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冯友兰改造“道”概念之省思——以《新理学》为例

冯友兰通过改造传统哲学中“道”之含义,使之兼具动和静、形上和形下的双重含义。从静态角度看,“道”指向宇宙和大全;从动态角度看,“道”指向大化流行。从形而上角度看,“道”指向事物所依照之理;从形而下角度看,“道”指向事物的生灭变化。冯友兰以“无极而太极”之“而”诠释道,使道的内涵更丰富。冯友兰还将“真元之气”与道家之道进行比较,发现其在“无性”以及不可名状、无形无相等方面的相似性,但真元之气必须依照理才能生成事物,而道家之道却不需要他物便能独立生成事物,这是两者的显著差异。本文从“道”内涵的复杂性入手,多角度分析经冯友兰改造后的“道”之内涵。本文充分肯定冯友兰在改造旧概念和建立新理学体系方面的创举,同时指明其思想内部遗留的问题。     

程颐人生境界理论探析

在儒家那里，道问学和尊德性是统一的，为学和做人是合一的。对宇宙本体的追寻也就是对人生境界的提升。程颐的人生境界理想体现在其道德实践的“自性而行”中。“自性而行”是道德主体的自律命令，体现的是自由意志。而其自由的充分表达是他的“己与理一”的人生理想境界，但是，要实现这一理想境界，却必须有用敬和致知的功夫。     

传统伦理精神在金庸小说中的体现与超越

金庸的作品具有出众的魅力,主要原因在于他将现代创作观念运用于武侠小说,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对传统论理道德精神的沉浸与超越,使武侠小说的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和高度。     

生死·道德·革命——晚清“志士”理想中的个体、社会与道德

在晚清“新学家”那里,“志士”是一种与现代国家相匹配的“新民”,“新民”之所以为“新”,在于其具有了某种超越旧道德、冲决旧伦理秩序的新道德,一种以“群治”为理想的新道德,一种与新的人间秩序相匹配的“公德”。这种“公德”的确立需要两种相反相成的面相：一方面,它首先是一种“舍生忘死”的宗教性的道德情操,而这种超越生死的献身精神,却要以一种新的生死观为前提;另一方面,“生死”问题之解决,似乎又只有超越“生死”、献身大群,使“自我”在新的价值秩序之创造中,最终摆脱“孤绝”状态,才能实现。由此,“志士”的理想具有了双重的义涵,即他首先必须成为一种孤绝的自我,然后才能够使他对自我的超越具有新的宗教性的道德意味。     

冯友兰仁学中的共情思想研究

冯友兰仁学是以其人生境界说为基础构建的一种情感伦理。与世间一切存在“同情”是冯友兰共情思想的道德表征,即人应以相恰切的情感和万物处于“共鸣”状态;“无我之情”是一种利他行为动机,它是按照人的“觉解”高低进行道德判断,并对世间万物所持有的情感性接受;“圣人”是冯友兰关于如何重构一个理想的社会,以及人所“应该”秉持的伦理生活的重要观点。冯友兰仁学以共情为核心,把情感视为社会道德建构的基础。     

论杨万里重建儒学本体论基础的努力与成就

作为一名忠诚的儒家学者杨万里,尽管一直以文学成就著称于史,但其重建儒学本体论基础的努力与成就实际上更为重要。他的儒学本体论基础的建构是：天地自然是一种由元气构成的无意志的客观存在,宇宙间并不存在超越一切的“道”或“理”,但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诚”的推动下,认识和把握天地自然的客观规律,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的道理和法则,《周易》便是圣人认识和理解夭地的智慧结晶,儒学理论也正确地反映了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而且业已经过了历史经验的证明,因而是绝对合理可靠的。     

试论孔子对人生价值的度的把握

“存在本质上即在于规定其自己本身，它是在尺度中达到其完成的规定性的”，一切人世间的事物“皆有其一定的尺度，超越这尺度就会招致沉沦和毁灭”。孔子一生就很好地把握了这尺度。他灵活地坚持“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时、因地、因事地制宜，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准确地把握平衡之点，解决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使孔子在其人生理想实现中处理得圆满美妙，又实现其全身成仁目标，让人折服。     

重身与立身——论儒家“孝”观念在《孝经》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孝”在儒家哲学中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不同时期的儒家文本对于“孝”的阐发有所不同。《孝经》中的“孝”观念,尤其对子女“不毁发肤”（重身）和“扬名显亲”（立身）的要求,呈现了先秦儒家重视人的社会属性的一种“礼义身体观”。在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中,“重身”和“立身”的孝观念不仅对个体道德的生成具有奠基性作用,也有助于个体对生命有限性与不定性之困境的摆脱,以及对叔本华笔下“生存意志”的对抗,从而实现儒家式的超越。观照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中国社会,“重身”与“立身”的孝观念,也有利于个体重返精神家园,有利于中华民族寻找到自身的文化之“根”,进一步而言,若在不拒绝外来文明的前提下并与之共融,再能顾及到人的个体属性,传统儒家的孝文化有望缔结出新的人类文明成果。     

熊十力：哲学与人生

熊十力先生一生致力于求索"宇宙之基源""人生之根蒂",他认为哲学若不谈本体论,'呗u将万化之大源,人生之本性,道德之根本都一概否认"①。熊先生的《新唯识论》建立了博大而谨严的本体论体系,他也一再强调"吾学贵在见体"。但是,熊氏与其它哲学家的区别并不仅在对哲学领域的界定上,而更在于他为何以及如何论证与阐述这个本体。对这个本体的独特诠释,使他的哲学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关注,对生命的高扬。熊氏并不把本体论的构建当作一种抽象的玄思,或是是寻找外在的真理;他更主张本体论应以间接而实质的方式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本…     

