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语诗写作与闽南方言——以方耀乾台语诗为例

闽南方言作为台语诗的语言载体和表达手段,是台语诗人表达乡土情怀、展现地域文化的重要依托,也是台语诗区别于其他华语乡土诗歌的关键所在。从语汇、语音节奏和地域文化三个角度对代表性台语诗人方耀乾的创作进行分析,有助于还原方耀乾一脉台语诗的语言特征和意蕴内涵。台语诗并不是"台独"论者的合法化对象,相反,台语诗仅仅是20世纪方言入诗的种类之一,是方言入诗在台湾地区的特殊呈现。     

从上海话的变化看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

上海话近二十年来的变化很明显,其中语音、词汇、语法均有显著改变:语音方面如一些字音的浊声母消失(我)、入声字音节延长(肉、白)、一些字音有两读现象(大);词汇方面如一些俗语词逐步被普通话词语取代(人客、做人家、掉枪花);语法方面如受事主语句显著减少(饭吃了吗)、双宾语句由指人宾语在前转化为指事宾语在前(拨铜钿侬)。本文主要是想说明目前的上海话正进一步失去原来的特点、迅速向普通话靠拢,主张在有关组织积极抢救京戏等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作为海派文化载体的上海话也应该加以保护。     

从《结婚》看师陀的上海叙事

在长篇小说《结婚》中,师陀细致刻画了胡去恶在上海咖啡馆、茶馆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的心理感受和语言行动,展示了其从淳朴本分、到野心膨胀、再到沉沦毁灭的过程,揭示了上海“毁人炉”的特质。在对上海否定性批判的背后,潜在着师陀的乡土情结：他眷恋着乡土的风物,但也批判乡村的落后、愚昧。这就使师陀的心灵陷入了双重危机：既不能认同现代都市,也无法认同自己原本所属的乡土,心灵的漂泊成为必然。     

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

方言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诗人对语言的提炼、纯化,外部势力强加于语言的“雅正”、“规范化”,使得新诗不断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诗因语言整体走向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保持着血缘关系。新诗的去方言化与方言入诗,可以喻之为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现代白话新诗语言维度上的钟摆现象,具体的摆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对新诗语言观念差异性因素的认识。     

现代移民城市客家山歌的传承与发展——以深圳客家山歌为例

深圳前身宝安县（新安县）原有四个民系杂处：客家、广府、福佬及疍家人,其中客家人居多。深圳民间歌谣种类繁多,有客家山歌、粤语山歌、咸水歌、渔歌等等,而以客家山歌最为丰富。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传承发展好客家山歌,要做到＂抢救原生态,精品留后代;创新原生态,吸引新一代＂,同时关注如下几个要素：政府提供平台;发展创意产业;文化精英介入;扶持民间新人;建立新的学术增长点。     

西和山歌创作的民间修辞摭谈

西和山歌创作的民间修辞是西和农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它超越了传统文人修辞的藩篱，紧扣表意，想象丰富，形象生动，烂漫天真，憨态可掬，具有明显的西和农民群众艺术特色，是西和农民群众性格特征在文化上的反映。     

自我突围与方言自觉——论沙鸥的四川方言诗创作

沙鸥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大后方诗坛上诗风独特、影响甚著的四川方言诗人。他通过选择以四川方言入诗作为自我突围、转型的突破口,寻找和确定了属于自己诗歌创作的风格与特色。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诗人用四川农民活的语言来书写大后方农村的凋敝破败与农民的苦难生活,既接续了深入民间、为民代言的传统,也为新诗民间化、大众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吴语处州方言特殊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

吴语处州方言内部所存在的非敷奉母读重唇、知彻澄母读舌头、匣母读如群母、心邪书禅母读塞擦音、声母脱落、云以母读擦音等存古及特殊语音特征呈现自西往东由强到弱的特点,以及部分高频词的词形表现为西部特殊、东部一般(与普通话相比)的特点,与处州境内的基于地形地貌之上的交通、地缘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     

论东阳方言的宾语提前和“过”字句

东阳方言属于南部吴语婺州片。本文以东阳方言中的宾语提前句为研究对象,指出其与普通话的宾语提前句有不同之处。在东阳话里,相当数量的宾语提前句中都包含"过"字,"过"的语义指向有时候指向主语,有时候指向谓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对"过"字句作了重点讨论。最后对东阳方言的语法特点做了总结。     

宣城方言声调的早期形式

通过现代方言比较、连读变调、古文献资料等的处理和分析,运用方言地理学、现代音系学等方法,构拟了安徽南部宣城片吴语的早期声调形式.我们把利用各种方法得到的构拟结果加以对比,发现有很大的一致之处;最后又通过对比周围方言声调的情况,排除了横向影响的可能性,所以结论基本可信.我们为宣州片吴语构拟的早期声调是:阴平33、阳平11、上声55、去声53、入声5.     

