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开放兼容精神与日本韩国现代文明的发展

以传统儒学为核心,兼取佛道的大量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的宋代儒学,东渡日本、韩鲜后,以其开放兼容的品格与日本、韩国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区别于中国儒学的日本儒学和韩国儒学。这种适合于其本国社会的新的儒家文化,积极地影响着日韩两国现代文明的发展。     

儒学多元主义的价值观

儒家思想不仅是汉代以降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构成１５世纪以来整个东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儒学有两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是从春秋战国到汉武帝时期，儒学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从鲁国的一种地方性学说逐渐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主流和国家意识形态。第二次是从汉代到宋明时期，儒学又逐渐传播到包括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形成了韩国儒学、日本儒学和越南儒学，成为东亚意识的重要内容。第一次大发展，儒学不断吸收融合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其他思想流派；第二，儒学则不断吸收融合了佛教、…     

论隋唐教育与儒学的密切关系

隋唐教育与儒学复兴关系密切,教育推动儒学复兴,儒学复兴是教育的指导方针和核心内容,二者互相推动、同步发展。隋唐统治者实行崇儒兴学的文化教育政策,从而把复兴儒学和发展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文章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唐代“大阐文教”的具体措施和功效,指明其具体内容是复兴儒学,发展文化,其基本手段是发展教育,在实践上取得了巨大功效,为社会政治的安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儒学复兴产生了积极影响。     

儒学"人格"的发展与影响

儒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儒学文化的“人格”演变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中的“人格”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前儒学时期是“自然人格”;儒学形成时期是“理想人格”;儒学发展时期是“神化人格”;儒学教条化时期是“工具人格”;儒学解构时期是“批判人格”;后儒学时期是“寻根人格”。     

儒学在日本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日本接受中国汉字、儒学、佛教、科技和生产工艺的影响,其社会发展与中国密切相关。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接受中国影响的重要方面。5世纪:儒学传入,加速日本文明进程公元5世纪,中国儒学东传日本。据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15年(公元405年)百济博士王仁应邀到达日本,带去10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712年的《古事记》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是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此后,中国儒学在日本逐渐传播,对其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宗教及艺术等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     

诠释学视野下的儒学研究——试论黄俊杰东亚儒学经典诠释思想

黄俊杰“东亚诠释学”建构目标,以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儒学经典诠释传统为触点和重要理论来源,以日本、朝鲜等东亚其他国家的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为开拓点,以西方诠释学理论为参照,以“经世”为目的,探讨如何在“全球化”或“超国家化”的趋势下,在保留本土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儒家精神作为东亚文明的共同资产与世界文明进行对话。这对于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传统文化研究笔谈——关于儒学现代意义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尊孔”、“读经”、“弘扬儒学精神”之声不绝于耳，似乎一场轰轰烈烈的儒学复兴运动已经开始了，但在我看来事情却未必有这样乐观，道理很简单：在当今社会儒学作为主流文化的现实条件与主体依据都已经消失了，而且重新出现的可能性甚微，因此儒学也就很难重新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那种试图通过复兴儒学来重建中国文化的想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儒学对晚清礼法之争的影响——以伍廷芳和张之洞为考察对象

无论是礼教派还是法理派的修律思想实践都存在继承、运用儒学文化的内容。对儒学文化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促成了不同的修律思想。总体而言，伍廷芳和张之洞都继承发挥了其中“仁”、经世致用等精神。但是，张之洞视儒学为儒教，将其与封建政治紧密结合，固守其中的纲常理论，而伍廷芳则更强调儒学的社会文化意义，弱化其中三纲五常的部分，显得更为开放灵活。在修律中的表现则是：张之洞虽然积极主张并参与变法，但始终是传统伦理法内部的调节；伍廷芳则可以在继承传统法律“轻刑”、“仁爱”等思想的同时吸收现代法律中平等、尊法等内容。     

传统文化在日本企业中的应用——以“以和为贵”为中心

日本企业经营的成功是与他们的企业文化息息相关的，日本的企业文化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日本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以和为贵”，正是因为这样，它才容易被企业员工所接收、认同与信守。     