从《如心室画记》看刘将孙的师心倾向

元初诗文评论家刘将孙的《如心室画记》一文很明显地反映他文艺观念上的师心倾向。他的“如心说”一定程度上继承并绾合了前人“师法内心”和“师法自然”二义，丰富了中国古代“师心说”的内涵，并且他将这样一种观念贯穿于他整个的文学批评中。刘将孙的师心倾向既受父辈的影响，也有对他们的超越。他的师心言论使他迥异时俗．这也是元初庐陵文风屡受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

“境界说”又是新理学的中心思想,是新理学中最有价值的思想之一。冯友兰认为,人生境界有高低之分,觉解多者,其境界高,觉解少者,其境界低。根据人的觉解程度的不同,将人生境界从低到高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乃是最高的境界。     

苏轼文化“原型”研究

苏轼文化“原型”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原型”意义。在他身上,我们既要看到一个饱经苦难的文化伟人寻求精神超越的难能可贵,又看到封建文化对他精神世界、人格体系的压抑和扭曲;既看到他在皇权重压下的内心分裂,又看到他不屈抗争苦难的整合与超越。对此,本文将作如下几个方面的具体阐释。     

“天人合一”观念在中国山水画中的艺术呈现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绘画重视人的主体意识，提倡主客体的高度融合，使绘画超越了对客观物象表象的描摹，以显现主体内在精神，追求意境的显现。     

新理学美学本体论探析

冯友兰新理学美学对美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并且不断接近审美实际的转变过程。冯友兰早期的“美之理”说并不符合审美活动的实际，他对美的这种本体言说是无力的，及至意识到这种本体言说的机械性和不恰切性转而关注人的审美活动的实际，重视审美对象的独特之处，强调“美是使人有某种感觉底形象”时才真正突显出新理学美学本体论的价值所在。“美是使人有某种感觉底形象”可看作是冯友兰立足于审美活动实际，最终得出的美学本体论见解。     

汪道昆与徽商

汪道昆赋予徽商“以义为利”的良贾形象,从道德的层面上还徽商以尊严,以及他对徽商兴衰成败的关注,都体现了汪道昆是徽商的代言人.汪道昆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家世.明中后期出现了“新四民观”和徽商本身的职业与道德的自觉三个方面的原因.     

小学思想品德教学之我见

小学思想品德课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提高学生明理能力的途径很多,只要我们科学地把握和运用,就能够使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中受到教育,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     

诗学与哲学的共同向度——冯友兰诗学发微

冯友兰的诗学是其哲学的一个部分，他对“诗”的认识与其对“道”的体认具有基本一致的向度。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对冯友兰诗学进行梳理。首先冯友兰认为诗是与情感相关的，诗所写的是具体的情感和事物，但以此所表显的却是情感之“理”，也就是情感之所以为情感，或者说情感的共相和类的特征。传统的比兴手法正可以表显情感之理。最高明的诗能表显哲学的最高本体“大全和道体”，而要作到这一点，诗人必须具有风流的人格，风流的人格也就是人生最高境界——天地境界的审美化。正因为诗能表显理和道，所以诗可以作为一种哲学的言说方式即诗性的言说方式。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言说方式应该和逻辑推理方法一样，成为未来哲学的两大支柱之一。     

论主体性与现代性自我确证之关系

现代性筑基于主体性之上,主体性原则是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起点.主体的自我位移使现代性获得了理性主体和审美主体两个基点,产生了两种现代性的冲突.但是,主体的分裂不足以获得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他者主体性突破了毕尔格的主体场域的封闭圈,从而超越了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使现代性走向了对他者负责的公正的伦理学.     

克洛德的爱情悲剧

《巴黎圣母院》中克洛德的爱欲追求,是主人公从宗教阴影下走出来的积极超越,自我超越和对历史的超越。它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抨击教会的精神禁锢和禁欲主义一致,是呼唤社会文明进步的艺术表现。克洛德的爱情追求,由于他不可能彻底脱下身上的圣袍,难免陷入人性复苏与圣职羁绊的尖锐矛盾。宗教与人性的根本对立,克洛德超越历史的叛逆行为,决定了他的追求既不被民众接受,又为社会观念所不容。他最终不肯放弃救世主的方式,当然得不到爱斯梅拉达的爱情。但是,克洛德以性欲为主的爱情追求,是对人性存在的合理肯定;其悲剧行为,深刻揭示了宗教与自我生存状态的荒唐。其进步意义,不在于克洛德做了些什么,而在于他以什么为起点,他的行为方式对旧社会秩序有一种什么样的震撼。     

理性主义的困惑与迷惘——古罗马文学精神论

古罗马文学是罗马社会存在与罗马人精神历史的反映 ,其中既有对为国家尽义务而自我克制、自我牺牲的理性主义精神的价值确证 ,也表现出因国家理性主义与个体价值的冲突带来的矛盾、痛苦、困惑与迷惘。它既使我们看到了罗马帝国兴盛的原因 ,又预示着罗马帝国的衰颓与分崩离析。但是 ,古罗马作家们只是感性地体验和客观地反映了国家理性主义对个体情感的压抑 ,而不能理性地进行批判。所以 ,笼罩在作品中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困惑与迷惘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