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信息过程的知觉——论弗洛里迪信息哲学进路中的知觉模型

知觉是主体认识外在世界的唯一途径。不同于传统知觉哲学将知觉视为主体与外在世界之间的神秘之幕,弗洛里迪信息哲学进路中的知觉模型将知觉视为数据提供者,是主体与外在世界相互作用的界面。他的综合抽象层次法和行动基语义学提供了一个实践取向的知觉模型。然而这个知觉模型并不能完全解决知觉过程中规范性的突现如何桥接的难题。米丽肯的符号理论提供了相应的补充,将符号功能实现区分为应该实现的功能、符号使用者意向实现的功能和实际实现的功能三个层次。通过自然主义与建构主义研究进路的结合,可以解释知觉过程规范性的产生,为经验知识奠定基础。     

人工智能:统治人类还是服务人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

人工智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人们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和便利的同时,也对人工智能的风险产生了巨大的担忧.人工智能究竟会统治人类还是服务人类?历史唯物主义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思考视角.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人工智...     

移植、融合、还是革命?——论中国传统科学的近代化

对于中国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过渡问题,当代学者持不同看法。这些看法可以归结为四种,“移植”说、“转换”说、“融合”说和“革命”说。“移植”说是最流行的看法。这种看法强调了中国传统科学近代化是移植西学的结果这一特征。刁培德提出的“转换”说强调中国传统科学近代化是“哥白尼转换”。①李约瑟(Joseph Needam,1900-)的“融合”说强调不同文明中的传统科学世界化是一个融合的过程。②席文(Nathan Sivin,1931-)则把在西学影响下,中国17世纪天文学复兴看作一场有限的革命。③这几种看法,就其各自概括中国科学近代化某个方面的特点说,都没有错。我比较倾向用“革命”概括中国传统科学近代化。不管对“科学革命”这个词有多少种不同的理解,“革命”这个词既可     

论知识经济对可持续发展影响的二重效应——兼论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知识经济的有效性

知识经济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二重性的：一方面，知识经济合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性，推动着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知识经济又对可持续发展存在着强烈的负面影响，从而阻碍甚至威胁着可持续发展。因此只有用可持续发展战略来规范和推动，知识经济才有望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对知识经济扬长避短，尤其是克服知识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全球面临的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课题。     

心灵的自然化之路——兼论乔姆斯基的自然主义思想

心灵哲学中对于心灵自然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非还原论、还原论与机能论。但这些理论均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困境。明辨物理与心灵概念的内涵,彻底摒弃各种二元论思维模式才能找到可行的心灵自然化之路。     

对心灵因果性的辩护——论过决定的区分

金在权的排斥论证为非还原的物理主义带来严重的危机,该论证通过说明非还原物理主义所接受的五个前提之间的不自洽,从理论层面否定了不可还原的心灵因果性。面对金在权的质疑,很多学者尝试从前提之一——非过决定论入手,试图解决危机。然而,笔者认为他们的尝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过决定状况所带来的困难。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对过决定状况的定义做出进一步的澄清,从而对过决定定义中的关键概念进行区分。以此说明非过决定论这一前提的合理性有待考量,金在权的排斥论证的有效性也有待商榷。     

单一实在多样变体论——简析柯林·麦金的心灵观

心灵或意识有无广延性或空间性以及如何将心灵或意识纳入自然秩序的问题,是心灵哲学家们争论已久的问题。麦金认为,心灵哲学研究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源,在于我们既定的认知局限性和我们的概念框架存在根本的缺陷。因此,推动对心灵的认识,需要建立新的物质概念和心灵概念,而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物质和空间的本质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建立物质世界一体多样的新图景。     

背离还是确证?——重审卢卡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判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之间的关系是学界争论已久的话题.卢卡奇以总体性辩证法为视角,发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存在总体性辩证关系空场、辩证法外延扩大化等问题,认为这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背离.回到马克思辩证法,基于文本,重审卢卡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判,以"确证说"回应卢卡奇的"背离说",进一步厘清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虚拟现实:网络时代的技术福音?——兼与李湘德、钱振勤二同志商榷

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革命,对迄今为止的人类思维、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仍在产生巨大的冲击和震撼;与此同时,恐惧现实世界和推崇“虚拟现实”的造神运动已经萌芽。本文站在科学人文主义立场,坚信虚实世界的理性边界不可模糊,并对虚拟化的任意诠释提出批判。     

复兴还是衰落?——对巴拉克·奥巴马技术政策的思考

本文主要阐释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技术政策的变化,对几个具体的政策领域如能源和全球变暖、基础设施、制造业、科技教育、互联网与公民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并分析奥巴马将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理解了生命就能理解心灵吗——论自创生生成论的内在局限性

自创生生成论从组织形式与现象学两个维度发展了生命-心灵强连续性论题,提供了一个关于生命与心灵的一般理论.然而这两个维度的连续性都存在内在的局限性.组织形式上,被认为是生命与认知基本组织形式的自创生一方面仍然过于复杂,作为生命的基本组织性质存在疑问;另一方面,将自创生的逻辑无限制地推广到认知系统,存在诸多不足.现象学上,...     

