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郭诗人”文章观与诗学观之关系

"北郭诗人"在文章观上坚持"明道",在诗学观上坚持"缘情",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源于他们对"道"的理解。"道"首先是天地人文、物理人情之规律,于是他们用"缘情"的方式表达了对"道"的理解。但是"道"又有伦理道德属性,这提升了"情"的内涵,因此他们在诗歌中又有大量社会化的写实倾向。"缘情"而"节情",构成了他们诗学观的核心。而这又连接着他们的文章观:既强调儒家范畴的文道关系,又在创作实践中对"道"的表现形式灵活多变。对"节情"的认可,使"北郭诗人"纠正了杨维桢的"缘情"观;对"缘情"的坚持,又使得他们不能迅速适应明初"主旋律"的文风。这也构成"北郭诗人"的尴尬与复杂。     

“玉山雅集”与“北郭诗社”的差异性研究

"玉山雅集"与"北郭诗社",以张士诚入吴为标志,先后繁荣于吴中地区。同为吴中文人团体,二者有巨大的差异,表现在三个层面:在雅集方式上,呈现出从"娱乐化"向"文艺化"的转变;在文人心态上,表现为从"纵欲"到"闲适"、从"庆幸"到"无奈"的转变;在诗学思想上,诗人对诗歌功能的理解、诗法与诗体的选择及诗歌的审美风貌都不同。这三个层面相辅相成,既体现了易代之际吴中文人内部的差异性,也反映了吴中文人的整体风貌。     

“新摩罗诗人”与文革地下诗歌的诗学特质

地下诗歌的研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于地下诗歌精神向度的探讨,忽视了地下诗歌自身的诗学特质。地下诗歌中所彰显出来的"新摩罗诗人"这一诗学特质,展示了地下诗歌的"诗人观":即"诗人"是建立一个自我世界的诗人,实践着对自我的启蒙,绽放出了启蒙的宏大主题;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诗人,挺立起现代诗人强健的生命之力;是一个丰富生命的诗人,一种对于人性的全面呈现、人性全面复归的热情期望。并且,这一地下诗歌中的"新摩罗诗人"精神特征,初步奠定了中国1980年代诗歌大潮的气场。     

杜甫诗歌的儒家精神

杜甫是我国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儒生"自命,一生坚持"奉儒守官"。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杜甫形成了积极用世、忠慈仁爱的性格和襟怀。而当他的忠君、济世的仁政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他又变得激昂与深沉、忧患与恻隐。这就使得儒家的仁者情怀与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统一于杜甫的身上。杜甫在诗歌中毫不隐讳自己积极入世的态度和忠君济民的打算;在他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应当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君主应当爱护人民,使之安居乐业,而人民则理所当然地应该忠诚和拥戴君主。儒家思想文化和特定的社会人生际遇使杜甫只能永远是直面现实的伟大诗人。     

诗人何为？——论柏拉图诗学观中的矛盾与中和之道

柏拉图在《伊安》、《理想国》等篇章中审视了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现状,从他的道德主义原则出发对诗人进行了严厉批评,要把诗歌驱出城邦以正视听;同时他又认可诗歌通灵的能力和诗性语言的魔力,希望诗歌以某种方式介入哲学领域,为城邦建设发挥潜力。柏拉图诗学思想中的矛盾是他的政治理想和他的诗人天性的矛盾,艺术与真理合一的构想和实践又体现了柏拉图作为诗化哲学理想先驱的深刻性。     

对20世纪以来“诗缘情而绮靡”说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与传统“诗言志”相对的诗学理论,它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抒情特质。20世纪以来对“诗缘情而绮靡”的研究主要围绕“缘情”、“绮靡”的含义以及“诗缘情而绮靡”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诗论中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展开,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于继承中有所创见。但对“诗缘情而绮靡”说尚缺乏系统全面的专题性研究,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其在诗歌发展史程中的地位颇不相称。     

展示人生理想与黑暗现实矛盾的杰作──试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主题

历来不少专家学者对《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主题作过多视角的探讨，本文试图从诗人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入手，对这一问题作新的探索。笔者认为，《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梦游的形式向世人表露了诗人的心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产生了梦境，梦境寄托了诗人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而人生的最高理想则在于坚持独立人格。因此，展示人生理想与黑暗现实的矛盾，强调坚持独立人格的决心，抒发投身山水自然的愿望及蔑视权贵的傲世之情，这就是《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主题。     

平淡论诗学观之管窥—兼论“滋味＂说与“平淡＂论的异同

在诗学评论中，批评家们都非常推崇钟嵘提出的“滋味说”，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就是“风力”和“丹采”的融合统一。而宋代梅尧臣却持诗歌贵“平淡”的诗学观点。梅尧臣和钟嵘的主张同是诗歌的审美理想但却相反，这乃是源自他们主张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梅尧臣所说的“平淡”更侧重关注人自身内心深处的终极关怀，是一种返观自我的冷静谛视，是人生的一种更为成熟的心态。     

论《孔子诗论》的情性观

《孔子诗论》心理分析色彩浓郁,蕴含丰富的情性思想。其通过剖析诗篇文辞背后的深刻情性内涵,形成了以情性范畴为核心的诗学体系。同时,对诗歌接受者的接受心理也有十分精彩的论述。从诗歌创作时诗人的内部心理世界,到诗歌传播过程中接受者的审美思想情感,《孔子诗论》充分体现了战国诗学情性观之发展。     

