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与哲学的共同向度——冯友兰诗学发微

冯友兰的诗学是其哲学的一个部分，他对“诗”的认识与其对“道”的体认具有基本一致的向度。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对冯友兰诗学进行梳理。首先冯友兰认为诗是与情感相关的，诗所写的是具体的情感和事物，但以此所表显的却是情感之“理”，也就是情感之所以为情感，或者说情感的共相和类的特征。传统的比兴手法正可以表显情感之理。最高明的诗能表显哲学的最高本体“大全和道体”，而要作到这一点，诗人必须具有风流的人格，风流的人格也就是人生最高境界——天地境界的审美化。正因为诗能表显理和道，所以诗可以作为一种哲学的言说方式即诗性的言说方式。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言说方式应该和逻辑推理方法一样，成为未来哲学的两大支柱之一。     

朱熹哲学

(一)理,太极 朱子之形上学,系以周濂溪之太极图说为骨干,而以康节所讲之数,横渠所说之气,及程氏弟兄所说形上形下及理气之分融合之;故朱子之学,可谓集其以前理学家之大成也。关於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之分,朱子云: “凡有形有象者,即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 (与陆子静书文集卷三十六)所谓道,即指抽象的原理或概念;所谓器,即指具体的事物。故朱子云: “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 此器。”(语类卷九十五)又云: “无极而太极,不是说有个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当 初皆无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惟其理有许多,故物 …     

在理性与理想之间——以冯友兰为个案谈中西文化的融合

冯友兰用四组主要命题推出了理、气、道体、大全四个概念，建构了形上学体系。冯友兰从觉解作为人生境界说的契入点，把人生境界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构造了天地境界中的圣人作为心中的理想人格。通过西方理性思维方法建立哲学体系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建立理想人格，冯友兰实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     

关于《易传》中道德本体论的考察

《易传》是阴阳理论衍生出的《易传》的宇宙创生模式,“道”是其核心内容,从“道”向下落实到人心、人性,最后贯通于“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道”是《易传》形上道德本体的内涵依据。《易传》的致思倾向与《孟子》、道家哲学稍有差异,对比之中凸显了自身的局限性。而《礼记》之《乐记》乃《易传》道德本体论的落实与延续。     

《庄子》“道”“气”关系新探

在《庄子》文本中,“气”与“道”都是“哲学第一概念”。“气”与“道”两大范畴之间不存在属种概念之分,彼此之间是平等的,根本不存在谁统摄谁、谁说明谁的关系。换言之,在《庄子》文本中,存在着两种宇宙生成论：一是气论;二是道论。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形式上的系统”在《庄子》文本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造成《庄子》文本内在结构性与逻辑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可能与《庄子》一书的成书过程有着直接的关联。     

开创“道学”研究的新阶段——主持人的话

历史的时钟已经引导人类进入了2 1世纪,但人们总是要顾后瞻前,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教益,以求更好地面对现实、开创未来。思想史的研究也同样如此。讨论道学研究,首先有必要为“道学”正名。在先秦诸子书中,多有“道”“道术”之类名称。诸子百家都讲“道”,但其涵义各不相同。而讲“道”讲得最多、最玄的应属老庄一派道家,那时,可谓有“道家”“道学”之实而未立其名。“道家”一词,最早见于汉初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1 ] 云云,指的是以老子为宗师的战国至秦汉的道家学派,主要是…     

试谈道家思想及其演化

本文从讨论道家立派的根本范畴——“道”出发,着重探究了道家学派最重要的两位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的学说的本质异同,并进而分析了老庄哲学在秦汉之际如何同神仙思想结合而演化为“黄老之道”,以及在西晋以后又如何被巫教所吸收与改造而演化为中国土生土长、半僧半俗的道教等过程,勾勒出道家思想两千多年来的发展轨迹     

出土文献与道家研究述评

道家研究史上留有许多疑问,大量出土道家文献为学界解决这些疑问提供了新的材料,也激起了学界对相关疑问的再次追问与探究。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出土道家文献可以帮助鉴别传世道家文献的真伪,确立其时代坐标,甚至恢复《鹖冠子》、《文子》等道家文献的真实历史身份;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出土道家文献拓宽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对解决诸如道家(尤其是老、庄)的思想资源、早期道儒关系、道家的宇宙生成论等重要问题不无启发。     

浅论《周易》的辩证思维及其对先秦道家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先秦道家对我国传统思维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其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体系,而这种辩证思维,考其源头,却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从《周易》的“阴阳相抱”、“阴阳对立”、“吉凶转化”、“反复之道”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周易》的辩证思维及其对先秦道家“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物极必反”、“阴阳调和”等辩证思想的影响。     

论中国艺术中的自然精神与"气化"思想

中国艺术创作历来以“自然”作为美的最高境界。这一思想的渊源一般认为是道家哲学。从真正把“自然”建立为一个哲学范畴,并在美学、艺术领域发生影响来说,情况确实如此。但最根本的思想基础乃是中国人“一气运化”、万物一体的宇宙生成意识。这种宇宙生成意识使艺术的产生从“师法造化”而最终走向上“得造化之理”;并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在艺术中追求直接呈现生活的本然状态,揭示人与世界的原初交融,以“忘我”的、“不自知其然而然”的自然境界为最高境界。     

道、原道、载道——“道”范畴美学释义

道的根本内涵是周行不已，因此才体现为“道路”或“道理”。论文原道，在于把文艺之“文”与造化之“文”一体贯通，使个体人心与天地之心统一、艺术创作的法则与万物生化之道统一。文以载道，在于突出儒家道统所建立的伦理规范，但其中仍然保留了道周行不已的含义和藉言通要眇、从物见几微、在优游涵养中获得道的生机流行活力的思想。     

