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断案思路初探

现实中法官审判案件是对法律正义、社会效果等因素的综合权衡,与传统三段论模式存在较大差异。法官的裁判解释本质上是法官进行价值衡平的过程,是法律解释的关键。法律解释方法与法官审判时考量的因素之间存在差异,应当区分开来。在充分发挥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还应强调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效约束,法律原则、司法解释和程序性条款都将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司法机关的判决会影响到法治进程,法官作为真正的法律实践者,应起到有效调控法律与现实的作用。     

立法解释与具体应用解释的区分标准

我国在长期的法制建设过程中逐步确立了立法解释与具体应用解释并存的法律解释体制,但因其区分标准的模糊等原因导致具体应用解释长期变相"承担"了立法解释功能,从根本上违反了我国《宪法》与《立法法》所确立的法律解释权限,应从本质属性、适用范围、解释方法与解释的规则等方面确立立法解释与具体应用解释的区分标准。     

浅析中国法律解释的体制

法律解释体制是指国家法律解释权限划分的制度。我国的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为核心和主体的各机关分工配合的法律解释体制。法律解释对立法补充有一定的作用,但在法律解释主体方面、法律解释特别是司法解释的严重立法化倾向、不同法律解释间的效力关系不明确方面也存在一些冲突,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完善法律解释制度,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案不同判问题反思——基于法律适用的视角

在民事诉讼关系中,司法实践可能对同一案件存在两种不同的认定标准,即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由于法官找法、法律适用、法律解释的不同,难免会产生司法裁判的差异。尽管在民事裁判中采用"高度盖然性"的审判标准,但对该标准的适用应尽可能符合法理原理,应以法律价值、法律目的、人权保障、案件公平为指引。     

判决概念的法理分析——两种意义下的判决观

对于判决概念的界定是理解判决理论的前提。我国传统诉讼法学理论将判决解释为法官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决定,这种解释忽略了法官在得出结论之前的推理和论证的重要性。只有从实体和程序两种意义上进行分析,才能科学地认识判决的内在规定性。实体意义上的判决观着力于判决之于当事人之间法律争议的效果,而程序意义上的判决观则强调判决是法官将既定的法律规范涵摄到案件事实并得出结论的过程。     

法官司法能力探析

法官司法能力是指法官运用法律解决和处理各种案件的本领。法官司法能力的内涵即是法官运用法律解决和处理各种案件时应该具有的能力类型,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的能力。法官司法能力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我国法官司法能力建设的目标应是精英化,即培养和造就“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官。     

关于法律解释的原则与方法的几点思考

社会的发展让人们逐步认识到法律解释的重要性,对于法律解释的定性存在着法律决定论和法官主观论两种对立的立场,由此又导致了原则与规则适用的不同,为了解决疑难案件,就要进行必要的法律解释。法律解释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有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性解释以及其他解释。     

论法官回避制度的完善

法官回避制度,是为了消除当事人对法官中立性抱有的怀疑而选择中立性法官,保证法官能不偏不倚地作出裁判,保障诉讼公正的制度。从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回避对象、事由、程序操作等规定来看,此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我国应重新界定法官范围,从适当扩大法官回避对象、细化明确回避事由、增设法院依职权裁定回避的方式等方面来保障法官回避制度的实现。     

试论职业法官思维特性

法官的职业法律思维，是指法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通过逻辑推理，正确理解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法律规定，切实领会有关法律规定的价值取向、精神实质和立法目的，并在此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处理社会纠纷的能力。本文对职业法官应具备的思维特性进行探讨。     

浅论法官面对法律漏洞的释法

法律漏洞是一客观现象，没有法律漏洞的法律秩序是不存在的，再完美的法律都无法完全避免疏漏。本文通过法律漏洞与法律解释的基本内容，法官面对法律漏洞的释法存在的基本问题，旨在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     

论我国行政监察机关调查权的若干问题

监察机关调查权是行政监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权限.本文对中外监察机关调查权作以比较,阐述了我国监察机关调查权立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应设立独立的行政监察调查权主体,完善行政监察调查措施,扩大监察机关调查权限,密切<行政监察法>与其他法律的衔接.     

