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分阶级和消灭剥削阶级的标准能够等同吗?

<正> 为了加深对华国锋同志关于当前我国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的理解,不少同志对划分阶级和消灭剥削阶级的标准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一些同志认为,划分阶级和消灭剥削阶级的标准是统一的,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标准,消灭剥削阶级的标准也应如此。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本家阶级,当他们失去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三个剥削阶级就应该说被消灭了。有些同志甚至认为,时隔     

试析“多余人”奥涅金和毕巧林的形象特征

“多余人”是19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中的独特现象。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虽然教称“多余人”,但由于存在的主客观原因不一样,他们本身及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不同。作为早期出现的“多余人”,奥涅金和毕巧林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反抗着他们生存的那个社会,同时他们又无法摆脱他们作为贵族阶级的本性。     

林彪为什么在“反粒子”上大做文章

否定矛盾斗争,反对社会变革,是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分子的共同特点,古今中外,没有例外,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 两千多年前,孔老二为了复辟奴隶制而扯起“克己复礼”这面破旗时,就把骗人的中庸之道作为最高的“德”,妄想使一切都合于奴隶制的规范——     

“文郎国”考辨

越南古代史的问题很多,其中“文郎国”的虚实就是需要探讨的问题之一。古代交趾,今越南北部有无“文郎路”?过去和现在,研究越南国家历史的史学工作者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越南古代史上有个“文郎国”,并且这个“文郎国”又是在距今四、五千年前越南进入阶级社会时最早的国家。另一种持相反的看法,认为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条件下,不可能出现“文郎路”。“文郎”之名,也不过是原始社会后期的氏族、部落组织而已。笔者是主张第二种意见的。为了弄清“文郎国”的真伪,正确地阐明越南古代的历史。以上那一种说法符合历史实际?本文举要加以考辨。     

马恩对空想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改造

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权”口号以及它所包括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等等。在批判中予以适当地肯定，在肯定中加以科学的改造。真正的自由不过是巨大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平等是相对的，“无产阶级平等的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民主总是和专政同存，“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备的民主制”，“在共产党主义社会里，民主将变成习惯，消亡下去”。平等、民主和自由，不能等同视之。平等是相对的，民主要消亡，只有“自由”的本性决定了只能属于共产主义社会。     

简论“道德滑坡”

“道德滑坡”现象不容忽视。“道德滑坡”的主要原因:一是价值观的“错位”;二是执法不力;三是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和市场机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四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滞后和政治思想教育的乏力。而解决“道德滑坡”问题,促进道德进步的主要途径应该是:一、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本质教育;二、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分析,以发展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三、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四、加强道德建设的法制化;五、严惩腐败;六、建立,健全“扬善惩恶”机制;七、加强执法力度等。     

浅析玛格丽特·米彻尔的“飘”

作者通过小说“飘”的主要人物郝思嘉，展示了南方奴隶社会走向崩溃；奴隶主阶级和种植园经济灭亡过程的同时，对旧南方的道德表现出一种既情感化又很实际的矛盾复杂态度。     

林彪的“民富国强”与孔丘的“富民”说

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丘“克己复礼”,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疯狂地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全面进攻。所谓“民富国强”的谬论,就是林彪一伙实现“克己复礼”的反动经济纲领。 林彪的“民富国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它渊源于两千多年前孔丘的“富民”说。林彪自称“坚信马列”,但马克思逝世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列宁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他偏说马克思、列宁“离我们太远”,而孔丘离我们两千多年,林彪倒把孔丘的那套破烂奉为金科玉律,极力兜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林彪和孔丘都是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林彪要搞反革命复辟,就自然要向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孔丘求经学道。同时,孔丘的“富民”说颇具欺骗性,很适合于搞反革命活动的需要。我国历代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如曾国藩、袁世凯、     

正确评价周西成

马克思主义经典大师们“决不以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但他们从不低估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历史作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历史条件下也能起进步作用。有的是在国家、民族受侵犯时进行抵抗,其积极活动不仅代表了本阶级,而且代表了整个民族;有的是感到本阶级没落而力图振作,力图改革,从而对社会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也有的虽属没落阶级,但在科学文化等领域做出重大贡献。这些都不能因为其阶级属性而否定他们的“杰出”。     

