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婴儿”中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风险及消解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设计婴儿",使人类对自身生命特质的控制日益技术化、便利化,但生命的技术控制亦会引发客观性伦理风险与主观性伦理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设计婴儿"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殊性质以及传统伦理观念的滞后、利益冲突驱动技术异化、社会需求异化致使价值偏向等。基于此,人们可以从"责任伦理"的接受与实践、价值取向的协调、"境遇"考量的决策、"全球伦理"的调控等五个向度出发,规避与消解伦理风险。     

生命伦理的公共论坛: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历史发展及启示

本文探讨不同时期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作用。初创时期,关注人体实验伦理,构建生命伦理准则;发展时期,规范生命伦理议题,提倡科学家责任意识;完善时期,体现公共利益,建立公众参与技术决策的平台。发挥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公共论坛、伦理评估和伦理教育等作用,有助于我国生命科技的和谐发展。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应然与实然:现代技术伦理风险的文化治理能力提升

现代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同时也引发重重的伦理风险。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内蕴着丰富的文化属性,技术主体的文化选择作为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关键,要求利用文化调控技术伦理风险。通过对现代技术伦理风险消解与文化治理能力提升从应然到实然的系统剖析,探求面向现代技术伦理风险文化治理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以此来规约和消解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实现对技术伦理风险的防范。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伦理悖论及其化解之道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引发了全球生物学家、生命伦理学者和社会公众等激烈的伦理论争。反对者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突破了不可逾越的伦理"红线",应当"全面禁止",理由主要有:改写人类进化方式;存在严重技术风险;违背后代自决权;导致人类社会新的不平等;损害人类的"基因完整性"与"人种完整性"。而支持者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有利于探究生命奥秘和促进人类健康,具有科学及道德合理性,应当"全面开放"。面对这一巨大而深刻的伦理悖论,本文提出了"有限开放"的解悖路径,即实现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差异性发展,使之"弃恶扬善",同时,构筑立体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监管体系,为其伦理悖论的化解提供制度保障。     

技术发展与伦理秩序

本文考虑到在技术哲学中“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命题较之“科学负荷道德价值”命题更易被人接受，主要集中讨论技术伦理问题。通过对既有文献的考察注意到当前技术哲学研究正在从一般技术批判转向技术伦理探索，认为现代技术发展目前面临着敬畏生命和生命牺牲、控制世界和世界失控、生活改善和环境破坏的伦理困境，最后提出了在公民、企业、政府和全球层次上构建技术伦理秩序的基本线索。     

论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中危害最大、威胁最广泛的风险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技术带来的技术风险。因此,探讨和研究技术风险及其制造者的伦理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从工程师、现代技术和技术风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推理、论证了工程师是技术风险的制造者。由于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不但需要源源不断的新技术,而且还要依赖现存的技术。为了防范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需要对其进行伦理规约。所以,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只有承担"不制造致毁性风险的新技术"和"减轻现存技术风险"这二种伦理责任,才能减少技术风险给人类和社会造成的损害,降低、防范甚至化解技术风险的发生。     

超人类主义与生物保守主义之争——生物医学增强技术的生命政治哲学反思

生物医学技术具有双重目的:治疗和增强。随着增强功能的彰显,生物医学技术不再仅仅是寻求治疗疾病的健康技术,而成为重塑身体和改造生命的增强技术。更重要的是,生物医学增强技术在分子层面对身体和生命进行深度干预、塑造和设计,由此导致生命政治的转向,且形成了新的分子生命政治,产生了一系列的公众反应,从希望、不确定性到忧虑,引发了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围绕着生命的性质、新优生学的选择、社会自由权利的限度、社会分裂的风险、技术的政治管制等议题进行争论。面对此种争议,应当摒弃简单的支持或反对的伦理立场,国家需要在政策层面规范生物医学增强技术,以确保此技术的负责任发展。     

基因技术背景下新生命伦理的构建何以可能——基于《老子》“反”生命伦理的思考

现代基因技术引发了新一轮对生命问题的关注,人类可能需要重新提倡一种新的生命伦理,以回应基因技术向人类生命提出的一系列挑战。《老子》中蕴含着丰富的生命伦理思想,其中"反"这一范畴,以"相应相成"的动态平衡关系,表明人类未来生命形态的存在可能性;以"生命自化"的运动内在动力,辨别技术干预生命的合理性边界;以"正言若反"的逆向思维方式,启发生命伦理在基因技术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以"复归其根"的生命本根与本质,揭示生命价值真正指向,为新生命伦理的构建提供了理论的可能与现实的指导。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述介

作为一种直接干预人类遗传基因的强大工具,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蕴含了极其巨大的潜在风险与文明忧患。由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极具复杂性与特殊性,不但将引发健康风险、进化风险、遗传风险等生物性风险,且还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风险。如果运用不当,极易造成失控的严重后果,甚至将人类陷入难以拯救的危险境地。基于此,我们应从技术伦理的向度出发,以增进人类的幸福和自由为目的,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增强技术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并设置技术禁区,才能真正有效地消解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所引发的风险。     

论工程风险的原因及其规避机制

工程风险是指影响工程活动目标实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集合。工程风险的原因存在于对工程风险的认知,对工程主客体的判断,工程主体的工程思维,工程活动中的自然、政治、经济、技术因素,以及工程风险管理方法之中。工程风险的规避机制包括经济、法律、管理、伦理等机制,伦理机制尤为重要。规避工程风险的伦理机制应综合多种伦理原则,建立起一种涵盖工程师个人、工程共同体和整个社会的应对工程风险的伦理。     

