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主义概率论对于休谟问题的“解决”

主观主义概率论对于休谟问题的“解决”陈晓平１．休谟问题所谓“休谟问题”是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对归纳法的合理性提出的质疑；休谟问题也叫做“归纳问题”或“归纳合理性问题”。在休谟看来，归纳法是从已观察的事实推知未观察事实的“经验推理”，因而不可能由完全...     

从经验科学到超验科学——兼论“休谟问题”

基于科学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的不同特点,可以将其分为:经验科学、过渡时期和超验科学。每一时期的科学虽然是弥补之前时期的不足,但同时自身也会暴露出新的问题。这三个时期的科学在特征上既要发掘它们的不同,更要注重它们的内在逻辑关联。从各个时期科学的特征,来分析科学为什么是这样发展的,以及科学以这种形式发展是否存在着历史必然性。除此之外还将从科学发展的角度,进一步对休谟问题做更深层次的讨论与研究。     

关于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康德对休谟问题的解决及其改进

休谟首先对归纳法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并给以否定性的结论。在康德看来,休谟问题的产生是传统哲学自身的缺陷所致,即让人的理智符合经验。康德则把这个次序颠倒过来,让经验符合理智,是理智把因果必然性加到前后相继的两类经验事件之中。这样的因果性属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康德自认为他的先验哲学已经对休谟问题给以完满的解决,然而,许多学者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本文进而把随机性和统计性作为先验范畴,同因果性构成一组。同时提出两条范导原则即普遍因果性原则和普遍随机性原则,并为之进行辩护,以此作为关于休谟问题的康德方案的改进。     

从改革实践谈“方法”——评《方法》杂志

《方法》杂志是今年(1987年8月)刚刚出刊的一本专门讨论在社会实践中各种各样方法的杂志。她是“一本讨论聪明与愚蠢的杂志”,“也是一本教育类的杂志”。对方法的讨论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特别是在当前改革的实践中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人的任何目的都是要由人的实践去实现的,而“如何去实现它”的问题,就是一个方法问题。方法问题是人们在实现一种既定目标的活动中不能不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在我们总结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     

因果关系的存在论转向——从休谟到怀特海

休谟诉诸一种自然发生学的处理方式来为因果关系的合理性辩护,这实质上是意识到了认识论话语体系之外存在的无限性,但是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灵动性与开放性在康德的客观先验范畴体系中遭到窒息。怀特海在过程存在论的视域之中,赋予原因与结果一种内在相关性,从而将因果关系从抽象的认知层面还原到具体的"存在之流"。     

定律的形而上学谱系——从休谟式随附谈起

传统科学哲学中规则系统式定律观与普遍必然式定律观,分别代表了定律形而上学观点的最弱与最强的两端,而休谟式随附可以被看作处于这两端之间。这三者构成的定律形而上学谱系,都首先需要承诺对象及其属性的本体论优先性。可是,这时这一谱系的内部区间划分其实并不清楚。于是,对这三种观点尤其是休谟式随附与普遍必然式定律观的哲学分析就是必要的,并且有可能在结合对实际的科学定律案例的分析后获得一种超出了已有形而上学观念的定律观。     

从“人工根瘤”看百家争鸣

党中央在1956年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以后由于历史的严重曲折,这一方针未能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气氛有所好转,但存在问题还很多。现在我对“人工根瘤”的事例作一解剖,以反映贯彻执行百家争鸣方针的曲折过程及其复杂和艰巨性,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人工根瘤”是人工诱发非豆科植物固氮根瘤的简称。研究者是王曼新同志,他原是南京一工厂的工人。他的研究工作在南京开始进行,得到江苏省省委书记支持,省计划委员会资助,并有几位中年科学工作者参与协作。当时王曼新的研究方法是不公开的,据他以后的介绍,先从豆科植物根瘤上收集根瘤菌菌种,利用磁力诱发入侵能力强的菌种,并用磁场技术将新菌种转移到非豆科作物和蔬莱上结瘤固氮。1981年“人工根瘤”获得成功的新闻首次     

从“非典”、“SARS”看缩略词

关于“非典”这个缩略词的讨论，《科技术语研究》用了两期，而且大篇幅地刊发不同见解的文章。使我深深感到《科技术语研究》的科学精神和民主作风。对从事词汇学或术语研究，都是莫大的鼓舞和促进，更是为汉语言的纯洁、健康而努力的重举。令人鼓舞，可喜可贺!     

