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权力道德核心问题简论

公共权力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的需要 ,但由于权力的代行和委托及权力代行者的个人因素 ,权力可能异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需要权力道德来约束权力的运行。“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权力道德的核心问题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权力道德的核心     

也谈公务员精神

公务员精神是一种由多种品质构成的价值共同体。追求公共利益是公务员精神的本质要求,它要求公务员在公共领域作为"公共人"而非"经济人"存在,以公共利益为信仰,以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职业标准;强化责任意识是公务员精神的制度约束,它要求加强作为外部控制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和作为内部控制的道德法则等自律建设,使信仰与责任统一;维护社会公正是公务员精神的路径选择,它要求公务员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指向公共善;培育高尚人格是公务员精神的理想升华,它要求公务员具有鲜明的荣辱观,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具有较高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     

公共管理中“公共性”的伦理实现基础——公共管理主体道德性的研究

公共管理是一种以道德为基础的,为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目的的实现依靠公共管理主体的能动性的发挥以及对公共管理的目标的认识和态度。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性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内涵的实现和实现程度。围绕公共管理的最高价值目标——公共利益的实现,讨论了公共管理的伦理内涵,指出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性对于公共管理伦理内涵实现的基础作用,探讨了公共管理主体为实现公共管理的伦理内涵,尤其是为其最高价值目标的实现应具备的道德性要求。     

当代中国权力道德核心问题简论

公共权力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的需要，但由于权力的代行和委托及权力代行者的个人因素，权力可能异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需要权力道德来约束权力的运行。“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权力道德的核心问题，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权力道德的核心。     

论有效政府的前提:有限政府

有效政府的约束前提和行政生态要求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而要达成有限政府，意味着在社会文化层面上，政府权力限定在公共领域；在经济层面上，政府职能的范围取决于市场的需要；在政治层面上，着重透明行政与权力制约。     

政治转型时期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路径

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一直是人们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政治转型时期,如何有效限制公共权力,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使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协调发展,成为实现政治转型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     

马克思主义公共权力发展理论——公共权力萌芽、异化与回归

公共权力萌芽于维护共同利益的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氏族公共权力被国家公共权力所取代.前国家社会原初公共权力的工具性、民主自治性和道德性慢慢嬗变为统治性、阶级性和强制性的国家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出现了异化,公共权力从社会中产生,但是却反过来却凌驾于社会之上.马克思主义公共权力发展理论认为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要建立新型政权体制,这个新型政权体制要具有人民执掌公共权力、普选制、罢免制、低薪制以及有效监督机制等特征.但是,纯粹公共权力的回归必须要使国家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以及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义公共权力发展理论无疑对我们今天公共权力的行使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试论媒体"寻租"行为对媒介生态的破坏

有偿新闻实质上是一种寻租行为,从宏观层面看根源有二：一是媒体从业者手中握有强势话语权;二是强势话语权寻租社会行为成本极低。治理有偿新闻应采取权力监控、加大寻租成本等措施。     

略论功利的道德二重性

人们在功利问题上的单向思维性,导致了对功利认识的偏颇。这必将对当前的经济条件下人们道德价值取向的确立和社会实践活动带来不利影响。本文从功利对道德的社会作用机制入手,探讨分析了功利道德效应产生的自然基础、社会条件、实现途经,论述了功利致恶的社会原因及功利与善的价值的并不矛盾性,提出了人们在功利的获取上抑制罪恶出现的几点建议。     

亚里士多德关于"恶"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都把善分为两个层次:幸福是最高的、真正的善;其他的事物则因作为实现幸福的手段而成为第二类的善。对于至善他们都认为是没有恶与之相对应的,恶只是与第二类的具体善相对应,恶也就都是具体的、存在于现实中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现至善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德性,德性就是第二类的善,因此,恶就是与德性相对应的人的品质。这样,他实际上表明了,行为以及每人的善恶实际上都在于自己,恶要由行为者自己负责。     

