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朝民歌对南朝文人诗的影响

南朝民歌对南朝文人诗有较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南朝文人诗的通俗化倾向。文人大量拟作民歌,诗作中注入民歌化因素,在诗歌的主题、语言、情调上向民歌靠拢。其成因主要在于当时统治阶级的好尚、及时行乐的社会思想观念以及当时的文学观念影响。正因为如此,文学史上才出现了一种新体诗——宫体诗,且成为绝句形成的标志,推动了文学进步的潮流。     

巴渝《竹枝歌》与文人拟作的《竹枝词》

被誉为“诗之《国风》，辞之《九歌》”的《竹枝歌》，本是巴渝民歌，它盛行于唐宋时期，以刘禹锡为代表的唐宋文人学习，拟作的《竹枝词》，对民间《竹枝歌》进行了艺术的提升，使之在唐宋诗中别具风韵，《竹枝歌》在民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灵活变通性，它在传承和不断变异，以适应新的社会生活需要，《竹枝歌》展示了巴渝人民的文艺创作天才。     

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刘禹锡《竹枝词》研究——兼论文人竹枝词经典化历程

竹枝词本为流行于西南民间的祭祀歌曲,总体风格哀怨凄苦。经中唐诗人刘禹锡的创造性“改写”,原本粗糙哀怨的民间竹枝词逐渐发展为文辞高妙、活泼流畅的文人诗词。宋元、明清诗家对刘禹锡《竹枝词》均作出了高度评价,对《竹枝词》也多有拟作,并使其从巴渝地区逐渐流传至全国各地,文人竹枝词的经典地位也在这一接受历程中得以确立。     

自然脱俗意境高远——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隐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颇带传奇色彩的人物，《归去来兮辞》是一篇在历代文人中有广泛影响的奇文，北宋的一代文宗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这个说法虽然有些偏激，但也说明后人对这篇文章的推崇和它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这篇文章所以受到后人的推崇和     

论南朝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

南朝民歌缘情绮靡，它在内容题材上以描写女性爱情为主，艺术手法精致，风格清丽活泼，形式上以五、七言四句为主等特点无不影响着同时代以及后来文人诗作，主要表现在当时的文人拟作、宫体诗和随后的隋唐文人诗作。南朝民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绝句和律诗的发展。     

汉乐府神仙意趣摭谈

汉代昭显神仙意趣的古乐府,可分为贵族、民间和文人三类,它们主要分布于郊庙歌辞《郊祀歌》、鼓吹曲辞《铙歌》、舞曲歌辞以及相和歌辞中。因为帝王对神仙信仰的倡导,汉乐府通过对神仙形象的刻画、对人仙同游场景的描摹、对神仙生活的艳羡等,表现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列仙之趣,并对六朝游仙诗和文人乐府产生了重要影响。     

复合形容词谓语句「～をしやすい」的成立条件

日语的动词连用形后加接尾辞"やすい"时,构成复合形容词,表示动词的动作进行得比较容易,或者是具有某种倾向。复合形容词也属于形容词的一种,因此接续、活用与普通的形容词相同。所以,当复合形容词出现在句末,构成形容词谓语句时,之前的格助辞通常用"が",但是使用"を"格的例句也经常出现。甚至有的时候,两个句子除了格助辞分别是"が"和"を"之外,其他地方完全一致,即所谓的格助辞交替现象。本稿通过对报纸及小说的常用例句的分析,试从构文论的角度并辅以意味论的观点,总结出决定格助辞交替的要因。     

王弼易学中的"情志"论

与汉易重视"天道""天象"不同,王弼易学的重点在于"人事".王弼之所以能够对《周易》卦爻辞的"人事"做出新的诠释,得力于其对"情志"概念的灵活运用.根据其"情志"论,卦爻辞中关于人之行为活动的诸项内容被还原到主体情志的层面,获得了内在性的理解.尤其是卦爻辞中所包含的告诫之辞被转化为关于主体如何根据义理来改变自身情志或顺...     

《周易》"辞见情伪"论析

在<易传>论"辞"的内容中,"圣人之情见乎辞"树立人文创造活动主体的典范,而"辞见情伪"说,更具有创作主体论中情感修养论的指导意义.与"辞见情伪"说密切相关的修养说,则是<易传>中的"易其心而后语".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未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

<正>这句话的原意是:其只见初爻时难以知晓,其上爻出现时则容易知晓,因为具备了卦的本末。初爻之辞以拟事物开端,上爻之辞则象征事物之结局。这段话主要讲的是"初爻"和"上爻"的性状、关系、喻义。首先,"初爻"和"上爻",分别代表事物的开始与结束,也可以理解为原因和结果、征兆与结局。一头一尾、一本一末,抓住两端,是我们断卦、卜卦、用卦的一个重要方法。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现代汉语"Ⅴ到"与"Ⅴ进"、"Ⅴ见"、"Ⅴ在"、"Ⅴ着"结构的比较

通过对“V＋到”结构同“V＋进”、“V＋见”、“V＋在”、“V＋着”等相关结构的比较，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力求为语言使用者提供最佳选择，同时也对相关问题提供了方言方面的佐证。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浅议“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与“中国设计”

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以及与世界制造业的差距,指出中国的设计师应＂为中国制造而设计＂,从而使＂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最终实现＂中国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