从“非典”、“SARS”看缩略词

关于“非典”这个缩略词的讨论,《科技术语研究》用了两期,而且大篇幅地刊发不同见解的文章。使我深深感到《科技术语研究》的科学精神和民主作风。对从事词汇学或术语研究,都是莫大的鼓舞和促进,更是为汉语言的纯洁、健康而努力的重举。令人鼓舞,可喜可贺！借此良机,让我从“缩略词规则”说起,谈点看法,与各位学者、专家共勉。缩略词的现状目前,缩略词存在着四种情况：一是,同一个名词或短语,有几个缩略词。例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有“共青团”、“青年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入世”、“加入世贸”、“加入WTO”;“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冠状病毒非典型肺炎)”有“传冠肺”、“非典”、“萨斯(萨丝、沙斯、沙司、沙士、沙示、痧示)”、“萨斯病”、“SARS”等等。二是,一个缩略词可以缩略不同的名词或短语。例如“非典”同是“非典型肺炎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冠状病毒非典型肺炎病”等的缩略简称。三是,不完整或不正确的缩略词被广泛使用,而得不到规范和纠正。例如“入世”、“非典”、“抗非”(“抗击非典型肺炎病”、“抗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的缩略)。四是,中外文组合的短语的缩略问题。缩略词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缩略词是某些名词或短语的简化形式。由四个以上的字构成的名词或短语,在使用中,感到它比较长,不好读,而且,既费时间又耗费笔墨纸张,尤其是不便于做标题或书名,因而,就采用了缩略的方法,经科学地缩略后,构成新词汇,即缩略词或简称。缩略词的基本特点及其规律性：其一,音节少,多以双音节构成。缩略词汇的这个特点,源于汉语词汇以双音节为主体,辅之以多音节,即三音节、四音节。比如“中国共产党”缩略为“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缩略为“人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缩略为“政协”、“中国民主同盟”缩略为“民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缩略为“北约”、“中国人民解放军”简称“解放军”,缩略词汇也有多音节的,如“计生委”、“海协会”、“欧安组织”等。其二,缩略词中的字词,都是被缩略的名词或短语中的词头、词尾或中心词。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择“共产主义”的“共”字,“青年团”的“青”字,加词尾“团”字,构成“共青团”;或择中心词“青年团”。“对外贸易”,择“外贸”;“对外贸易部”,择中心词“外贸”,和词尾“部”,构成“外贸部”。这里“青年团”和“外贸”是简称。其三,缩略词与被缩略的名词或短语,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说它仅仅简缩文字,而不缩小或扩大被缩略词语的内容。如“四化”,缩略的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也说“四个现代化”。“总政”,缩略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可见,“四化”、“总政”,虽然字数少了数倍,不但没有缩小或扩大被缩略短语的内容,却是准确而不能再简练的形式了。其四,缩略词是人们运用语言文字的工具;因而,缩略词与被其缩略的名词或短语,并存于语言文字中。换句话说,被缩略的名词或短语,不因为有了缩略词、简称而退出语言文字环境,更不失去存在和应用的价值。其五,缩略词和被缩略的名词或短语,各有其实用的场合。缩略词、简称常用于口头和一般文章中,而不用于正式文书和法律条文中。如“中共”是“中国共产党”的缩略词,但会标和文件,不用“中共第××次全国代表大会”,而用“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不用“中共章程”,而用“中国共产党章程”。又如“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略词,立法时,不用“中国××法”,而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中央军委颁布的条令,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条令》,不用《解放军××条令》。国务院各机构的牌子,不用“中国××部”,而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当我国与某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者签署声明、协定、条约文本时,都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六,简称是缩略的一种方式。缩略是对被缩略对象的简化;简称是对被缩略对象的省略。简称是从名词或短语中,选择一个完整的词汇,来集中表达整个名词或短语的内容不走样、不变义。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简称“解放军”,省略了“中国人民”。“非典”是省略了“传染性”和“型性肺炎病”,只留下“非典”二字。在运用“缩略”或“简称”这两种方法处理名词或短语的时候,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既可以做“缩略”处理,也可以做“简称”处理。如果在这样条件下,就要斟酌哪个更符合汉语构词规则,和便于朗读及书写。像“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既能简称为“青年团”,也可缩略为“共青团”;另一种情况是,不具备既可“缩略”,又可“简称”的条件。例如“政治体制改革”,只能缩略为“政体改”,而不能用简称。缩略名词或短语的规则汉语构词法,描写了汉语构成的规律。根据汉语构词法,缩略名词或短语的规则,归纳为下列六条：第一条 必须是一个独立的词汇的规则。