和谐与仁爱——兼论唐君毅人道主义思想与大学生人际关系建构

“和”或“和谐”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熔铸和造就的精华和首要文化理念。“仁”或“仁爱”是儒家理想中的人格美和社会美的集中表现。唐君毅作为港台新儒彖代表人物之一，毕生以弘扬儒学及中国文化为使命。其人道主义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于利用传统儒家文化的和谐思想调适人际关系，发挥传统文化的当代精神价值，促进个人的和谐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特别是对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全面提升个人素质，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天人合德思想对于儒学道德形上学的理论意义

儒学的主旨就是人学，它对于人伦道德给予更多的切实关注，故其形而上学实质上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儒学从其发轫（先秦儒学）、发展（汉唐儒学）一直到成熟定型（宋明理学），一直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天人合德”。“天人合德”思想为其道德形上学建立了理论基础，在儒学的伦理道德思想之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对“儒教中国”与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千百年来,人们都将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以“仁”为核心,并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中有着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关于人与社会的学说称为“儒学”。传统中国社会深受儒文化的浸润,本文着力研究“儒文化”的形成及衍生过程,提出了“儒教中国”的特征,指明实现“儒文化”同历史文化的整合和促进儒文化的新变革,必然适应我国正在发展中的现代化的需要。     

日本“鼠”民俗的传承及其文化内涵

基于对“鼠”的动物性质及其本质特征的认识，在日本的民俗中形成了关于“鼠”的文化传承。重点分析、介绍日本“鼠”文化的发端及其传承的形态和内涵，阐述其与福运、生殖信仰及有关禁忌的民俗，以期加深对日本民间信仰和日本文化的了解。     

千古华章人为本──儒家艺术精神论纲

如果说“文学是人学”，是以形象、情感、意味表现人的喜怒哀乐，揭示人的生存状态，表达艺术家的审美思想，从而构成对人的把握剖析，那么，从更本质更深速更系统更完善的角度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从人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等外表特征到人的仁义礼智信、忠孝涕廉耻等内在特征上规范着人的个体行为和人际关系．并进而建构了以仁为核心的、以血缘杂情关系推衍至人伦民族国家的庞大而精微的儒学思想和社会体系，成为博大精深的“人学”．正是在“入”的本质点上，文学乃至整个艺术与儒学息息相通，中国文学艺术以儒学思想尤其是儒…     

中国新儒家和日本近世儒学

日本的近世儒学是对以“教”为中心的中国新儒家的认同而开始的，又在批判以“敬”为中心的论调下产生了以“诚”为中心的倾向。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以企业文化为统领做优秀的企业公民——有感于对日本企业考察

近期作者访问了日本一些企业和团体组织,深深地体会优秀的企业文化是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回国后写了这篇阐述日本企业文化与传化企业文化的共同之处的文章,指出正是“社会责任感、共同体、团队协作、以人为本、拼搏进取、学习创新”这些关键词拴注的优秀企业文化才遣就了企业的快速发展。     

儒学在黔西南地区的传播及其特征

儒学是东方传统文化的思想代表，在黔西南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儒学既是该地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背景，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因而使得原有的巫文化与儒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合金性文化。     

“博物馆化”说与“游魂”说——对两种儒学困境观的比较和反思

1960年代美国学者列文森提出的儒学“博物馆化”说认为传统的儒学不仅仅在知识理论上已经无法为现实提供解释和指导,同时也失去了作用于现实社会的能力。列文森认为儒学的“博物馆化”是儒学人文精神与现代工业社会之冲突导致的必然宿命。余英时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儒学“游魂说”则重在反思当代儒学研究与现实生活脱离,从而导致了儒学仅仅成为知识理论化的存在。儒学的人文精神并不与现代工业社会存在根本冲突,恰恰相反,儒学人文教化的精神适足以为解决社会分工带来的异化问题提供文化资源。儒学的复兴必须是学术理论层面的突破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建设同步进行。     

从向秀变节看“名教”与“自然”之争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玄学的一个核心话题。嵇康之死是向秀的学术立场由“自然”转向“名教”的直接原因，政治对学术的干预才是向秀改变学术立场的根本原因。向秀变节是政治干预学术的经典案例和影响儒学发展历程的一件大事。     

利玛窦传教问题琐谈

利玛窦，明末来华的一个传播基督福音的耶稣会士。他针对基督教很难在华传播的现实，巧妙地利用儒学进行传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在客观上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传教过程中，利氏的“合儒”、“补儒”乃至“超儒”的文化渗透思想与当时中国儒学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