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

唐代是陶渊明接受史中的重要发展时期,陶渊明的思想和诗艺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唐代许多诗人对陶渊明都有过接受。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因与陶渊明有相同的生活情趣和相似的人生经历,杜甫接受了陶渊明,并在诗歌创作中刻意学陶,形成了自己柔美的风格。在陶诗的传承过程中,杜甫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杜甫诗歌对宋诗的影响

杜诗对宋诗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宋人在诗学观念上推崇杜诗,他们继承杜甫＂诗史＂精神,写出了关心国事民生的诗歌;宋代诗人在诗歌风格上学习杜诗,也注重学习杜诗的诗歌技巧;宋人模拟杜诗,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并集杜入乐;宋人在诗歌创作中经常模拟杜诗题目,有时又以杜诗为韵。     

论杜甫诗歌的人民性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所处的时代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尖锐而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仅造成人民的深重灾难和国家的严重危机,也把杜甫卷入了生活的底层。这就使他有可能描绘出那个苦难时代人民生活的图画。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表现出高度的人民性。     

论张说对诗歌题材的深度开掘

作为初唐渐盛时期的过渡诗人,张说边塞诗和山水诗对诗歌题材深度的进一步开掘,使其起到了接通初唐与盛唐诗歌的津梁作用,进而从另一侧面加速了“盛唐之音”的到来。     

论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

杜甫诗歌高度概括了当时社会历史变迁,堪称诗史。本文从叙事诗和抒情诗二个方面对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进行探析。     

论杜甫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情圣”杜甫辗转一生,其诗歌中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其人其诗又分别被称为“诗圣”、“诗史”。杜甫对各阶层女性的丰富描绘与深刻展现,构成了其诗歌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诗中的女性亲人、女性歌舞伎、上层女性以及苦难的乡村女性形象丰满真实。其进步的爱情观、女性观,亦玉成了其高尚的人格,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敬仰。     

论杜甫诗歌中的喜剧精神

杜甫以其特有的生命活力,通过对神圣的消解、自我的的调侃以及人生苦难因果逻辑的荒诞化展示,使强大的外部异已力量,以一种巧妙的喜剧化方式呈现出来。个体生命也就摆脱了社会人生的重重重压,而可以张扬于自由的心灵空间,因而杜甫的诗歌于悲剧主调之外,又具有了一种喜剧精神。     

试论戴望舒对法国象征派诗歌的“接受”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不仅象征着古老的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崛起,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地汇入“世界文学”潮流的开端。但置于世界性文学交流中的中国文学的主流,既非表现为一味炫耀其古代传统以示其源远流长,也非表现为仅仅以原封不动的照搬、维妙维肖的模仿来发出对异域文学流派、思潮的呼应;而是在“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中显示其自身的当代独创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戴望舒对法国象征派诗歌的“接受”、融化,应得到肯定。在《诗论零札》中,戴望舒说过这么一段话:“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而法国象征派诗歌正是戴望舒“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时,为了有所借鉴而选择的“较合脚的鞋子”。     

论李白杜甫诗歌的盛世悲音

安史之乱前，理想的颂扬与现实的悲慨是李杜诗中两个相互依持的情感向度，后即本所指的盛世悲音，具体内容包括处盛世而发危言、现卖批判、身世悲慨三个方面，这类诗歌悲壮豪迈与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虽然都以悲情为情感内核，但却与衰世悲音的萎靡颓废、轻艳单薄截然不同，分别呈现出刚性之美与沉厚之美。     

论介词“为了”与“为着”的差异

介词为了和为着同属于因事介词,在语义与句法表现上有联结也有分工与侧重。二者在句法表现上的不同分工侧重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的语义处在从目的范畴到因果范畴的连续统之中,侧重于表达目的范畴,而为着则处在从因果范畴到目的范畴的连续统之中,侧重于表达事件行为的原因。     

杜甫对洛夫诗歌创作的影响

洛夫的诗歌在诗的意象化、诗的超现实性方面受杜甫影响很大,其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赠杜甫>、<车上读杜甫>和<杜甫草堂>更是集中表现出杜甫对洛夫包括思想、人格、诗艺等在内的全方位的影响.     

