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女摄影家的摄影探索

长期以来,在西方的摄影史写作忽视了女性摄影家的历史作用,对她们的历史贡献没有作出公正的评价。随着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历史上的许多杰出女性摄影家才有机会得到重新评价,而新一代的女性摄影家则以自己的创作使得这种不公平得到了进一步的纠正。这里试图从三个方面来把握当代西方女性摄影家的探索实验。在“不再只是美的身体”这一部分中,通过她们对女性身体的表现,提示她们在这方面的创作的全新意义。她们的表现在表达了女性的经验和感情的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身体所包含的意义。在“走向未知的自我”这一部分,探讨了她们运用自拍摄影这个模式进行的文化与社会批评,并使自拍摄影发展成一个成熟的表现样式的重要意义。在“解剖描述与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摄影目前在西方所受到的重视与她们的努力实践是分不开的。而她们的实践也同时揭示了摄影参与社会变革的巨大的可能性。     

拜“物”·恋“物”·迷“物”——上海女性作家的“物”叙述探析

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比，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物”叙述的缺席，更多强调文学的教化和教育功能。上海女性作家弥补了该丈学叙述的空白，她们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直截了当书写着对“物”的崇敬、迷恋和渴求，这不但是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是人性的合理复苏。     

女性，不该做心狱中的囚待－－由《金锁记》和《玫瑰门》说开去

张爱玲的《金锁记》和铁凝的《玫瑰门》在勘探人性丑与消解神话方面堪称女性学的范本。本试图通过对她们的解读，带给当今女性学中的“个人化”写作和“另类”写作一些启示和反思。     

儒家家庭伦理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严谨的儒家家庭伦理因其封建专制性而遭到新文化的抨击。在这种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以个体本位和个性意识为基础,站在女性立场上观照儒家家庭伦理文化。她们通过大量家庭矛盾的揭示和女性悲剧的描写,对儒家家庭伦理文化的弊端进行了较为理性的价值批判,为女性摆脱旧家庭的禁锢从而获得“人”的自主意识,为建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家庭伦理文化观,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     

剪纸对于乡村女性的意义的嬗变

“女红”时代，剪纸对于乡村女性意义重大：剪纸承载着人们对乡村女性的民俗角色期待，是乡村女性实现社会价值的主要路径，也是她们重要的日常交流实践方式。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乡村社会转型，女性扮演的民俗角色更加多样化，她们的价值实现逐渐社会化，其社交方式也趋于信息化、电子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剪纸对于乡村女性的意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乡村女性剪纸的民俗角色期待逐渐弱化，剪纸不再是乡村女性的“必修课”和主要价值实现路径，剪纸带给她们的独特身体感受也趋于消失。厘清剪纸对于乡村女性的意义的嬗变，对于研究现代女性文化生态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现实价值。     

新世纪女性写作的新活力

新世纪有一批女作家对九十年代逼仄的女性写作进行了反拔,她们尝试着选择男性视角,打破了先前女性写作以自我为中心的叙述方式,并且将视野投向广阔的社会现实,展现人类生存的困境,将女性写作从房间叙事和酒吧叙事中解放出来。她们以一组“小女人”形象揭示出生之艰辛,也传达着生之美好,她们以一种健康明朗的写作姿态推动着女性写作走向开阔走向深广。     

对女性禁忌民俗的探讨

禁忌是关于神圣或不洁的约定俗成的一种禁制。女性禁忌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女性被认为是崇高的、神圣的，而被“神化”；另一方面则被认为是邪恶的、不洁的，而被“魔化”。女性禁忌经历了从母权制时代的“尊崇女性”到父权制时代的“贱视女性”的历史演变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女性禁忌将逐渐退出人类的历史舞台，女性禁忌的日渐式微就是女性禁忌走向衰亡的一个生动缩影。     

浅谈《世说新语》中的女性群体

《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概括为“德”、“识”、“才”、“情”四种类型。在她们身上体现了“自然”和“真”的人生态度,体现了魏晋时代人们所特有的精神风貌。     

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上帝形象——以苏雪林、冰心为例

五四女作家和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一样不否定上帝的男性身份,但在女性经验下,她们更易于用母亲形象或女性形象表征她们对上帝的体验。苏雪林、冰心的创作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她们一方面用上帝慈爱的＂父亲形象＂对抗中国家族宗主社会中威严不可侵犯的父权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凭借自己的女性经验彰显上帝的女性和母性形象,寻求觉醒的女性所信靠的力量。五四女作家笔下上帝形象的特征折射出文化交流与对话中中国知识女性的独特性反应。     

浅谈《世说新语》中的女性群体

《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概括为“德”、“识”、“才”、“情”四种类型。在她们身上体现了“自然”和“真”的人生态度，体现了魏晋时代人们所特有的精神风貌。     