“发明四声”辨

有些学者对“发明四声”说法提出批评,认为汉语的＂四声＂不是任何人所能发明创造的。然而“发明四声”又被语言学界许多学者所普遍接受并继续使用。这对矛盾是由“发明”的古今词义的不同造成的：“发明”在古汉语中是表“发现”义,在现代则是表“创造”义。因而,在古代“发明四声”说法是正确的,现代学者继续使用“发明四声”则是由于仿古文写作和习惯用法的原因。     

“生教生”引入一类模式数学教学实践初探 ——以西昌学院初等几何研究课程为例

一类模式彝族大学生汉语水平较差、基础知识较薄弱、自主学习意识不强,这给一类模式数学的教学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如何有效提高一类模式数学教学的质量,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以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的一类模式数学教学为例,通过引入"生教生"教学模式,力图将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工作中,以此解决一类模式数学课堂教学中的问题,为高校一类模式数学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实现课堂教学模式的转型,提升教学效率和效果。     

"自由意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自然"概念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往往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席上来加以评判,对"自然"概念的认识亦是如此,他们大多把"自然"与"蒙昧"、"动物本能"联系到一起.然而,卢梭作为启蒙运动思想界的一只奇葩,却从人性完满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精心的预设,他把"自然状态"视为批判现代社会腐朽与堕落的参考系,把"自然"视为人性完满与和谐的终极依据.卢梭在"自然"概念中添加了"自由意志"与"可完善性"的特质,并且更多地把"自然"与"自由意志"的概念联系起来,但是,在人的"自然本性"与"自由意志"之间他并没有偏向任何一方,而是使双方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口传文学的编创律则——以“调山歌“为例

因为有"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这样一个盖棺论定的结论,所以原本很复杂的口传文学编创问题也就很少有人涉足了.试以吴语叙事山歌歌手广泛采用的"调山歌"为例,深入口传文学的本体世界、探讨其编创规律,并提炼出表演中的动态编创、套式化编创、节点编创等口传文学的三项基本编创律则.     

文化“解禁”与新生代电影的多重面向

回顾新生代导演“解禁”后的五年,置身于独特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与复杂的国际语境,新生代电影创作出现了新的、具有多元化面向的作品。新生代电影“主流化”之后采取奇观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与此同时,“先锋”艺术家代言“民间”的底层叙事冲动遭遇挑战。更重要的是,新生代电影的国际旅行面临“文化领养”的陷阱。“解禁”后新生代电影的国际营销策略应当对此种后殖民症候保持理性反思。     

论佛教众生平等思想与佛教生态伦理思想之关系

佛教众生平等的伦理思想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同时更深刻地阐释了所有存在的本性上的统一性,揭示了人和自然在佛性上的内在一致性,进而使得人类能够以一种万物一体的情怀去关照自然。爱护自然,因而佛教众生平等的伦理思想成为佛教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     

揭“斯芬克斯之谜”——人的本质探索

本文对人的本质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对“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作了较系统的阐发,既回答了“总和”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又剖析了作为具体的“人”的特殊的活跃本质。文章还结合实际探讨了科学地理解人的本质的意义。     

论道德的"刚"与"柔"之辩证统一性

道德不是软弱的化身,而是"刚"与"柔"的辩证统一体.其具体表现为道德选择的自主性与道德义务的强制性的统一;道德动机的随意性与道德评价的客观性的统一;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与道德教育的外在性的统一.     

儒学"人格"的发展与影响

儒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儒学文化的“人格”演变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中的“人格”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前儒学时期是“自然人格”;儒学形成时期是“理想人格”;儒学发展时期是“神化人格”;儒学教条化时期是“工具人格”;儒学解构时期是“批判人格”;后儒学时期是“寻根人格”。     

董其昌“文人之画”观念辨析

[]?董其昌开列的“文人之画”的系谱以及他的“南北宗论”与他的同时代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两个标准在他的系谱中起到结构性的支撑作用,一是师法造化,二是以画为乐.有此关口,“多寿”之说也成为他对绘画的一种极具个人性的表达.董其昌以个人的趣味和体悟重新结构绘画发展的历史,体现了他自开堂庑的雄心.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资源利用与环境对策

本文对青海省三江源上游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自然地理特点经过认真分析,认为丰富的水资源和高原独有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是保护区内的优势资源和目前可利用资源,同时认为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气候变化以及生态环境恶化是目前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从而在认真分析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归纳,提出了今后应针对性采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