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雅趣的安然抒写——丰子恺散文浅论

丰子恺的散文洋溢着浓郁的文人雅趣,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他始终执著地书写着"居"之雅趣、"食"之雅趣、"酒"之雅趣,以及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雅趣。丰子恺正是通过对文人雅趣这一重要题材的安然书写践行着人生艺术化的主张。     

追寻一道消逝的风景——丰子恺文化个性的成因

本文从时代主题、师承、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明清文人的影响四个方面来分析丰子恺文化个性的成因。通过这四个方面的考察，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儒家原始人道主义思想和历代艺术思想的积淀， 在丰子恺文化个性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要超过西方思想或者时代思想对他的影响。认为丰子恺及其师友的建设性的文化个性在 “立人”的时代主题下有其一方面的代表意义， 其艺术生活的态度， 在中国文化史上， 也有典型意义     

再读董其昌

明代的董其昌是一个身份“复杂”而影响力很大的人物。艺术地位、学术地位、社会地位是构造大师之鼎的三足，董其昌具备了。传统的文人情结，在董其昌的心中根深蒂固，他借用禅宗南北宗的分析来解读文人画，亦缘由于此。从审美趣味上看，一如神韵派诗风，“淡”格之思、之画，也最是董其昌所需要的。对书法意境的真实理解，加之书法功力的深湛，使得董其昌在作画时有资格有条件注重艺术的形式，在山水图象中灌输文人书写的味道，产生属于自己的符号。研究董其昌，研究中西绘画的差异与融合，对中国画的发展不无好处。研究“通才”董其昌，不仅仅有利于辨析中国画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可以深入探讨艺术与人生之间的性命关捩。     

再读董其昌

明代的董其昌是一个身份“复杂”而影响力很大的人物。艺术地位、学术地位、社会地位是构造大师之鼎的三足，董其昌具备了。传统的文人情结，在董其昌的心中根深蒂固，他借用禅宗南北宗的分析来解读文人画，亦缘由于此。从审美趣味上看，一如神韵派诗风，“淡”格之思、之画，也最是董其昌所需要的。对书法意境的真实理解，加之书法功力的深湛，使得董其昌在作画时有资格有条件注重艺术的形式，在山水图象中灌输文人书写的味道，产生属于自己的符号。研究董其昌，研究中西绘画的差异与融合，对中国画的发展不无好处。研究“通才”董其昌，不仅仅有利于辨析中国画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可以深入探讨艺术与人生之间的性命关捩。     

谈周作人的趣味

在周作人的心目中，“趣味”具有突出的文学价值。他作文重视生活趣味，即寄闲情雅兴于身边微小事物，倾注感情，让其成为实实在在的生活，他也有民俗趣味，对神话、童话、民歌、民谣、风俗、故事都有兴趣，他把生活趣味称为雅趣，打上了浓重的士大夫文人印记；他的俗趣中注重诙谐。     

浅析丰子恺的“绝缘说”与“同情说”

“人生艺术化”是丰子恺艺术观与审美观的精髓，本文通过分析丰氏“绝缘说”“同情说”来探讨丰子恺以‘绝缘’为径、以‘同情’为要的“人生艺术化”美学建构     

“元四家”山水画的隐逸特征简

元四家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融合笔墨的写意精神，通过对物象描绘表达画家的主观心绪，忽略物象的形似而重神似，逐渐形成了尚逸、尚意的山水画风。文人画家主张“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追求“脱俗”和“自娱”的美学思想体现了文人画家之“隐”与山水画之“逸”的结合。     

元代文人优伶意识论

元代下层文人因为时代的原因被迫以“移宫换羽”为业。清初署名“于陵孟公”者在跋宋徽壁散曲时云：“今乐府不作，古诗不歌，欲人时时传咏，必出于元人优伶之调。”这“优伶之调”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明，在元代，广大下层文人确实与优伶间存在一种强烈的文化同构感——即元代文人的优伶意识。这种意识通过元代文人的自贱的身份潜认、戏谑的文化本性、狷介的角色仿形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金枝”视域中的彩笔——中国经典梦意象的美学分析之二

在中国古代经典梦意象当中，彩笔梦是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自从江淹梦得彩笔文思大涨之后，历代文人常有此梦载录，并衍生出诸如“彩色笔梦”、“砚梦”等同一性质的梦意象来。彩笔梦之所以如此盛行，是因为其与文章、功名的密切关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彩笔梦蕴藏着中国古代文人对于自身文学成就的渴望。“彩笔梦”中的彩笔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神性，与弗雷泽所描述的“金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触染率”的典型表现。     