从群落到生态系统:是研究层级的提升还是研究范式的转换?

生态系统概念在群落生态学遭遇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群落概念和生态系统概念实际上均被用于指称基本的自然单元,其差异并不是指涉范围的大小而是看待自然的视角。与群落只将生物作为构成基质不同,生态系统将"物理—化学—生物"要素均作为构成基质,这让生态学命题的构建可以更贴近物理学范式,也为热力学定律成为生态学的高阶原则留下理论空间。但这一范式转向并不彻底,因为对生态系统功能的解释仍然依赖于群落生态学,这也说明生态学并不能用物理学语言彻底表征。     

“人文主义”还是“人道主义”?——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译介论学术著作中的术语翻译

哲学社会科学术语涉及精神领域概念,是“形式”的形式,译名尤其要注意控制词义的不良延伸。术语翻译的首要原则是“名副其实”。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是通过对诸如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低级自我/高级自我、生命冲动/生命控制、人性法则/自然法则等二元对立体的解说,而逐渐阐述成形、区别于其他思想流派的。然而,正是在这些最显豁、最具主题意义的关键术语的翻译上,白璧德著作的中译本出现了实质性的错误。     

库恩究竟是革命家还是改良派?——对库恩哲学立场的反思

库恩究竟是革命家还是改良派?针对库恩1980年代以来的语言转向及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态度,从政治和哲学上对库恩进行的保守解读,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更为真实的库恩形象。     

生产条件与第二重矛盾——论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奥康纳认为,唯物史观的第一重矛盾理论缺乏自然维度。通过自然、文化和劳动范畴的融合,奥康纳建立了以生产条件为核心范畴的第二重矛盾理论,对资本通过危机而积累的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资本积累、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预示了对生产条件进行社会主义式重建的趋势。以第二重矛盾理论为基础,奥康纳反思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以及生态运动的现状和问题,探讨了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证据还是文化?——由韦伯探测引力波实验引发的三场争论

韦伯探测引力波实验前后引发了三场争论:第一场是科学界对韦伯实验的批评;第二场是建构论者柯林斯与实在论者富兰克林对韦伯的失败是取决于证据还是社会磋商的争论;由于二者的争论旗鼓相当引发了第三场关于针对同一事实是否可以有两种并行且相悖的认识论立场存在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认识的一元论者费尔德曼、另一方是多元论者罗森。三场争论实际上是事实的理性与社会性之争,对此朗基诺认为理性与社会性二分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柯林斯与富兰克林的观点都是合理的。     

力量、知识与智慧——论严复科学观的三重维度

中国科学近现代化的直接肇因在于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科学文化的输入。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严复作为清末民初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并形成了主题明确、层次清晰的科学观内容,鲜明地表现出力量、知识与智慧三重维度。严复科学观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为科学本土化实践起到了清扫观念障碍,奠定思想基础的作用。     

何以拒斥社会建构论?——论拉宾格尔对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的回应

社会建构论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观，科学家对此并不认可。化学家拉宾格尔从科学争论的终结与关于科学的争论的无终结的对比、另一种科学是否可能、社会建构论者反对的科学方法到底指什么及这种指责能否成立等几个方面对社会建构论提出了质疑。本文对拉宾格尔的质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评价，并力求作出中立的判断。     

论科技政策背后的利益主体——以美国胚胎干细胞研究为例

科技政策体现了不同集团的利益差别,由于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权衡和妥协,科技政策必然成为它们利益博弈和协调的产物。本文以美国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政策演变为例,探讨了政策演变背后三个重要利益主体(国家、政党和民众)的利益诉求状况,特别对民众主体在科技政策制定中缺乏话语权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论术语翻译的特殊性——兼评《术语翻译研究导引》

术语翻译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研究内容包含多层次,其研究方面呈现多维度。如何把握术语翻译的特殊性,从众多维度和层次挖掘术语翻译研究的价值,总结术语翻译的普遍规律,从而推动术语教育、术语意识的培养等,这些都是术语翻译教材编写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