论环境陶艺创作与公共文化的关系

公共文化是环境陶艺存在的一种非物质领域。环境陶艺作为公共空间领域的一种文化形态,其产生是在多元化文化的社会公共需求和协作的方式下,表述共生的民主社会的多样性文化氛围的需要,也就是出于应该由全体公民共同享有的社会权力和艺术资源的分配、利用及管理方面——共同决策和共同协作的需要,使环境陶艺成为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共同享有的具有现实意义的艺术创作的过程。     

现代公共管理及其政府管理职能的改革

公共管理是对传统公共行政批判性地承继、拓展、创新和超越,是在更广、更深层面上对公共资源配置的整合和对公共事务的协调管理。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加快开放和经济结构大调整时期,由行政管理到公共管理的演化,大力加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显得尤为必要。目前,最关键的就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实现这一转变。     

世纪之交官场叙事勃兴的文化阐释

作为一种小说潮流的官场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学场域众多因素的合力所催生。从权力文化层面来说，当政治伦理的崇高性遭致市侩主义以及个人利益的围逼，某些不良的官场风气导致公信力不断下降时，世俗性话语会自然地消解这种异化的权力关系。从消费文化层面来说，求官保位以及了解官场生态的心理，主流媒体没有见诸公众的“坊间传闻”等话语在某种程度投合了大多读者的阅读期待。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官场叙事在提供反腐与呈现上层建筑政党理想等叙事功能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呈现权力非公共使用时的世俗化生存状态。官场叙事从权力、欲望对人和人性造成裂变的形而上角度传达出对转型期社会文化现象的体察与洞见。     

道德的实效性研究

道德作为人类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工具,理应为其践行者带来实际效用。现实生活中,道德实效性的弱化日益凸显,善无善报、恶无恶报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道德权威性的下降、道德秩序的紊乱,影响了道德作用的发挥。要增强道德的实效性,需借助于社会道德控制的有力支撑,通过道德外部控制——道德赏罚和道德内部控制——道德教育的双重作用来实现。     

龚建平"黑哨"案一审判决定罪问题评析

“黑哨”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足球俱乐部和广大足球观众利益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我国足球职业联赛中的裁判可以以准国家工作人员论。“黑哨”行为符合受贿罪的犯罪主体特征,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和":中国古代乐舞的精神主旨

中国古代乐舞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它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产生,然后又因为人类不同层面的需要,实现了向着政治道德主体和审美主体的两次转变.在前一转向阶段,舞蹈具有浓厚的社会功用色彩;在后一转向中,舞蹈艺术独立的审美意识得到了自觉的张扬.而在整个舞蹈主体价值转向与超越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精神--"和"这一思想始终贯穿其中.     

康德重建道德信仰的现代启示

信仰是一种对终极价值的关切。康德从理性出发,把信仰建立在理性本身对超验的渴望与追求之上,并只有在实践理性领域才能达到。道德的最终目的——至善的实现亦是以信仰作为精神支撑的。康德的道德信仰理论对解决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迷惘和道德危机、对我们的伦理道德建设都具有直接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依法治国:一种"合法性"资源

“合法性”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任何权力都有一种合法性诉求,希望得到社会成员的道德认同,进而得到他们的信仰和服从。而在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的党政不分、政策治国的执政方式削弱了党的执政地位和合法性基础。“依法治国”的提出标志着党在执政方式上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合法性资源。但是依法治国决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观念更新、制度创新和程序建设,以此促进党的执政方式的完善。     

沈从文情爱小说创作中的矛盾心理及出路找寻

针对沈从文情爱小说创作中的矛盾心理进行评析,指出矛盾的根源在于自然道德与宗法道德两种相悖的道德评判尺度产生的碰撞。进而认为沈从文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就是构筑了幻想中的彼岸世界,以美与善的标准来写湘西边地人生应然的样子,通过建筑文学乌托邦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试论《三国演义》之"义"

"义"在<三国演义>中是超越一切不同派别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观念而存在的道德评判标准.因此,<三国演义>不仅具备了文学层面的审美意义,更重要的是透过种种"义"之表现来昭示世人,从而具备了一种道德层面上的终极评审意味.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书中所颂之"义"的内涵,可以归纳为忠义、信义、贞义等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