加强法律推理在审判实践中的运用

法律推理作为逻辑学界和法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推理的作用日益突出,审判中法官正确恰当地运用法律推理无疑能够增强司法判决的一致性和正当性。对法律推理的深入研究,特别是与审判实践紧密结合能够使法官加强法律推理能力及运用逻辑思维进行理性、科学的司法裁判。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法律推理,会对法官裁判案件大有帮助。但目前,我国的法律推理研究还不够深入,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与法官裁判活动的结合不够紧密,未取得令人乐观的实质性进展,加强法律推理在审判实践中的运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论司法中法律漏洞之弥补技术

司法作为法治体系中一重要环节,对解决社会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有着极其重要作用,司法的功用不言而喻;法官作为司法的主体在适用法律中又往往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法律漏洞＂就是其中的难题之一,但我国法官在填补法律漏洞中的表现并不乐观,于是如何发挥我国法官在法律漏洞填补中的积极性就成为思考之对象;至于如何应对该问题,又需要从立法、司法等各个层面来进行回答,本文试阐述之。     

法官如何思考——法官意识形态的选择困境

司法克制主义与能动主义是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必然面临的司法哲学模式。司法克制主义,由于它表现出的对法律规则及其意图的尊重,使法律有了相当大的可理解性和预期性,得到了广泛的尊崇;而司法能动主义表现出的最大限度地追求个案正义、弥补立法不足等优势也得到了众多支持者的垂青,于是这两种模式的激烈碰撞将法官带入了选择困境。在我国法治建设中,法官应秉持一种温和的能动主义的司法理念,以更好的实现法治,追求正义。     

“法无明文规定”下的民事审判——论修补“法律漏洞”的裁判制度

从民事诉讼裁判的视角对＂法无明文规定＂下的民事审判问题进行研究,说明＂依法审判原则＂的发展和法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修补法律漏洞的必要性。通过对修补漏洞的方法、意义和制约因素的阐述,找出我国民事审判中法官通过修补法律漏洞进行裁判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确立＂法无明文规定时不得拒绝审判＂的原则,全面提高法官的素质,充分支持法官修补法律漏洞从而进行判决的行为,尽力保证司法的独立性,着力提高司法的威信力。     

论目的解释之基本内涵

目的解释的目标是实现法律文本意欲实现之目的,而此目的是建立在文本作者意图与法律体系之意图基础上的.目的解释通过有机融合法规之主观目的与客观目的,能够为法官对所确定适用的法律规范提供有力的证成.融合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目的解释,可以有效避免主观目的解释学说与客观目的解释学说单独适用时的偏颇.     

从一个案例看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及方法

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合同纠纷案件需要进行合同解释,但因我国《合同法》对有关合同解释问题的规定过于概括和模糊,导致合同解释的随意性很大,这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和确保司法公正不利。在合同解释中,法官及仲裁人员应坚持以＂理性第三人＂为判断分析的立场和标准,以公平、正义及诚实信用等原则作为分析判断的基本原则,并正确运用合同解释的方法。试从一个案例入手探讨司法实践中的合同解释问题。     

试论合同解释原则在审判实务中的适用

合同解释制度是我国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加入世贸后的中国正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合同在市场经济交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合同真实含义的理解常常出现差异,从而容易形成纠纷。因此而产生的纠纷要求法官或仲裁员对合同进行解释,以做出正确裁决。法官和仲裁员如何才能充分发挥合同解释原则在审判实务中的作用,是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习惯法源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

我国《民法典》把习惯确立为法源,但司法裁判中习惯的适用与其法源地位仍不相称,主要表现为习惯的法源适用与作为释法说理的理由没有区分、习惯作为裁判的直接依据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和程序保障。作为法源的习惯指的是事实习惯,它本来不具法律性质,其法律效力来自法律授予和法官适用行为的结合。法官对习惯的查明和审查应是适用过程中的重要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应对习惯法源的适用方式、适用步骤和效果评估等作出程序上的指导性规定。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权

司法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基础和前提，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应能保证刑事诉讼法的正确实施。基于此，本从法理学的角度，探索了现行刑事诉讼法解释在解释主体和解释权限方面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以及对刑事诉讼本身的影响，提出了完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权的具体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