到了巩固,各种矛盾也随社会变化而     

附录——汉武帝始建年号时期之我见

清华学报十一卷三期雷海宗先生发表汉武帝建年号始於何年一文,推定为元鼎元年差不多同时日木的东洋史研究一卷五号有藤田至善先生的史记漠书之一致察──开於汉代制定年号之时期,主张元鼎三年说。随後在东洋史研究二卷一号,藤田先生又专写一篇关於汉武帝制定年号来批判雷先生的文章。 藤田光生在第一文中指出史记封禅书与汉书效祀志中“有司言”的一句,史记是“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日狩,”漠书误改作“今郊得一角 曰狩。”引用 召商(汉书补注卷六)及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四十二)等的说法,这是对的。但这只够证明“有司言”是在後来所谓元鼎三年(…     

“重农抑商”：一个儒法相融的历史案例——以战国秦汉作为分析范本

“重农抑商”，是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社会一个既定政策，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用力甚多。传统观点认为是儒家的主张，如果笼统地说，也不错，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们一言以蔽之日：儒学。但如果认真分析，其实不尽然。先秦的原始儒家是不主张“重农抑商”的，“重农抑商”是法家的主张，只是到秦汉以后，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而土地兼并的主体又由官僚地主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商人地主为主，“重农抑商”这一法家的主张便被儒家承接过来。     

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林彪的世袭“天才”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反动思想家,是复活孔孟之道的鼻祖。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动主张,使孔孟之道在我国历史上流毒两千多年。他创立的“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体系,一直成为历代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精神支柱。 “天人感应”论是董仲舒继承和发挥孔孟的“天命观”而炮制的一种神学唯心论。这种谬论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得到了体现。他胡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下引此书,只举篇名)具体地说,就是天与人能够互通消息,互相“感应”:一方面,天老爷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然现象的变化,向人间作指示,下命令,发“谴告”;另一方面,人用自己的言行来报答天神,以便消灾祈福,逢     

打伊朗,他们的决策很重要

近期围绕美国是否会对伊朗开战这一问题,各种报道和猜测纷至沓来。事实上,美国高层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也存在分歧。美国《纽约时报》3月1日的一篇文章认为,在对伊朗政策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一直存在两种势力。一种主张接触、对话解决问题;另一种拒绝与伊朗对话,主张采取孤立伊朗的强硬立场“。打”“与不打”,如果“打”要“怎样打”,下面三个人物对美国的决策将产生重要影响:一是迪克·切尼:副总统、美国鹰派的代表;一是罗伯特·盖茨:国防部长、是否对伊朗开战的主要决策人;另一个是威廉·法伦:一旦对伊朗开战,他就是前线指挥官。     

先秦儒家不抑商说

在我国封建时代,长时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自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以后,儒术盛行,重农抑商政策便和儒术结合在一起,抑商也成了儒家思想的内容。但儒家并不是从来如此,事实上先秦儒家并不抑商。有人认为先秦儒家就是抑商的,这很值得商榷。对此,愿略陈鄙见,以就教于方家。     

政统与道统——试析董仲舒阴阳五行说中“天”的双重旨归

秦汉时，“天”作为终极信仰被虔诚的信奉。董伸舒将“天”作为其阴阳五行说的最高范畴，借助“阴阳五行”沟通“天”与“人”，进而“以类合之”，推论出“天人一也”。在此基础上，董仲舒一方面宣扬“君权神授”的“忠君”理念，为其大一统理论张目；一方面又旨在宣扬儒家的王道主张，为其施行保驾护航。如此，董仲舒将政统与道统这双重的政治旨归均在“天”的名义下得以展开。     

董仲舒教化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董仲舒的教化思想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当时与王权的结合形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这不仅符合当代统治阶级的要求,为后世社会发展都提供了早期的理论依据,董仲舒思想中的教化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汉代社会以及后期的现代社会教育的发展。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人们的意识与信仰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当代大学生以及教育者的道德以及政治素养方面等都有待进一步提高。面对当下所遇到的种种问题,通过对董仲舒教化思想中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途径以及辅助手段等方面的研究可以引发当代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思考与启示。     

西汉前期“重农抑末”说之商榷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重农抑末”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在经济政策上的重要主张,各个时期的封建地主阶级政府,长期推行这一经济政策。西汉前期是否也是这样?当今一些重要的《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著作和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某些文章都认为西汉前期“压抑商贾”、“重农抑末”。一说:“西汉初年,汉政府对商人采取压抑     

董仲舒“不变”和“变”的理论议

董仲舒是西汉的大儒,为《公羊》学派,汉武帝当政时,应贤良对策,上“天人三策”,在策中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对于这一命题,论者都说是形而上学,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首先有严北溟提出,这个命题实还包括“天变,道亦变”的反命题,从而否定其为形而上学的论断。自此以后,附和这一说的纷至沓来,角度虽或不同,其归趋却是同一的。这一新观点的提出,实有打破禁区的用意,就这一点来说,无疑是值得欣幸的。不过,如作为学术问题来对待,则还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探讨。对这样的观点,我曾写过两     

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

随着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关于美国“保守派”与“自由派”、关于两派中谁得势或谁失势的议论增多了。究竟什么是“保守派”,什么是“自由派”呢? 目标一致,手段有别在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这两个名称被用来区分有不同政见的政界人士,以及持不同主张的经济界、学术界人士等。这两个术语并没有公认的严格的科学的定义,在如何划分两派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不少争议。一般地说,主张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实行某种资产阶级改良措施的,叫自由派,主张维持现状、反对”大规模”改良的,叫保守派。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曾提出一套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自由主义主张,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古典自由主     

董仲舒与《诗大序》文艺思想之比较

汉代文艺思想最重要的特征是对先秦儒家文艺思想的经典性阐释。在这一进程中，董仲舒与《诗大序))的思想在汉代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们对于此后中国文化的基本模式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本文从儒学诗教和时代背景两个角度对它们的相同之处作一个比较。     

秦汉方仙道的弥漫与董仲舒阴阳五行说的祥瑞灾异论

秦汉时期,方仙道炽热弥漫。董伸舒吸纳秦汉方仙道炙热背后所弥漫的祥瑞灾异说,将其与阴阳五行结合。借助祥瑞灾异论,董仲舒一方面为其大一统的“忠君”理论张目,一方面又力图贯彻儒家的“王道”主张。     

神话与两汉大赋

汉赋的大结构特征，历来褒贬不一。赋家何以能够写出大结构？鲜有新论。但引入神话视角后可以发现：汉代赋家在创作时存在着一种不自觉的创作力，而这创作力来源于汉帝国神话。正是这一存在，才使赋家创作出大结构、劝百讽一等特征的汉赋作品。     

论西方文化与毛泽东的早期文化观

毛泽东针对中国文化的不足,希望吸取西方文化的长处以改造中国的文化。首先,毛泽东针对中国文化中缺乏国家观念、以家族主义为基础、导致国民“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只是追求宗法关系基础上的和谐,不懂国家关系上的竞争,主张引进这一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观念——国家观念。其次,针对中国封建文化泯灭个性的奴隶主义,主张必须引进西方文化中强调主体发展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客体化了的人本主义价值观,真正建立一种以人为本位的文化体系。再次,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利主义特色,主张必须在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