论唐湜的“合流诗”主张及其艺术效应

唐湜是20世纪40年代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与诗论家,尤其是他的诗学研究,为九叶诗派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其诗学研究的目标是倡导"合流"的现代诗。可以从诗歌历史、诗歌本体及学术特征等方面对他的这一主张进行一些打量,以便进一步了解这一诗学主张所具有的合理性与诗学价值。     

王船山诗学的主情观

王船山诗学的主情观，在论述诗歌言情要婉转曲折、情与景的结合要关注内在统一，以及要以情为“兴观群怨”的纽带等方面．有其独到理解的阐释和别开生面的新意。它是对“诗缘情”说的拓展和深化。     

气势·厚·化境──贺贻孙诗歌美学述评

贺贻孙是明末清初爱国诗文家,诗歌美学十分丰富。一方面,他从诗歌所肩负的社会道义和时代使命出发,认为诗歌是源于一种“不平之气”,应当陶写“哀怨”之情,进而主张在诗歌中呈现出“吹沙崩石,掣雷走电”的气势美,使“不平之气”一吐而后快;另一方面,贺贻孙又能自觉从诗之本体出发,主张诗歌的“神厚”、“气厚”,高扬主体之神,使诗歌呈现出浓郁、深远、蕴藉美感。同时,贻孙还承续了庄子的“神化”思想,结合自唐以来的境界理论,用“化境”这一范畴标示他心目中的最高的审美理想。贺贻孙是诗学史上丰富论述“化境”的第一人。     

吴伟业与佛禅关系论

吴伟业为清初文坛泰斗,一生留下了数百首和佛禅相关的诗歌,其人其诗与佛禅有着不解之缘。深厚的佛学修养对其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其诗歌表现了一定的空幻意识,追求诗歌的禅趣美,佛禅思想对其崇尚性情的诗学观也有一定的影响。但诗人最终还是未遁入佛门,这和诗人的家庭牵绊,胆小懦弱、举棋不定的性格及"贬官禅悦"的心态等都息息相关。     

论张执浩诗歌的语言策略

张执浩是当下诗坛上一位比较重要的湖北籍诗人,其诗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语言的精到把握。诗人以"梦话"作为诗歌的语言生成机制与突破口,能灵活运用拟人、隐喻等各种修辞来提升诗艺,并注重运用张力美学来调整词语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形成诗人独特的"离心诗学"。张执浩自如地运用各种语言技巧使其诗歌写作日益精进,但并不在语言迷宫里迷失方向,而是注重对汉语诗性特征的开掘。其诗歌写作拓展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     

渴望自由追求理想--对雪莱和徐志摩大自然诗歌的比较

雪莱与徐志摩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们都善于借用大自然来表达自己对自由的渴望,歌颂"美好"理想,反对"丑恶"现象,因为大自然总是赋予他们以无限力量.通过对他们的大自然诗歌进行仔细比较,试图找到中英两国诗歌之间的必然联系.     

当代诗坛的现代主义双子星座——王家新、西川诗作的信仰之维

北京诗坛双子星座王家新和西川以其独特的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向人们呈现了别样的诗歌美学境界.这种独特性体现在他们的诗学及创作带有较为明显的精神超越性和信仰性追求,但是其诗作和诗学思想又具有较为深邃的现代主义风格.因此,作为199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诗人,他们较好地把现代主义艺术创新与神性信仰结合起来,从而接续上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优良传统,又开拓了诗学的新境界.这可谓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汲取神性信仰的价值,以救治文学缺钙症的艰难努力的表现.     

古代诗歌本体论之三种命题

＂诗言志＂、＂诗缘情＂和＂诗达义＂三个理论命题构成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体系框架。古代既有＂言志＂之诗,又有＂缘情＂之诗,而＂言志＂诗和＂缘情＂诗又都包蕴着思想意义,＂志＂、＂情＂、＂义＂是构成古代诗歌本体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命题显示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多元化特点,共同诠释了古代诗歌的本质属性,建构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理论体系。     

论乾隆“高宗体”以文为诗

乾隆诗歌不但数量为中国历代诗人之最,而且特色鲜明,后人称之为"高宗体"。"高宗体"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文为诗,诗歌严重散体化,这与乾隆的诗学思想和诗法取向密切相关。"高宗体"以文为诗引起翰苑词臣应制诗竞相效仿,但对乾嘉诗坛整体诗风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     

浅谈诗词赏析

诗歌是诗人思想的反映,是诗人情感的渲泄,是诗人胸怀的抒发。赏析古诗词应当在了解作诗背景,读懂诗歌大意后,根据诗歌自身特点,用心用情用想像去再现诗中描绘的景象,去理解诗人的思想,去感悟诗人的志趣,去体会诗人的情怀。     

谢榛《诗家直说》诗歌欣赏论管窥

诗歌欣赏批评论是谢榛《诗家直说》诗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谢榛作为一位著名的诗人、诗论家，对如何欣赏和批评诗歌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和观点，诸如从熟读、歌咏、玩味的角度提出其独到的诗歌欣赏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