这条规则要求,缩略词必须是单纯表达被缩略的名词或短语概念的词汇,不能和固有的词汇重复,是在常用词汇中所没有的。第二条 无歧义规则。是说缩略词只有也只能表达被缩略的那个名词或短语的意义。而不能作别的理解,不能涵盖别的内容和涵义,保证概念清晰、单纯、准确。第三条 信息量相等于被缩略的名词或短语的规则。这条规则要求,缩略出来的词汇,其负载的信息量不得小于或大于被缩略的词语的信息量。第四条 择取字或词的规则。这条规则要求构成缩略词的字或词,必须是被缩略词语中的字或词,而不得出现被缩略词语中没有的字或词。第五条 并列关系冠以数量词的规则。能够被缩略的词语,一般都是名词或是固定词组。如遇到由并列关系构成的短语,就要用冠以数量词的方法进行归纳式的缩略。如“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三个代表”、“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五香”(花椒、八角、桂皮、丁香花蕾、茴香子)等等。第六条 中外文组合的规则。对中外文复合词或短语的缩略,要求外文部分必须是缩写式,不能中文缩略外文不缩写。从而构成中外文都是缩略的汉语缩略词汇。“非典”、“SARS”不可取的道理“非典”是不规范的,是违背了简称或缩略规则的。其要害就是有歧义、不准确。我们知道,所谓“非典型”是相对于“典型”而言的。非典型的疾病,并非只有“肺炎”,也可能有“肝炎”、“皮炎”、“感冒”等疾病。很明显,“非典”不能专指“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冠状病毒非典型肺炎病”。这时的“非典”,就自然而然地泛指所有的非典型的疾病了,“非典”就失去了专用词汇的价值。可见,它违背了“单纯表达被缩略的名词或短语概念的词汇”的第一条规则。由于“非典”失去了专用词汇的价值,可泛指所有“非典型疾病”。人们就可以在“非典型肺炎病”流行时,意识到是指“非典型肺炎病”。人们也可以在“非典型肝炎病”流行时,意识到是指“非典型肝炎病”了,“非典”就成了歧义词。它就违背了“只有也只能表达被缩略的那个名词或短语的意义”的,第二条“无歧义规则”。由于“非典”泛指所有的“非典型的疾病”,其负载的信息量就大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的信息量,违背了“信息量相等于被缩略的名词或短语”的第三条规则。我们再用“择取字或词”的规则对照一下：“非典”是省略了“传染性”和“型性肺炎病”。根据缩略选择词头、词尾或中心词的原则,应选择“非典型”和“肺炎”。依据以上四条理由,“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病”、“冠状病毒非典型肺炎病”正确的缩略词应是“非典肺炎”。“SARS”不是汉语。“SARS”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英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的缩写。勉强读之为“萨斯”,也不见得妥当。“SARS”不具有普遍性,非常专业化,也不符合汉语言的习惯。更重要的是,“SARS”本身表明的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与我国确定的“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病”、“冠状病毒非典型肺炎病”相去甚远。实际上“SARS”并没有确切表明是“肺病”。对策与建议关于“‘非典’是个‘统称’、‘泛称’、‘总称’”^[1]。作者可能没弄懂“非典”是缩略词。笔者觉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倒是“统称”、“泛称”、“总称”。其主张的统称、泛称、总称都是一个意思,是说“非典”并不表达“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病”或“冠状病毒非典型肺炎病”,“非典”本身失去了合理性,就不为“缩略规则”所允许。关于“给SARS定两个名词”^[2],这显然不妥。“SARS”是个工整的英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的缩写,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英文词语。规范词汇有三性：即必要性、普遍性和明确性。如果给“SARS”再定个学名和俗名,岂不是不符合汉语词汇规范的要求了吗？为什么要给符合“三性”的词汇“画蛇添足”呢？关于“词语表意不尽科学的现象”^[3]。不错,在汉语词汇中,确有许多表意不确切或逻辑不通等不科学的现象,所以现代人才指出前人的不科学。其实,后人一直在不间断地规范前人的不科学。比如“救火”,后人就创造了“灭火”。当今生产了大量的“灭火器”,并没有沿用“救火器”,这就是个铁证。“救火”,只是口语中的习惯成自然。笔者相信,这些不科学的词汇,会逐渐被抛弃的。缩略词的混乱现象由来已久。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有：一是命名工作极端滞后。用译意或译音外来词,可以说汉字完全可以满足,不必把西文搬来充当汉字。二是没有爱汉字用汉语的传统美德,崇尚西文,故意不用汉字。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本来文字不多,不用,非用“GDP”,我们的一些高官不但口头讲,还把“GDP”写进红头文件。再如《现代汉语词典》收的百十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都有很好的翻译词,就是不用。三是各行其是的乱缩略,这类乱缩略多出于报刊杂志的标题。因而,旧的混乱未解决,新的混乱又出现,连绵不断。为此笔者建议,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为龙头,联络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新华通讯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等领导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规范词汇权威机构。以《科技术语研究》杂志为阵地,联系语言词汇学专家学者,发表见解,进行争鸣。公布定案的用字词,遏制住混乱,走出一条良性循环的路子。     

