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视角下的乡土叙事——论葛水平的乡土小说

在强大的乡土文学传统下，葛水平的小说自成一格，对于农村、对于农民有着自己独特的体悟与思索。葛水平立足于民间，站在一个乡村之子对待民间饱含着的深切感情的立场之上，关注太行山区小人物的命运悲喜剧。她对乡土民间的评判标准不是历史的也不是政治的，而是道德的，人性的善恶成为她所营造的乡土社会的最高评判标准。对于底层民众的大爱让葛水平构建了一个的真实的乡土世界，一个充满着浓郁地域风情的审美世界。     

现代性视域下的边缘叙事——八九十年代深圳小说的一种解读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的现代性诉求。深圳小说跟进现实．如实地反映了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移民群体的身份焦虑、生存状况和现代性因感，形成了一种经典的边缘叙事。     

"温"的叙事——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态度

"温"是汪曾祺绝大多数小说一以贯之的叙事态度.它包括:叙事主体的自我定位,以及在此定位之下叙述表现方式和行文方式.     

底层生存的美学建构与大俗大雅的民间叙事——葛水平小说论

葛水平怀着对底层的悲悯之心，把言说和表现的权利交给笔下的人物，展示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生存伦理和命运悲剧，同时，并不回避造成底层生存困境的社会体制的沉疴痼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重建了底层生活的美学意义。作家立足于民间文化立场，从日常化的生活经验出发，用饱满生动的生活细节，来演绎饮食男女的苦乐悲欢，其大俗大雅的民间叙事使作品充满了民间文化特有的诗意想象。     

从阶级叙事到生态叙事--新时期"非人类"小说的个案解读

非人类小说文本因主体性的缺失一直处于匿名状态，因而在新时期写作过程中不断地被不同的修辞方式所挪用。先后被叙述为：阶级矛盾、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对立、生态环保问题等。直到人类中心哲学解冻后，才写出真正属于“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爱与冲突。从对新时期写作不同阶段的文本个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发展演变过程。     

边地意识与民间精神——对《边缘文学》“新世纪力作”的一种解读

由于横断山的阻隔,形成了云南封闭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也因此而形成了人环境中的意识横断,超稳态的化结构,多民族杂居带来的化融合,“慢半拍”的生活节奏和观念意识,形成了云南独特的边地生活和边地意识。“民间”不是专指传统农村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其意义也不在具体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方法,“民间”所涵盖的意义要广泛得多,它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化形态的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从民间吸取生活理想与国家意志所提倡的理想不一样,民间的理想不是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理想,它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     

多民族民间叙事文本"牛犊娶亲"解读

"牛犊娶亲"是我国独有的一个故事类型,在我国汉、满、回等民族中广有流传。故事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复杂的家族关系,通过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悲剧性冲突,揭示了一夫多妻婚姻制度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与恶果。故事以隐喻性构思演示了在家庭内部的生存争斗中,"庶生"子女艰险的生存处境及悲惨命运。故事针砭的婚姻形式以及凸现的善恶有报的道德主题,对今人仍具有警示意义。     

执着与超越——先锋小说的非理性叙事品格

先锋小说具有强烈的非理性叙事品格，这表现在四个方面：神经质、焦虑与非常态的生存世界；性、暴力、死亡本能的狂欢；偶然性与历史的不确定性；浓烈的神秘主义气息。先锋小说对非理性的执着和对理性的颠覆与超越，为文本的创作和阐释提供了独特的艺术价值。     

试论汪曾祺早期小说中人物的内在叙事

汪曾祺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小说大多具有探索性。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汪曾祺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颇深,因此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意识流、象征等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同时在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的探索中所营造出来人物的意识世界有他自己的特色,充满丰富性、内在性,甚至作者以此作为行文的线索来展开叙述,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一套叙述逻辑。     

京派小说民间狂欢的隐形书写

探讨中国伦理的现代性传统,把目光聚焦于那些显而易见的大传统、同时也要关注那些不够显性的隐性的小传统。在中国传统的性观念中纵欲与节欲两种性道德观同时并存、交互作用。但是做为主流的精英文化基本上是将性的功能等同于生殖,认为性享乐是可耻的。而在民间文化的原生态中存在着对性爱的毫无羞涩的向往倾向。     

