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近世文学"之语言--论近代白话文运动的"文学"内涵

对从晚清到“五四”一段白话与文言冲突、调适、转换的过程，不能仅作抽象之评价，对于“白话”不能作概念化理解，更需具体细致地加以剖析，方能感知新文学革命的丰富内涵。仅自晚清一段白话与小说地位上升之关系看来，文白转换绝非简单的语言现象，而与文体秩序的调整、“文学”观念的萌动、作家价值取向的转变纠葛缠绕、紧密相联。“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全面变革正孕育此中。     

讲求文法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变革

晚清与“五四”时代，文学变革与语言变革密切相关，而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文法问题。讲求文法，意味着对语言进行科学的探求。晚清知识分子关注文法，是为开启民智；“五四”知识分子则更是为使汉语运用变得精密化与科学化，提出了“欧化”的要求。但即使是“欧化”，也只是为促成汉语的现代变革，使现代汉语成为真正民族的、本土的、现代的语言，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提供保障。     

论文学翻译的历史发生和文学翻译场的形成

通过对文学和文学翻译的定义以及文学翻译在晚清时期兴起情况的考察,并借用布迪厄的场域概念,论证文学翻译场在晚清已形成较为自治的场域.同时,也对文学翻译场的等级结构进行了简要描述和分析.     

“审美-实践”文学：阿英“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考察（二）

在阿英看来，文学与政治（政治理念）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状态，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统一于对“理想中国”的想象之中。从“想象现实观”出发，阿英完成了“文学一政治”批评模式的思考探索。这种批评模式，倡导“审美一实践”的文学范式，认为文学与政治的链接是通过“想象”——对人类自由美好生活的想象，肯定人的价值，肯定文学的审美特性，肯定文学的实践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丈论中国化的重要收获。     

“审美-实践”文学：阿英“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考察（一）

在阿英看来，文学与政治（政治理念）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状态，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统一于对“理想中国”的想象之中。从“想象现实观”出发，阿英完成了“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思考探索。这种批评模式，倡导“审美-实践”的文学范式，认为文学与政治的链接是通过“想象”——对人类自由美好生活的想象，肯定人的价值，肯定文学的审美特性，肯定文学的实践价值，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收获。     

文学人类学的学术伦理

文学人类学不只是研究文学的跨学科方法,也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文学理念。从19世纪的“世界文学”理念,到20-21世纪的文学人类学理念,表明文学观的一场重要变革,从西方第一世界贵族化的文学观到涵盖全球第四世界诸多原住民的文学观,变革的核心在于学术伦理的大转向：从殖民时代的霸权到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公正与平等。     

公共话语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晚清与＂五四＂的语言变革,可以视为中国知识分子创建公共话语的努力。这种公共话语,既是公共领域的构成部分,更是公共领域的基础。晚清知识分子创建的公共话语还是二元化的,只有＂五四＂知识分子创建的公共话语才是一元的、彻底的。依托这种公共话语,文学公共领域才得以产生,具有公共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才是可能的。     

中国诗学谱系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例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前者一直都是在杂文学观念的视域中,而后者则有鲜明的学科分类意识,基本上属于纯文学观念的视域。然而,从晚清至“五四”,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超功利审美型文学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向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谱系转型。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想象

十七年文学的城市书写包括对城市现实生活的想象,以及与现实想象同构的历史记忆.无论是表现现实,还是想象历史,这一时期的城市书写都表现出一种激进的现代性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确定,以及情节模式、人物形象和作品语言等诸多方面.     

文学与学文

对文学的反思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知识场域，即用知识考古的方式求得对文学意义新的开掘。对于日益僵化、窄化的文学（无论是概念、理念、范式、学科整合，还是分析方法、研究手段），这种反思性建构工作都是必须的。文章试图从“文学”中“学文”的线索入手进行一些探讨。     

On the Six Versions of The Pilgrim's Progress

《天路历程》的中译,并非是晚清来华传教士“文学中国”的一部分,而是其“基督中国”的一部分.《天路历程》在晚清中国的翻译传播,所反映的也恰是其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了解的进程,以及他们对“归化”中国对象变化的考量审视.与之相适应,《天路历程》在最初的文言译本之后,随即出现各种方言土话本(包括官话本),一方面可以见证上述考量之变化,同时也可以见证,传教士在相关语言策略上所做出的调整.     