重读李、杜

由于长期受大一统的儒家文化以及伴随封建制度发展而派生出来的封建官僚制度——科举制度的影响,造成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特殊的“从仕”观念。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品格上形成严重的单一性倾向,在社会角色上,由于作为一种权力的话语的拥有者”,具有较严重的“救世主”及“代言人”观念,杜甫不仅是中国古典诗歌“近体诗”,又称“律诗”的集大成者及最高成就者,也是唐以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仕文化”的典型代表,又由于其伟大的诗歌创作成就,其思想影响了以的的历代诗人和作家。李白则是一个例外.他亦以其创作和生活经历,使我们认识到一种另类的文化品格,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游离的分子,从严格意义上讲,李白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他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而言只是一个过客。本文试以李白和杜甫的部分作品及其生活经历,对两位诗人不同的文化品格进行探讨。     

浅探杜甫诗歌语言艺术的时代性革新创造

诗人杜甫在盛唐古典诗美的极致上，继承前人尤其是庾信的艺术手法，致力探索句法、篇法，对传统诗歌语言进行大胆的革新和创造，打破诗歌传统的以流畅性、和谐性、典雅性为特征的古典美感，大量使用叙述倒装、美感对比、议论直露等方式，为唐诗的传统美学标准注入了新的时代性元素，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艺术特色，为后世诗者开辟了新的广阔发展途径。     

浅探杜甫诗歌语言艺术的时代性革新创造

诗人杜甫在盛唐古典诗美的极致上,继承前人尤其是庾信的艺术手法,致力探索句法、篇法,对传统诗歌语言进行大胆的革新和创造,打破诗歌传统的以流畅性、和谐性、典雅性为特征的古典美感,大量使用叙述倒装、美感对比、议论直露等方式,为唐诗的传统美学标准注入了新的时代性元素,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艺术特色,为后世诗者开辟了新的广阔发展途径.     

《钱注杜诗》和《读杜心解》阐释特色之比较

清代前期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和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运用传统阐释观念对杜诗进行阐释。前者力图考辨史实,批驳旧注,后者力图阐发杜甫的＂蔼然忠厚之本心＂;前者侧重＂知人论世＂,后者侧重＂以意逆志＂。两者各有特色而又互补,共同丰富和发展了杜诗学。     

数学理解的社会文化初探

从社会文化角度分析数学对象及其意义的相对性，主张数学对象的意义应是主体基于原型情境问题所进行的有意义实践，依赖于不同主体的表征形式及主体间的交流状况。由此明确数学理解应是主体有意义地存在于数学课堂的方式，既是主体领会数学对象及其意义的行为，又是主体认识自己、建构自我身份的活动。阐述了数学教与学过程中的数学理解分析必须把握个体主体和共同体主体的辩证关系，情境问题的抽样特征和有意义实践的意图性。     

刘敞《左传》学对杜预的批评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于《左传》学多有发明,但其问世后所面临的批评也从未停止。宋儒刘敞治经专尚探究义理,因此针对杜预主“《春秋》为鲁史”、“经承旧史”等说而湮没《春秋》大义深为不满,并责备杜预不通经义、臆断解经,这些批评在《左传》学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论杜诗中的悯农题材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有许许多多关注农耕、忧心农事的悯农之作。在这些作品中,诗人以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将其所处安史之乱前后农夫所遭受的众多天灾、兵祸之苦真实记录下来,并将自己对他们的哀悯、同情与赞许等诸多情感寄寓其中;这与其所继承的重农耕的儒家思想传统密切相关。同时,这一题材的开拓,对后世悯农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杜诗在汉语史研究方面的价值

杜诗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杜诗在研究异体字正俗更替、探讨词语复音化的规律、揭示常用词词义演变的轨迹和弥补大型辞书收词释义的缺漏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