执着与超越——先锋小说的非理性叙事品格

先锋小说具有强烈的非理性叙事品格,这表现在四个方面:神经质、焦虑与非常态的生存世界;性、暴力、死亡本能的狂欢;偶然性与历史的不确定性;浓烈的神秘主义气息。先锋小说对非理性的执着和对理性的颠覆与超越,为文本的创作和阐释提供了独特的艺术价值。     

汉族民间叙事与因果报应—兼论民间叙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汉族民间叙事有神话、传说、普通民间故事、史诗、叙事诗等多种体裁,它们主要以口头形式存在。也有部分散文叙事作品存在于书面记录中。汉族民间叙事以善恶报应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原动力,演化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信奈的多种故事类型。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妖魔鬼怪构成民间叙事的重要内容。此外,某些民间叙事作品格调低下,宣泄人们的阴暗心理。     

蜕变、逆转中的现代曙光--论苏曼殊小说的现代性品格

苏曼殊小说在民初文坛别开生面,独标一格。它自觉融合了西方的现代观念,以对“人”的关注、悲剧意识的显现以及艺术形式现代转型突破并超越了中国传统小说观念和艺术技巧,隐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性品格,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小说叙事研究的新视野——空间叙事

阐述了人文社科领域内的“空间转向”和小说叙事研究的“空间叙事”的概念及其关系，并对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应以空间的叙事功能为核心问题，还可进行一些空间叙事的形态、视点、节奏等外围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些都为小说叙事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试论咸宁民间叙事长歌的伦理道德观

从三个方面探索了民间叙事长歌的伦理道德观：（1）咸宁众多的民间叙事长歌是鄂南人民“集体无意识”的积淀,是人们天伦、人伦、宗教伦理等的结晶;（2）长歌是鄂南人民信仰和宗教伦理的反映,“儒释道”三教合一是鄂南主流的宗教伦理;（3）长歌是鄂南人民天伦、人伦观念的体现。长歌规范了君臣之道、为官之道,宣扬孝道,人们待人诚信、忠于婚姻等。长歌道德教化功能在于用故事代替空洞的说教以及板着面孔的训斥,另外,长歌贯于借故事述人生,借典故讲道理,借圣贤学做人。     

写实之外——论新时期小说的叙事转型

考察中国新时期小说可以发现,非写实成为新时期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取向,悄悄地改变着文学发展的航道。对于如何建构文本世界,打破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将非写实的因素揉和到小说中,这些非写实的因素挟带着作者特定的意念,带来新时期小说叙事的转型。     

解读闵凡利小说的民间因素

闵凡利的小说有着非常广泛的民间因素。这一因素首先体现在他把关注的视点集中在与中国民间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佛教文化思想上，或凸显极度痛苦之人“顿悟”后内心的纯净与欢乐，或张扬英雄救世的悲悯情怀。其次体现在他总是以社会边缘人的身份，表现那些与主流社会、大众文化有着明显差异的文化传统和民俗风格，讲述平常的底层百姓的故事，以自身对世界的领悟和体验对其生存状况加以美学意义上的编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和追问人类生存的意义，真诚地呈现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对世界的看法。在人物描写上，他运用的是中国传统人物画勾勒线条的粗犷写法，较少肖像与心理的精刻细描，具有简洁、奇崛的民间艺术风格。     

边地意识与民间精神--对《边疆文学》"新世纪力作"的一种解读

由于横断山的阻隔,形成了云南封闭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也因此而形成了人文环境中的意识横断,超稳态的文化结构,多民族杂居带来的文化融合,"慢半拍"的生活节奏和观念意识,形成了云南独特的边地生活和边地意识."民间"不是专指传统农村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其意义也不在具体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方法,"民间"所涵盖的意义要广泛得多,它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从民间吸取生活理想与国家意志所提倡的理想不一样,民间的理想不是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理想,它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     

民间，一种透视乡土文学的新视角

研究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代表性视角有两个：批判国民性的启蒙文化视角和地域文化视角。但二者各有其偏颇。在此意义上，民间，引发出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民间理念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乡土文学从主体意识到文本形态都渗透着民间理念的光辉。     

叙事的颠覆与文本的可读性--施蛰存小说的另一种解读方法

本文认为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在叙事技巧和可读性这两个方面,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某种异趣和新意。叙事中的意义颠覆与由此带来的阅读效果,构成了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而上海作为一个商业发达的消费性城市,直接影响到施蛰存把写作、发表出版及销售经营融为一体的新型创作理念的形成,叙事的技巧性与文本的可读性也由此成为通过形式魅力招徕读者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