神经增强的伦理矩阵研究

随着科技对人类大脑的不断探索,神经增强技术通过对人类中枢神经的直接干预帮助人类提升情感、认知、记忆等能力,从而实现人类对提升自我的技术手段的欲求,但作为高新技术,其带来效益的同时也蕴含风险。在这项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前,对其风险及伦理问题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伦理矩阵作为一种新型的伦理评估模式,自提出以来就得到了技术伦理评估专家的广泛运用。本文在介绍伦理矩阵的传统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新兴技术伦理评估的需要,提出了伦理矩阵的整合模式,并将重点用于分析神经增强的伦理评估,以便得出伦理考量的基本结论。     

医疗机器人伦理风险探析

医疗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创新了现代医疗形态,在临床应用、功能康复和智能陪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在人机交互安全性、患者医疗信息隐私保护、医疗责任归属及社会公平等方面产生了相应的伦理风险。反思医疗机器人的伦理风险并最大限度降低和规避风险是正确处理机器人技术与人类发展的解决之道。在大力提倡机器人应用的时代背景中,需要对医疗机器人在负责任创新、主体权利保护、机器人道德能力建构等方面进行伦理设计和伦理反思。     

培养皿中的大脑模型:人脑类器官研究的伦理问题探讨

人脑类器官技术为人类神经系统所特有的神经发育和疾病过程研究提供了具有生理相关性的模型,可用于大脑发育的研究和脑部疾病的预测。然而,这一技术的最新发展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和潜在风险。通过概述由人脑类器官技术引发的意识风险方面、动物“人性化”和能力增强方面、人脑类器官的道德地位归属方面以及隐私保护与知情同意方面的伦理问题,提出道德预防性原则、进行伦理限制和伦理监督、设立特定伦理评估机构以及扩大公众参与和伦理讨论等对应举措,为人脑类器官的伦理治理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人胚胎基因编辑治疗的伦理分析——以CRISPR/Cas9技术为例

以CRISPR/Cas9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引发生命伦理的一系列争论。在应用该技术进行人胚胎基因编辑治疗方面,相关伦理争论集中在其对子女后代健康、人类物种多样性的影响等方面。基于情境主义视角,分析表明:(1)根据CRISPR/Cas9的短期技术缺陷,并不能否定其应用的合理性。在技术成熟稳定的前提下,可以谨慎地进行临床应用研究;(2)临床应用的复杂情境下,对风险和收益进行评估的结果可能不同,据此可以给予不同的伦理支持;(3)以医疗为目的,临床应用该技术可以改变人类的基因多样性。基于群体视角,对该疗法的拒斥有悖个体健康原则。     

汉语生命伦理学的后现代反省

汉语生命伦理学正在经历危机.生命伦理学应是这样一门学科:对人的生命状态进行道德追问;对生命的终极问题进行伦理研究;对生命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裁判与反省;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价值与意义的道德哲学解读.汉语生命伦理学的学术知识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交缠,其学术体制的内部组织、学科发展、学术行动和开拓的规划,都受制于社会权力和利益的关系,加之学科门类的顽固偏见,使其始终处于政治伦理、制度伦理或政策边缘,始终处于医学、哲学与社会科学专门化的边缘.生命伦理学至今没有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科学的方法学训练机制,并由少数人操控学术体制使之成为学术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于局部利益,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     

合成生物环境释放的风险管控

合成生物技术不仅具有广阔的科学价值和应用前景,也带来一些不寻常的潜在风险。合成生物作为一种人工合成的新颖生命形式,环境释放后可能会以不可预知的和有害的方式进化,从而加剧其不确定性的风险。合成生物环境释放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生态风险、人类健康风险和社会伦理风险。厘清合成生物环境释放的风险旨在呼吁审慎戒备的态度以及建构合理的管控对策。     

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及其实践理性批判

贺建奎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引爆了对于科学研究伦理的批判性探讨。从分析贺建奎研究的伦理问题入手,讨论当前基因编辑研究的伦理困境及伦理前路,进而探求基因编辑技术成为未来医疗手段的途径,对维护人类共同体的利益来说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也具有迫切性。深入的基础研究及临床前研究从技术层面上降低了研究风险,而健全的伦理审查制度及监管制度则在进一步降低研究风险的同时也为基因编辑研究的前路铺平了伦理道路。对此问题进行实践理性批判,具有重要的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伦理学意义。     

基因编辑技术治理的三维伦理考量:问题、困境与求解

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的广泛应用会带来多维伦理治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在技术风险、人性道德、社会秩序和治理实践等层面形成四大基本伦理问题，由此造成四大伦理困境：基因编辑技术的不确定性带来安全伦理困境；改变个体道德基础导致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困境；系列伦理失序问题带来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多元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引起伦理治理混乱困境。求解基因编辑技术伦理治理的四重伦理问题和困境，可尝试采取四大伦理策略予以破局：一是用负责任创新的审慎态度对待基因编辑技术，破解技术安全伦理困境；二是做好人性道德本体论的理论创新准备，破解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伦理困境；三是追求制度正义，破解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四是寻求多元共识的伦理治理原则，破解区域自治与全球共治的伦理治理混乱困境。     

从技术伦理视角审视人机聊天

人与计算机聊天是对人与人聊天的形式化描述,形成的是.主体一客体"结构;这种新型的交往关系不能满足成功交往行动的有效性要求,将会引发诸如造成现实人际交往的障碍、对人的情感产生负面影响、使社会伦理和商业伦理面临新的挑战、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等伦理风险,这就需要从社会伦理、商业伦理和青少年伦理等多方面建构聊天机器人的伦理道德规范,以便引领这一技术发展向着正确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