祖母绿——女性解放的完美句号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女性在追求着个性解放道路,可是,她们的所谓解放道路大多离不开个人的情感,所以,总是失败。然而,我们从张洁的《祖母绿》中女主人翁曾令儿身上看到了女性的力量,女性的价值体现及女性的不断走向成熟,她们实现了社会性的解放,完成了从个性解放到社会解放的成长道路。     

诱惑与困惑——抗阻练习与青年女性身体健康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抗阻练习对青年女性肌肉与骨骼的积极影响和中国青年女性参与较少的原因。结果表明：抗阻练习能有效提高青年女性肌肉力量并有利于她们保持骨健康。中国青年女性较少参与主要是担忧练习会使身体变得“强壮”。而多进行多关节练习并常变换练习方法和运动负荷能显著减少肌肉肥大。这对消除青年女性的参与困惑,吸引她们积极参与有助于保持机体健康抗阻练习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现代女性游记的文化精神

“五四”运动以来, 中国女性的视野突然开阔, 山水成为其重要的精神家园和理想本源, 她们以独特的心灵世界观照山水, 改变了游记文学的美学风貌。无论传统女性或新女性作家, 其游记在个性感悟之外, 多流露出时代放歌与民族忧思两大趋向, 而文本语言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精神。现代女性游记中的风景形态, 颠覆和拆解着传统游记的价值观, 其审美意识与艺术表现为中国游记文学辟出了一块新天地。     

《蚀》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女性形象比较

茅盾在他的小说处女作《蚀》三部曲中刻画了一群个性鲜明的“新女性”形象,文学史上称她们为“时代女性”。丁玲的早期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一个“莎菲性格”,她后来的多篇小说人物都是“莎菲型”形象的拓展和延伸。比较分析茅盾的“时代女性”和丁玲的“莎菲型”女性形象,可知：在人生理想的追求上,“时代女性”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而莎菲女士是启蒙的个人主义者;在生活的逆境面前,“时代女性”在绝望中求生,莎菲女士却在颓废中耗尽生命;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时代女性”狂热地追逐爱情只为填补内心的空虚,而莎菲女士执着地将灵肉一致的爱情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追求。     

废园里的群莺乱飞——试析施济关小说的女性世界

“废园”是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上海文坛著名女作家施济美在烽火中国的感情栖息地与灵魂安定点,同时“废园”意识叉让作者在精神上处于激烈的矛盾中：寻求安定还是直面混乱,守望还是死亡？作品着重塑造了守望精神与精神沦丧两类女性,她们有着各自的矛盾与痛苦,共同面临着爱情的消失与精神虚无。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的超自然现象

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汤亭亭等在她们的作品中,运用传统的神话以及迷信来重塑她们的故事世界。本文通过对谭恩美、汤亭亭的三部作品的解读,认为华裔女性文学中的超自然现象不仅宣扬了古老神秘的中国文化,借以表达了作者们自己的强烈意愿,同时也给美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在美国文化这个"色拉碗"中成功地嵌入中国的元素。     

理想与现实共存——浅析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形象

海明威一直被公认是塑造“硬汉”形象的巨匠,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许多“能够被毁灭,但是不能被打败”的英雄。但是任何作家的作品中不可能只出现男性,而忽略女性形象的塑造。海明威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被很多人认为是不成功的,其实不然,仔细分析其作品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塑造,可将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分为两类：即“小兔子”式的理想女性和“男性化”的现实女性。海明威作品中女性的塑造不是中心,但却对男性中心形象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冰心与庐隐笔下女性情谊之差异

冰心和庐隐是“五四”时期文坛上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在她们的创作中大量抒写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开拓了文学表现生活的一个崭新领域。本文从她们笔下的女性情谊所蕴涵的内质及艺术表现二个层面，对她们同一题材的文学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作了一些粗浅的探讨。     

试析中国“新女性”作家对杜拉斯的接受

中国“新女性”作家从各个方面模仿和接受了杜拉斯。文章主要从中国“新女性”作家身体叙事与自传性写作上分析她们与杜拉斯的一致性，认为这种类似的创作方式既有对杜拉斯的接受，也是女性创作的一种特有方式。     

有限的反抗：从缄默到呼喊——爱碧与繁漪形象之比较

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榆树下的诱惑》中的爱碧和《雷雨》中的繁漪这两个女性人物形象进行比较研究。在对两者外在形貌、精神特质以及生活经历等方面相似性的概括和提炼的基础上,尝试探究她们所具有的特殊性格行为的深层原因,进而得出这两个女性人物形象是“自塑”和“他塑”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对她们反抗的有限性作出新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