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神仙方术态度辨析

曹植对神仙方术之事的态度,学术界多持“否定说”。笔者认为曹植对此采取了一种基本认同的态度。试图从历史文化渊源、曹植的生存时代状况及家庭影响、曹植独特的人格等三方面论述曹植认同态度的形成原因,并得出曹植对神仙方术之事的态度不是简单地反对,而是基本认同的结论。     

曹丕才非“去植千里”

对于曹丕、曹植兄弟文学成就的评价,论者较普遍的观点是抑丕扬植,认为曹丕文才“去植千里“。笔者辩证地对曹丕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和考察,认为在文学上,尤其在文学理论方面,曹丕比曹植走得更远,更富开创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论曹植的游仙诗

曹植迷信神仙,并非像有些人所说他不相信神仙,或早期信,黄初四年后不信。对曹植游仙诗的评价,目前学术界或否定或肯定各持一端。笔者认为:他前期的游仙诗应予否定,后期的变格游仙之作则应肯定。其艺术成就,本文亦作了初步的总结。     

曹植神仙方术态度辨析

曹植对神仙方术之事的态度，学术界多持“否定说”。笔者认为曹植对此采取了一种基本认同的态度。试图从历史文化渊源、曹植的生存时代状况及家庭影响、曹植独特的人格等三方面论述曹植认同态度的形成原因，并得出曹植对神仙方术之事的态度不是简单地反对，而是基本认同的结论。     

《文心雕龙·诠赋》管窥

《诠赋》篇是刘勰《心雕龙》体论中最为重要的一篇，本拟对刘勰追溯赋体发展史的一系列见解进行评价与阐释；对其将赋体分为“鸿裁”与“小制”两类的合理性与不足处进行揭示。通过解读，认为刘勰的赋体观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诠赋》篇的不和谐性，但刘勰对待具体的赋体作品能坚持艺术尺度已难能可贵。     

对钟嵘、刘勰给予“三张”诗歌评语的疏证

在古代,父子、兄弟同为诗人的例子有很多。父兄子侄的文学创作存在很多共性,世人往往将他们并称。张载、张协、张亢兄弟并称＂三张＂。针对三人的诗歌创作,刘勰、钟嵘给予他们以较高评价。考察、疏证刘勰、钟嵘给予＂三张＂诗歌创作的评语,探究刘勰、钟嵘对＂三张＂评语的得失。     

曹植诗歌中生命价值的体现

曹植是建安时期诗人的代表，文章阐述了曹植诗歌中生命价值的体现，以引用原文和详细解释文字意境这两种方式分析了曹植诗歌中所展现的其对生命意识的追求。     

从“还宗经诰”谈刘勰的通变观

本文试图从刘勰的文学史观及文学评价标准的角度,探讨其“还宗经诰”的实质意义及在此思想指导下的通变观的深刻内涵,并将其置于南北朝特定的背景下,考察了刘勰宗经思想的积极作用。本文同时阐述并肯定了刘勰通变观中的辨证思想对文学创作及文学发展的指导意义。     

论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的笺注特色——兼谈与黄节《曹子建诗注》的比较

赵幼文在选录前贤的研究成果上附着己意,按时间顺序校注了曹植全集。他在黄节《曹子建诗注》注诗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与完善了曹植诗歌的注本,校勘精细,考证详实,使《曹植集校注》笺注特色分明,成为目前研究曹植作品颇为全面的一个注本。     

刘勰论文是否“真正受玄学本体论影响”——与张海明同志商榷

本文针对张海明同志文章中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刘勰论文“受玄学本体论影响”进行商榷.分别从刘勰对玄学的态度,《文心雕龙》的体例结构、《原道篇》的具体内涵,刘勰是否属“缘情”派,刘勰对“才性”问题的认识等方面表明笔者的不同看法.     

江山之助：《文心雕龙》的地理环境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使用了"江山之助"一词,第一次提出了文学批评中的地理环境论.刘勰认为,山林皋壤是影响诗人创作的重要因素,可以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这一理论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时代的、理论的和实践的前提和条件.刘勰的论述非常简略,但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影响很大.     

刘勰乐府观的探讨

刘勰认为乐府是"诗"与"声"的合一,要以雅乐来配歌辞,从而达到观风识礼的目的.对于刘勰的乐府观,后人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解.联系刘勰生活的时代,试图对《乐府篇》作具体的阐释,并与其诗歌观进行比较,从而对其乐府观有一个客观认识.     

从“以意逆志”到“披文以入情”——刘勰审美鉴赏论的产生和演变

刘勰提出的审美鉴赏理论“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指明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主要区别,这一观点成为我国重要文学批评理论的方法。究其渊薮,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开创了读者中心论的先河,《淮南子》、《文赋》进一步阐发,直至刘勰的《文心雕龙》方初具规模,后经钟嵘、宗炳等人努力,终于形成我国独具一格的文学批评标准“味外之味”。     

韵随意谴浑然天成--论《文心雕龙》的韵律

《文心雕龙》有十种基本用韵模式。尽管赞和正文部分的用韵方式不同,但句尾韵是刘勰最普遍的押韵方式。这一特质使得《文心雕龙》批评话语在声音系统上具有回环和谐的旋律美。而且刘勰从不凑韵,往往于意转处转韵,令文气通畅,音韵天然。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新解

刘勰《文心雕龙》的篇首《原道》，历来争论颇多。本文认为，以单一的儒家之道或纯粹的道家之道来解释《原道》，都是不足据的，就“道沿圣以垂文，圣因以明道”一句来看：第一个“道”，当为道家的自然之道，是天道；第二个“道”，实则圣化以后的道，是圣人所体悟的并在文章里表现的道，是道家的天道与儒家的人道的统合。     

刘勰论宋齐文学及文学的古今之变

刘勰论宋齐文学，于泛泛的称扬后面，实际作出了否定性的评价，这在有关宋齐文学的论争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针对宋齐以来文风的讹变，刘勰提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以及“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概括乎雅俗之际”的指导方针，一方面是基于其“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同时也包含了他对文学古今之变的规律性的理解。刘勰的这一探讨不仅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也不乏指导创作的实践意义。     

《辨宗论》与谢灵运对玄言诗的改制

玄言诗以感性形象体悟玄理时，遵循玄学思想方法的“略于具体而究心抽象原理”，即“得意忘象”，自然景物须先通过概括、抽象后才能使之具有玄理意味。谢灵运山水诗虽也述说某些玄理，但其诗中的自然景物则具备鲜明的具象性和充分的特殊性，其理论基础即是《辨宗论》提出的“顿悟”，认为面对自然景物不须经过概括化，一般化的过程就可以“顿悟”玄理，这就是谢灵运对玄言诗的改制。     

刘辰翁评批李贺诗探析

刘辰翁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第一位评点大师，同时又是第一个对李贺诗歌做全面评点的诗评家，极具代表性与时代意义。文章详细论述了他评批李贺诗的显著特点，并对这些特点的成因做了探析，全面展现了刘辰翁诗歌评点的特色。     

晋籍干部与解放战争时期伏牛山东麓县级人民政权建设

1947年8月,陈谢大军南下豫西,大量晋籍干部随军南下。在陈谢大军成功开辟伏牛山东麓解放区后,晋籍干部广泛参与了新解放区的地方政权建设,而在县级政权中,晋籍干部更是起到了骨干作用。他们在组建地方政权和武装,开展土地和支前工作,发展解放区经济文化事业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促进了解放区的巩固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