"根原之理"与"一物之理"的统一——对朱子"理"的一个新解释

学界对朱子"理"之理解,存在许多困难和纷乱.其实,朱子之理,内涵有"根原之理"与"一物之理"两个层次,又可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向去描述."根原之理",是阴阳气化流行或万事万物发动生成的最终理由和动因;所以然之理或太极,是形式上的根原之理,而天地生物之心或天地之仁是实质上的根原之理."一物之理",是一事物"成为自身"所呈现的条理秩序和确定性;文理或定理,是形式上的一物之理,而"性"是实质上的一物之理.在朱子看来,"根原之理"与"一物之理"之间是既区隔又统一的动态系统,其重心都在实质的方面.     

在方圆中融通元典 在开端处沉思未来

文理分殊,就像流水在地面上冲出的沟壑;文理融通,就像沟壑上搭起的桥;之所以能搭起桥,是因为它们的基础本来就是一体的.本文把这个统一的基础属性称为第一性原理,以说明“万事万物互相联系、相互依存”,也说明事物之道理、科学之学理、思辨之哲理应是贯通一致的.基于此,本文以杠杆原理、勾股定理、《周易》三大元典所对应的事理、学理、哲理为研究对象,从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常识出发,以初等数学中的完全平方公式为切入点,借方圆之法、通过文理融通之桥,证明了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也证明了事物之事理、学理、哲理三者之间的一致和统一.以期以现代科学方法点亮古代经典,以经典的光芒照亮未来,以求从事物之本源处深入推进“两个结合”.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新解

刘勰《文心雕龙》的篇首《原道》，历来争论颇多。本文认为，以单一的儒家之道或纯粹的道家之道来解释《原道》，都是不足据的，就“道沿圣以垂文，圣因以明道”一句来看：第一个“道”，当为道家的自然之道，是天道；第二个“道”，实则圣化以后的道，是圣人所体悟的并在文章里表现的道，是道家的天道与儒家的人道的统合。     

论孝的美学意蕴

孝的美学意蕴随着孝的内涵的变化而变化,孝的内涵又随着主体对孝的理解和践履的变化而变化。孝的起源和归宿都是“道”,孝源于“道”的现“象”,经由孝道合一、分离、复归的发展演进,孝的美学意蕴也呈现为从自然生成的本真之美到人为的世俗美,最终重拾自然本真的和谐美。     

历史与现实——从道家文化的历史诸形态看当代新道家的学术定位及其相关问题

道家文化之起源、演变和发展共经历了先秦道家、秦汉黄老之学、魏晋玄学、隋唐道教重玄学与宋元道教内丹心性学等五种历史形态 ;自先秦以后 ,诸历史形态皆是继承前此道家文化之“薪火”、根据现实社会和思想文化的需要加以“损益”而形成的。每种道家形态“损益”的具体内容和思想特征即形成历史上“新道家”之“新”。当代“新道家”只有解决好自身的学术定位及其相关问题 ,才能求得自身的“生生之道”。     

老子与生命科学

就老子提出的“道”．从“道与生命，道与养生．道与生命之气”等三个方面论述了“道”与生命科学的关系。提出作为生命之本的“气”是生命存在的“能”，是构成生命的较小单位。     

“无声之乐”与“大音希声”——论儒道音乐哲学之同异

自西周制礼作乐起,乐教便与礼教一体,共同组成古老华夏文明的制度核心,但当时的人们还未将音乐视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来讨论其价值,而是从整个社会发展需要来界定其地位。因此,音乐很早便成为先贤们哲学思想的具体分析对象。东周礼坏乐崩后,孔子通过“释礼归仁”,提出“无声之乐”概念,将人的内在情感志向视为音乐的本原,突出乐教的终极意图——使百姓获得平和安乐之情感,并认为只要能实现,便可脱离音乐形式。老子及后世道家则提出“大音希声”观念,将道视为音乐等所有形下物质的本体,认为形下世界的有形音乐皆不能妥善表现此抽象本质,故需要超越之而直探本体。这两种用字相似但内涵极不相同的音乐哲学概念,恰好可作为把握两家哲学思想的入门之径。     

格物致知观的发展－从朱子学到阳明学

“格物致知”自在《大学》中作为道德伦理修养的命题提出,经“二程”、历朱子学到阳明学,其内涵有了很大变化：在程颢、程颐那里,“格物”即是“穷理”;朱熹则认为“格物致知”即是要探究自然界即伦理道德 现象以求内在规律,在他看来,这内在规律也即“仁义礼智之总名”;“阳明则是把我“心”之“良知”推致到事物上,事物就有了“理”,一切事物之“理”,皆有我心推演出来,从而解决了朱子理论一人无法格尽天下之物和所格之理与心中之理无法统一的矛盾。朱子学与阳明学中格物致知观有很大不同,但都服务于各自的理论体系、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本质却是一致的。     

晚明江右士人王塘南"全归"思想探析

王塘南"全归"思想的具体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其一,"全归"有别于"善恶之名"而指向"全其本心之仁";其二,"全归"有别于"形气"之"可朽"而指向"真性"、"精神灵爽"之"不朽";其三,"全归"有别于"拘于枝节"而指向"直透真性";其四,"全归"有别于"有所为而为"而指向"为其所当为".不仅如此,塘南"全归"思想亦有一定历史渊源,且在宋明以"全归"释生死的儒家生死观的建构上具有承上启下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