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为历程中的抉择与责任——爱德娜的存在探询之一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经典《觉醒》蕴含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等哲学理论,诠释了主人公爱德娜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创造,实现其＂自为＂本质的探求历程,并洞见了她以结束生命来超越自我,获得精神完美这一觉醒行为的深邃内蕴。     

论戏曲处理题材的方式——中西戏曲比较

戏曲的本质是诗,诗的本质是抒情,这就决定了戏曲作家在处理题材时以＂情＂为着眼点和切入点;以＂情＂为情节发展的动力;以＂情＂的饱和点为情节发展的高潮;作家精神之所注,剧本命脉之所在,就是竭力营造好人物之情的几个凝聚点和高潮的饱和点。     

底层世界的命运简图与精神地理——“打工散文”的地域书写

＂打工作家＂不约而同地对某个＂地理＂进行深度考察和反复挖掘,像一张网一样打捞起发生在生态地理上的过去与现在,构成了＂打工散文＂中充满情感认知的＂文学地理学＂。＂打工散文＂既是底层世界的精神地理,也是打工者的命运简图。     

“绝对正确”的革命——从《丽萍的烦恼》看延安文学的政治话语

抗战时期,中共进驻陕北延安后,知识分子荟萃的延安形成一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和干预现实生活的文学思潮。文艺整风后,延安文人从肉体到精神都被结合进＂体制＂内,成为建构中共意识形态的＂齿轮和螺丝钉＂。作家莫耶及其小说《丽萍的烦恼》的坎坷命运,见证了延安文学从启蒙到政治话语的变迁,这种以＂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模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令人深思。     

生活的木偶 爱情的杀手——论《远大前程》中埃斯苔娜的形象

《远大前程》是英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代表作品之一，在小说中狄更斯塑造了冷漠傲慢的埃斯苔娜这一人物形象，埃斯苔娜在悲剧人物郝维仙小姐的刻意训练和教导下，成为生活中的木偶和爱情的杀手。通过埃斯苔娜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狄更斯向读者展示了资本主义的罪恶。     

论＂革命文学＂教学与大学生主体人格的养成

在讲授＂革命文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先引导大学生＂回到历史现场＂,去体知革命作家的生命感受;然后,引领大学生读解革命文学作品,去感知革命作家的精神世界;最后,应鼓励大学生去研究革命文学现象,培养他们独立的价值判断和分析能力.显然,让大学生有意识地去感知革命文学的进取精神和革命作家的生命风度,有利于他们主体人格和社会关怀意识的养成.     

论刘庆邦小说的现实性苦难书写

刘庆邦秉承＂人道主义＂的叙事立场和＂悲哀＂的叙述情感,以其小说叙事书写了乡土居民们物质匮乏中的生存挣扎、生存挣扎中的人性扭曲、人性扭曲中的存在焦虑等现实性苦难,完成了对当代中国现实生存状况的理性审视和精神透视,表达了一个作家宝贵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学自觉的人文价值承担。     

神性·魔性·人性——长篇小说《格萨尔王》

长篇小说《格萨尔王》是阿来以一个小说家的方式＂重述＂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故事新编＂。现代视角的切入与作家个性化的叙事、阐释方式赋予了民间传说理性的高度和异常繁复的精神意蕴。从活态到固态,从民间传说到作家创作,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既保持着密切的＂互文性＂,又经历着逐步疏离自身文类独有形态的差异性,体现了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精神与现代理性的审美错综。《格萨尔王》通过＂插入文本＂和＂有意味的文字＂重述神话,阐释历史,透视人性,同时融入对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对人类自身发展困境的哲学思考。故事的外壳是＂人、神、魔大战＂的魔幻世界,深层意蕴则是关于神性与魔性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寓言。     

作为“作家细读”的传记

＂作家细读＂是作家传记的着力点,甚至是其目的。传记作者通过＂作家细读＂,对作家生平中有意义的但被历史叙述有意或无意遮蔽、擦除的＂琐事＂、＂心事＂的深度解读,从而揭示作家隐秘的心灵纹理以及情感脉络。注重作家细读的作家传记无疑构成了对文学史的补充。     

“从香港想象中国”的实践——《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研究路径刍论

侯桂新的《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以＂从香港想象中国＂为切入点,返回并重构了1937—1949年间香港＂南来作家＂群体＂香港书写＂发生的历史现场,围绕文学运动、现代媒体和作家个案的梳理和论述三个层面,将客体实践、中介实践和主体实践贯穿于中国现代作家在其＂香港书写＂中展现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为＂南来作家＂群体拟定了基于文化生态和文学史转折的全新经纬。     

略论李之仪词作中的“梅”意象

宋代文人对＂梅＂较为偏爱,李之仪的词作中,对＂梅＂意象也情有独钟,共有13首词作语涉此意象。词人借＂梅＂抒发自己的寂寞情怀,或者借＂梅＂比美人,又或是以＂梅＂寄相思,其思想内容独出心裁,别树一帜,颇值得我们关注研究。     

