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数学教育的体制化

1913年北京大学数学门招生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的正式开始,从这时到20年代末是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的初创期,这一时期归国留学生在国内高校创建了不少的数学系,高校中还出现了一些数学方面的团体和刊物,到20年代末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初见端倪。1930－1937年是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全国数学系的规模不断扩大,随着归国留学生的日渐增多,高校师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高校数学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也日渐成熟（这主要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的算学系或数学系为代表）,许多高校在教学的同时还进行数学研究,并且还有几所高校开始培养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已基本上形成。1937－1949年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千年看百年——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为真正理解科学的意义及其未来前途，必须了解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虽然这种认识早已成为业内学者甚至社会的一种共识，但有关科学与社会研究迄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析框架。本文尝试也提出一个基于文化进化观的分析框架，并在一千年来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的讨论基础上评论了20世纪中国的情况。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没有现代民主制度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繁荣，没有现代市场制度就不可能有技术的进步，不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作出应有的贡献就难以立足世界民族之林。     

论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本土化探索及其局限

关于中国近代科学的本土化问题,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作认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科学的本土化探索已经开始。本对这一时期中国的科学本土化探索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指出了这一时期科学本土化探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同时作又认为这一时期科学本土化工作又并未真正完成,本揭示了当时中国科学本土化探索的历史局限。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科学的改造与社会重建

本文以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科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将1949年以后发生在中国科学界的事件,整体地当作科学的改造与社会重建现象来把所握,探讨这一过程发生的深刻文化与社会原因,以及这一过程带来的结果.     

试论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科学团体与科学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科学团体大量出现，由此形成了有效能的科研群体、加强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的进展。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基本形成，它标志着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和近代科学在中国的确立。     

转基因争论中的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与对话:基于大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转基因议题在中国的网络空间持续发酵,专家与公众对于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存在巨大争议。本研究透过大数据方法搜集2012年至2015年在网络空间的相关文本,探讨转基因的社会风险如何透过公共讨论被建构,以及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与对话过程。结果显示:一、在互联网空间反对转基因的比例远远超过支持者;二、"反转派"的组成较"挺转派"更加多元,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三、争论双方的论述框架相互错位,难以达成共识。更进一步分析发现,转基因争论背后存在价值排序、科学模式以及决策模式等前提的内在冲突,使得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难以形成对话、达成共识。     

科学与政治互动下的科学家多元角色——以20世纪美国核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家为对象

20世纪的科学家在美国的核武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度作为代表参加政治谈判。美国的核科学家们通过这一过程被纳入到政治范畴。在政治斗争中,他们也会利用自身的专门知识占据优势地位。这些科学家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反过来,政治决策活动也深刻地影响了科学家的职业发展。冷战后,美国科学家参与到核电发展之中,经济因素与核安全文化因素直接影响核电公司的运行与技术操作,进而影响到核电科学家的职业行为。科学家表现出追求功利以及社会责任与道德认识多元化等倾向。科学家的社会角色的多元性日趋明显。     

倡导科学理性 引领社会进步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倏忽间,<自然辩证法通讯>已走过了30年不平凡的历程.30年筚路蓝缕,化育学术,<自然辩证法通讯>为中国的科技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30年披荆斩棘,上下求索,<自然辩证法通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腾飞壮举源源不断地输着送思想养料.     

民主,科学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编者按］八十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哲们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民主）和“赛先生”（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在中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以期救治中国政治的黑暗和经济、文化、思想的落后。中国人从此迈开了政治现代化和思想现代化的坚实步伐。时至今日,民主和科学虽然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登岸,特别在近二十年也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其进展似乎仍未能尽如人意,遑论在中国的社会肌体和民众的意识和潜意识中生根。看来,民主和科学将仍然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思想启蒙的主题和社会建制的目标,是中国走向物的现…     

20世纪前50年中国物理学的发展与国际交流

20世纪前50年中国物理学研究经历了起步和发展阶段.中国物理学者通过各种努力,包括译书、教育改革、留学、合作研究等,广泛开展与国际之间的学术交流.中国物理学研究的过程也反映了中国与国际学术学习与交流的历史.     

何国宗、梅瑴成与传教士之间的合作与斗争

自1629年崇祯改历起,传教士在中国天文历法机构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与中国科学家之间有时密切合作,有时又血腥斗争,更多的是既合作又竞争。何国宗与梅毂成在数学方面都有良好的家学背景,又在清宫蒙养斋接受数学教育和培养,成为康熙晚期到乾隆前期的官方科学家。他们早期与传教士白晋、张诚、杜德美、傅圣泽等人可能有较为良好的关系,但从1713年他们联合主持编纂《律历渊源》开始,就逐渐和在钦天监工作的传教士纪理安、戴进贤、徐懋德等人产生了矛盾,从相互合作,到相互竞争,最后发展到相互仇视。以一些中文资料和传教士的书信为基础,本文讨论何国宗、梅毂成与传教士之间的合作与斗争关系。他们的斗争涉及到康乾时期几项重要的科学工作,如在编纂《律历渊源》和《历象考成后编》过程中的矛盾与斗争,对于钦天监领导权的斗争,借助推算日食的斗争,利用宗教政策以及古旧天文仪器的保护等发起的进攻,等等。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仅对当时朝廷的天文历法研究和钦天监的日常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清中期的科学评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世纪的西方反精神病学运动

反精神病学运动是西方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文章分析了存在于精神病学行业内外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兴起的原因，回顾了反精神病学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与西方反文化运动的相互关联，并且通过对几位反文化领袖观点的评述，展示了这场运动对于精神病人形象的塑造。最后，还介绍了作为反精神病学运动的结果和延续的消费主义者运动。     

20世纪初中西医学术地位的演变

中西医学在20世纪初全面接触，至30年代，虽然西医在人数上仍处于劣势，但双方的学术地位发生了转变和置换，其重要表征是：西医取代了传统的太医院全面进入国家卫生行政系统，西医的文化优势逐步确立和巩固，市民阶层的西医观念日益形成，西医在临床诊疗上的技术优势逐渐凸显。这些变化不仅揭示出中西医在近代中国的学术流变和发展方向，还在客观上颠覆了旧有的医界状况，即传统中医一统天下的地位发生了动摇，西医呈强势发展并与中医一起构成中国近代医学的二元格局。     

杨振宁与20世纪物理学——基于《20世纪物理学》的实证研究

以《20世纪物理学》(三卷本)为线索,尝试从新的视角评价杨振宁的学术成就:考察西方主流物理学史教科书里关于杨振宁科学贡献的记载及其影响,分析西方主流物理学家和物理学史家对杨振宁科学贡献的评价,进而管窥华人科学家在20世纪物理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西方主流物理学家和物理学史家对杨振宁及其科学贡献的评价是很高的。杨振宁也是20世纪物理史上华人科学家的杰出代表。     

20世纪数理逻辑的概貌

这篇文章从历史的视角回顾了20世纪数理逻辑的面貌，并展望了21世纪或者21世纪早期数理逻辑的发展。     

21世纪人类意识的进化与隐缠序实在观的崛起

本文阐述２１世纪人类在哲学、科学、艺术、社会领域的相应进展以及隐缠序实观是怎样适合于人类意识发展需要的。     

化学原子论和分子学说在清末民初的传播

考察化学原子论和分子学说在清末民初的传播可知:在1868年至1898年期间,中文的化学著作中只介绍了化学原子论,直到19世纪末年,才开始介绍分子学说;进入20世纪后,大批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把新的化学知识传入中国,原子-分子学说也随之广泛传播开来.这一传播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化学在清末民初从被动接受知识到主动获取知识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