从宋室南迁看杭州方言的文白异读

杭州方言是历史上宋室南迁、建都杭州而形成的一支带官话色彩的吴语。通过对南宋临安城内北方移民和土著人口比例的考察,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探讨宋室南迁和杭州方言文白异读之间的关系,可以认识到杭州方言文白异读的研究在汉语方言学、汉语音韵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坡芽歌书的生活文化解读

富宁坡芽歌书是壮族文化的一枝奇葩，歌书的81个符号形象以当地生产、生活中的实物为主要描绘素材，每个符号形象既是独立成章的单体山歌，又一气呵成、联为一体，被学界称为“壮族爱情三部曲”。坡芽歌书虽为情歌，却涵盖了诸多的壮族文化元素，生动反映了当地壮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及稻作文化。     

民俗“镜像”——由宋代风俗画看宋代民俗文化

宋代,皇家院体画和文人画一统格局,但也出现了游离于上层文化世界之外的风俗画,它表现民俗习尚,充满清新朴实的生活气息,深受百姓喜爱。透过宋代的风俗画,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宋代的城市面貌和人文风俗习尚。     

审美人类学视角下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在对原生态民歌和后现代民歌做出比较的基础上,从审美人类学角度,即运用人类学的实证方法从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交流、审美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做出阐释。由此得出,在当代社会,民歌面临一个发展的新契机,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的现代需要在保存其人民性、民族性的基础上着重凸现民歌的现代美。     

论马君武对《缝衣歌》的改写

运用改写理论探究马君武的《缝衣歌》译本,表明马氏基于目标语"主流诗学"和个人"政治意识"对原文本进行了改写,从而拓宽了译本研究的视角,并为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采用变通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试论“坡芽歌书”的符号形象

符号形象是“坡芽歌书”的一个明显特征,“坡芽歌书”的符号形象以叙事和抒情的手法,描绘了青年男女由偶遇到相识,相互倾慕到相恋、相知,最后相约白头、誓同生死的全过程。“坡芽符号”的图案形象具有直观、简明、易懂、易记的特征,便于信息的传递,使不同年龄、具有不同文化水平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都容易接受和使用,因而它在当地乃至壮族村寨的生活中广泛应用。对“坡芽符号”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美术学视野中探寻“坡芽歌书”符号形象的认识价值。     

《宋诗钞》续补编考

《宋诗钞》是清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宋诗选本,其续补编著作凡四种。已佚者若吴之振《宋诗钞二集》所收诗人尚有十八家可考,考察吴氏藏书,其他诸家亦可得仿佛,孙学颜、车鼎丰《增订宋诗钞》可考得其编撰时间与编撰动机。熊为霖《宋诗钞补》具体情况尚衍待细考。管庭芬、蒋光煦《宋诗钞补》现存,然主要抄撮他书,文献和文学价值不大。     

宋代四川方言的韵部略论

由于材料的匮乏,过去很少有关于古代四川方言断代韵部的研究.在对宋代四川几位重要文学家的作品以及其它材料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四川方言的语音系统,并揭示了其语音发展规律.     

嘉善方言音系研究

嘉善县位于浙江省东北部 ,嘉善方言属于吴语苏沪嘉小片。语音上与上海方言较为接近 ,而与浙南吴语差别甚大。计有声母 2 8个 ,韵母 44个 ,声调 7个。两字组连调式 42种 ,音节总数为 977个。语音内部比较一致 ,差异不大。但由于地域或年龄的差别 ,也仍然有一些可为本地人感知的区别     

从女性主义看乐府民歌中的女性风情

俗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有它独有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其中的民歌。但历年来对这些形象的分析与评论都比较单薄。本文着重阐述汉乐府民歌中女性形象健康活泼等与众不同之处,尤其注重从女性角度欣赏这些女性形象独有的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