《蜀山剑侠传》正派年轻女侠的身体叙事策略

《蜀山剑侠传》年轻正派女侠的身体叙述具有＂美化＂、＂神化＂的特征。这种叙述策略体现了作者女性崇拜的无意识与自我想象的本质。而这种叙述模式的深层根源则是读者、作者与当时社会的心理预期。     

五行生胜与秦汉政治

在古代,五德说是从天道角度证明政权正僭的主要理论工具。战国末年的学者邹衍是此种理论学说的始作俑者,他以五行相胜为框架,创建了五德终始说,构造了一个从土德黄帝开始、至火德周朝结束的帝德谱。秦始皇接受邹衍学说,把本朝的属德确定为水,使邹衍版帝德谱完成了一轮循环。西汉高祖以汉为水德,并获得了张苍的论证。武帝太初改制,以汉为土德,使在文帝时代就已经酝酿的德制改革成为了事实。西汉末年,五德终始说为新五德终始说所取代。后者的创立者刘向以五行相生为框架,从木德包羲（伏羲）开始,推演出汉为火德。但其帝德谱未能证明作为＂尧后＂的汉与尧同德,这一缺陷后来为其子刘歆所弥补。刘歆通过所谓的《世经》,以在木德与火德之间安插＂闰统＂和让＂少昊金天氏＂继黄帝的办法,实现了尧汉同为火德。但其动机不是想维护刘汉的统治,而是想为新莽篡汉张本。在两汉之交,谶纬家们还通过＂感生＂安排,在五行相生的框架下创制了第三个帝德谱。这个帝德谱以＂玄圣＂孔子,取代了＂闰水＂秦朝。     

《子夜》“主题先行”问题与吴荪甫形象之矛盾

＂主题先行＂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学者贬低《子夜》的重要原由,所依据又大都是茅盾自己后来对于《子夜》主题的阐释。但茅盾在写作《子夜》时,是否真的清晰而明确地预设了这一主题？这一主题与《子夜》的文本实际又是怎样的关系？将两者作对照,会发现并不很吻合,尤其在吴荪甫形象塑造上。茅盾在写作《子夜》时,很可能并未清晰确立他后来所述之＂主题＂,他的写作意图只是如《子夜》初版《后记》中所言＂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解读文学作品,更应该从文本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作者自述出发。     

玛多县沙漠化驱动因子定量分析

沙漠化即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及半湿润干旱地区的沙质荒漠化,是全球变化背景下,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玛多县作为黄河源区的第一县,是母亲河的喉锁所在,但是由于该区生态环境脆弱,在气球气候暖干化的影响下,再加上该区人为活动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该区沙漠化已经进入严重发展期,有＂千湖之县＂之称的牧业富裕县,现在却成为黄色的＂沙漠之乡＂和＂牧业贫困县＂.本文依据玛多地区沙漠化影响因素数据资料,用SPSS主成分分析方法对该区沙漠化主要驱动因子进行定量分析,从而揭示玛多县沙漠化发生发展机制,为沙漠化防治对策和决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参考.     

路遥与陕北情缘论——为路遥先生诞生60周年献礼

路遥前辈是真正用“土地”和“劳动”,为陕北的平凡者而深情歌唱的第一人。本文主要论及路遥先生在陕北的特殊地位;路遥生平及其创作成果;分析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筒评《平凡的世界》并非《人生〉之继续;综述路遥创作思想倾向以及路遥先生对我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与意义影响等。     

爱的魔力——以《一串葡萄》为中心

《一串葡萄》是日本近代著名作家有岛武郎的一篇儿童文学作品。通过"我"对颜料偏执的爱和老师对学生美好的爱的描写,表现美好的爱对学生心灵的影响及引领作用。     

个体命运与革命必然性的冲突——论蒋光慈的都市小说《丽莎的哀怨》

蒋光慈是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家,也是"左联"的重要作家。他开创了"革命+恋爱"小说的创作模式,引领了革命文学的时尚。他于30年代初的创作的都市小说《丽莎的哀怨》,以一个流落中国上海的白俄贵族妇女的口吻,书写了其在异国他乡的悲惨命运,表现了个体命运与革命必然性的冲突。因小说不符合革命文学的规范要求,蒋光慈本人受到了"左联"的批判并因此被开除出党。蒋光慈的这一经历展现了一名革命作家在革命集体中的矛盾与困惑。     

“影响的焦虑”——论范稳小说《悲悯大地》

“影响的焦虑”是哈罗德·布鲁姆用来分析诗人与先驱诗人关系的理论,它解释了文学创作的心理机制.范稳在接受魔幻现实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学遗产的基础上,以藏人的视角体悟藏传佛教的悲悯和大地的灵魂,创作出了体现“神灵现实主义”的《悲悯大地》,这是超越影响的创新.“英雄叙事”是作家在“反英雄”创作潮流中的逆向书写,英雄最终归于庄严、博大、静谧的大地,这是身处现代都市的作家在感性英雄崇拜的驱使下对自然的皈依.     

巴金《家》中“呜凤之死”的叙事学分析

“鸣凤之死”作为《家》中的经典片断，人物所讲述的故事交叉包容，在各自有限的叙述中，实现总体叙述的无限性，使文本呈现复杂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