现代中国作家论的萌生——论王国维与梁启超的作家论

作为一种批评范式,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作家论其实是在晚清与“五四”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确立的．王国维与梁启超就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先驱者。首先,从历史语境来看,他们的文学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其次,他们都融合了中西思想观念,确立专门角度,讲究科学方法,已经具备了现代批评的质素;最后,他们的作家论既是对中国古代作家论的继承与超越,也对“五四”时代的作家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历史记忆与民族国家想象——从《我的团长，我的团》看“新新中国”的历史叙述

大型历史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之让人摸不着头脑，与其个人化叙述有关，而这种叙述呈现的其实是新的现实下关于中国的新的想象（或曰“新中国”的想象），这种想象必须在历史、个体和民族国家民族之间展开，《我的团长，我的团长》显然提供了这样一种丰富的想象图景。     

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文学本来是一种非功利的审美活动,它的功能是让人感悟,使人得到美感的享受。而现在的教学机制,却把文学变成了一堆枯燥的知识考题,将文学阅读变成了让人抓耳挠腮的一场精神磨难。本应令人兴趣盎然的文学,现在变得索然无味。这种心理阴影对文学的潜在损害,比它败坏学生对艺术的胃口要严重得多。因为他们从此留下一个刻板的印象:文学是一种使人不开心的倒霉东西。他们一旦通过高考,就把课本扔开,从此便告别文学。我国文学读者人数的惨淡剧减,与这种教育不无关系。即使不考虑别的因素,仅仅为了文学事业的未来,我们的语文教育方针也应该重新设计。     

“十七年文学”的城市想象

对城市想象的言说，在“十七年文学”中由最初的欲说还休到几度变形登场，最后都不约而同地把描写的重点转向了城市日常生活的想象上。选取“十七年文学”中三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领略“十七年文学”中城市文学这一静水深流，触摸到城市文学在当代那微弱而又倔强的发展脉络。     

简论90年代文学批评中的时间性命名

“新”“后”“晚”及“世纪”“百年”之类的文学命名 ,是想像力枯竭和语汇贫乏之后 ,转而向时间观念求助的一种言说、概括方式。它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 ,对当下纷繁的文学现实起着明晰化的积极作用。但同时 ,它潜存着对文学发展进程的误读 ,使其意义概括能力削弱 ,阐释现实的有效性动摇。     

UVESCO “文学之城”及其对中国成员的期待

回顾漫长的人类历史,无数座城市或迤遥而行,或改头换面,或灰灰飞烟灭。后世的我们,只有凭借支离破碎的历史遗迹和残章断简缝补起众多历史的宅白,依靠文学作晶想象古代部城金碧辉煌的宫阙平和车水马龙的市井。文学中的城市使那些任时间和空间上都已离我们远去的城市变成可以认知的对象。当代城市生活的切身体验与往昔文学城市的阅读体验水乳交融,唤醒读者对于城市的联想,影响人们对现实城市的感知,文学中的城市体验变成了读者生活体验的内在部分。因此,人们往往同时生活在两种城市中,首先是城市的现实空间,这个城市由现实的物象构建而来;其次是城市的想象空间,是一种语言建构而成的符号世界,符号城市反映并塑造了我们对真实城市的理解,影响着我们在现实城市中的情感经验和实际行为,而联合囤教科文纰织遴选出来的“文学之城”的魅力,就正在于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所赋予我们心灵的想象之旅。     

论“信息-想象”舆论恐慌心理的形成

对安全感的渴望是人的基本需求。在现实社会中,危及群体安全的讯息一旦在社会上传播,成为舆论议题后,容易造成舆论恐慌事件,扰乱人们的正常生活。研究舆论恐慌,需要探求舆论恐慌心理的发生。影子事实是舆论恐慌的前奏,合理想象是舆论恐慌的始作俑者。从“信息”到“想象”的连环反应,成为酿成舆论恐慌的发生轨迹。舆论恐慌心理的“信息一想象”机制表明舆论恐慌主要是群体性心理反应,和政府信息不透明没有太大关联。     

关于“新时期文学”与人道主义

“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它可以指涉“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政治家口号下的文学写作;它也可以指涉“创作自由”、“人道主义”、“新启蒙”、“个性解放”、“表现自我”等知识分子与文学家们的倡导。它可以用来概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也可以用来概括“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处在“新时期”。组成我们现如今的广泛的“共识”,广泛“认同”的观点,都是由“新时期”来提供的。90年代以后,往往是对80年代某些观念的强调、延续或者以此为基础的推断。“新时期文学”的最基本态度还可以用这几个概念来描述：“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文学独立”。人道主义精神是“新时期文学”的最强音,也代表了1970年代末以来文学的最感人最健康的声音。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以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为文学资源,“新时期文学”展开了对文化大革命传统社会主义“极左”政治的全面否定和批判。“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旗帜上有“自由”、“博爱”,却鲜有“平等”。人道主义者更倾向于把当下的问题看成是“社会转型”中的问题,这种态度一致延续到1990年代。但是没有对平等价值的奋力追求,又何来人道主义呢？而人道主义者的现实和历史位置究竟又在哪里呢？“新时期文学”10年盛会那段时间内,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关于“忏悔”。忏悔在当时的表述下,是对今日之我的肯定,是自我与历史的“切割”。让文学与时代、社会“切割”,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考察“人本身的灵魂”,在这一点上,“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后者也有所谓“忏悔意识?     

试析我国当代女性文学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一直备受关注,对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回顾近20年来的女性文学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找回失落的女性”,“寻求女性新定位”,“建构女性内心世界”。女性文学写作方式有欲望化写作、超性别写作、个人化写作、颠覆化写作等。这些发展历程和写作方式是社会精神生活的折射、个人意识的宣泄和对社会现实的回避及个人独立自由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