从自然辩证法教学看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提高我国科技人员创新能力与转变工程教育理念密切相关,而偏执"工具理性"是理工高校部分师生"创新意识"缺失的思想根源之一。《自然辩证法》案例教学,有助于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结合,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所谓创新意识,是指主体的自由超越性,它以实践哲学的"主体性"为根基,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并赋予价值理性优先地位。为此,应构建"一个人才,两个理性,三个意识,四个特性和五种素养"的工程教育模式。     

海水淡化解决“干渴”问题

<正>联合国新发布的《世界水发展报告》显示,全球用水量已达到一个世纪前的6倍,预计到2050年还将增加20%至50%。目前,超过1/4的人口生活在水资源严重稀缺的地区,可能出现的水荒给人类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海水淡化成为化解水资源短缺的一个重要途径。海水淡化技     

凯西的“第一时刻”及其环境伦理价值——从知行不合问题视角看

有数据表明,尊重自然的观念在现实之中被践行的状况不容乐观。有必要反思其中的知行不合问题。从哲学上来看,这一问题与当前环境伦理工作存在肓区密切相关。凯西的“第一时刻”对人与自然知行合一的原初本真关系有所呈现,并触及上述肓区。研究凯西“第一时刻”与这一肓区的关联有重要意义。这里,首先阐释凯西“第一时刻”的主要内容;进而界定人与自然原初本真及其衍生等三重关系,解析这些关系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中的效用,从而刻画凯西对“第一时刻”探讨的特征,显明上述肓区存在及凯西对之突破的根源;最后以上述思想为基础,揭示“第一时刻”在弥合知行裂隙中的价值。     

从现代物理学看粒子到场的转变--兼评“从现代物理学看构成论到生成论的转变”一文

对“从现代物理学看构成论到生成论的转变”一文中的一些观点进行评析。通过考察和分析现代物理学发展的历史脉络，阐明在现代物理学中物质结构不是发生了“从构成论到生成论”的转变，而是发生了“从粒子到场”的转变，场也是一分为二的。     

从“技术”的概念定义看“丛林效应”

由“技术”的多样化定义出发，引出了认识事物进行定义时所表现的“丛林效应”现象，并给出了“丛林效应”的来源、产生的原因及其判断原则。     

从“技术”的概念定义看“丛林效应”

由"技术"的多样化定义出发,引出了认识事物进行定义时所表现的"丛林效应"现象,并给出了"丛林效应"的来源、产生的原因及其判断原则。     

论“科学研究的哲学”——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视野看

以往的科学哲学,是关于科学的哲学,缺乏关于科学研究的哲学。法国著名SSK学者拉图尔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本文在拉图尔观点基础上,提出了建构一种关于"科学研究的哲学"的主张,为这种主张的成立,论证了:1)区分"科学"与"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2)"科学研究的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内容;3)科学研究与科学实践的关系;4)如何研究"科学研究"——如何区分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5)科学研究的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6)最后指出了"科学研究的哲学"可用的哲学和其他资源。     

从“兵”看军语语义扩展

“兵”是军语中的基本语词之一,其使用频率高,构词力强。依据认知语义学中的隐喻和转喻理论对“兵”的语义扩展认知机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兵”的语义扩展的过程中,语义的辐射型变化交织着连锁型变化,隐喻和转喻从中共同发挥作用,它们是其语义发展的两条主要认知途径。考察“兵”的语义扩展可以为认识军语语义扩展的普遍规律提供启示。     

从“兵”看军语语义扩展

"兵"是军语中的基本语词之一,其使用频率高,构词力强。依据认知语义学中的隐喻和转喻理论对"兵"的语义扩展认知机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兵"的语义扩展的过程中,语义的辐射型变化交织着连锁型变化,隐喻和转喻从中共同发挥作用,它们是其语义发展的两条主要认知途径。考察"兵"的语义扩展可以为认识军语语义扩展的普遍规律提供启示。     

从“语”的指称范围看“语汇”的定义

长期以来,有关“语”的指称范围和分类标准以及“语汇”的研究对象和定义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通过从叙述特征和结构类型两个层面对“语”和“语汇”相关内容进行的重新界定,发现:“语”在语言学中的指称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语汇”之“语”应该取其狭义,“语汇”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语”的总汇,也即一种语言里所有相对固定词组和短语的总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