丰子恺艺术生活中的边缘化倾向

本文对丰子恺一生文艺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 “边缘化”倾向作了分析， 认为这种倾向与艺术在丰子恺整个价值观念体系中所处的独特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文章提出了丰子恺的价值结构秩序： 科学、民主、艺术三足鼎立的价值建构，认为这种建构摆脱了单纯的民主、科学论者对于艺术居高临下的俯视心态以及把艺术当成是两者附庸的功利做法， 而始终把握住了艺术的审美特性。这正是 “边缘化”倾向的原因所在     

“清谈”与《典论·论文》

曹丕以“文人”为中心展开论述,从剖析古之“文人相轻”之因人手,品评今之文人建安七子,表扬了建安七子“审己度人”的品评态度,提高了他们的名望和地位。通过品评建安七子,曹丕得出了文人取得不同文学成就的原因,即文体不同（文体论）、文人个性不同（文气说）,从而凸显了文人个体的生命价值,提出了“嗅时说”,表现出文人的生命意识。     

离散中追寻生命踪迹的自我书写——论张爱玲小说《小团圆》及其晚年的文学书写

战争、国族、性别（政治）是张爱玲的“自我”书写应对的三个层面，由于缺乏健全的人格，她没能妥当地处理好这些关系。《小团圆》在重构生命世界的自我认同中，存在着文本和书写者、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张力。在离散境遇以及跨语际书写、翻译之中，张爱玲经受着文化认同的混乱和徘徊并最终走向母语写作和中华文化认同。晚年张爱玲在追寻生命踪迹的无休止的涂写中表征着书写的焦虑，这种书写行为喻示着生命本原的不可抵达，生命的踪迹如灰烬，它是一种虚妄的存在。在这层意义上，《小团圆》是张爱玲生命燃烧过后的“烬余录”。《小团圆》的面世，昭示着张爱玲晚年又出现了一个创作高峰，虽然比不上她的“传奇时期”，但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传媒时代，作为一个文学现象的张爱玲正在被无限“书写”之中，形塑了一个新的传奇。     

谈周作人的趣味

在周作人的心目中,“趣味”具有突出的文学价值。他作文重视生活趣味,即寄闲情雅兴于身边微小事物,倾注感情,让其成为实实在在的生活。他也有民俗趣味,对神话、童话、民歌、民谣、风俗、故事都有兴趣。他把生活趣味称为雅趣,打上了浓重的士大夫文人印记;他的俗趣中注重诙谐。     

“漫画”之蜕变

尽管丰子恺（１８９８—１９７５）在艺术、文学和翻译诸领域著作甚丰，①但在人们看来，他主要还是２０世纪中国“漫画艺术”的先驱人物。本文试图从漫画一词的起源及演绎来探讨丰子恺和漫画的关系。②漫画中国作家普遍认为漫画一词具有“卡通”或“急就画”的含义，是以...     

论晚唐文学的基本走向

本文从唐代制度的限定、都市生活风貌以及宗教思想的影响等文化背景入手,分析了晚唐庶族文人所书写的“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情绪的历史”,从文学的主体精神、文人审美价值取向以及对现实的批评选择等方面,论述了晚唐文学的基本走向,肯定了“晚唐风情”的客观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     

关于丰子恺的木刻漫画

在丰子恺的画作中 ,有一些是采用木刻的表现方法发表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在抗战期间出版的画集《画中有诗》。该画集中所收集的画 ,是丰子恺选取古诗句 ,以现代人的关照而创作的。丰子恺在自序中明确地说 :“近来积累渐多 ,乃选六十幅付木刻 ,以示海内诸友。名之曰《画中有诗》。”[1] 其实 ,丰子恺从他漫画的起步阶段就已经用木刻的形式发表画了。在当代的丰子恺研究者中 ,最早研究这个现象的是毕克官。由于朱光潜先生是丰子恺的同代挚友 ,又由于朱光潜曾经写有一篇题为《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的文章 ,毕克官于 1 979年 9月 1 5日拜…     

丰子恺与杭州

著名艺术家丰子恺先生的故乡在浙江省桐乡县,他在石门镇“缘缘堂”里度过的岁月一直被人们传诵着。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丰子恺一生曾到过许多地方,仅抗战期间的逃难和抗战胜利后的复员,他的足迹就踏遍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湖北、四川、河南、江苏等许多省份。他在上海居住的时间更长,解放以后一直定居在那里。尽管如此,丰子恺先生却把杭州视为他的第二故乡。丰子恺先生曾说:“我的老家在离开杭州约一百里的地方,然而我少年时代就到杭州读书,中年时代又在杭州作‘寓公’,因此杭州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丰子恺先生艺术的一生,有许多重要的事迹确实与杭州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他本人对杭州也怀有美好的感情。本文试图对丰子恺先生与杭州的因缘作一番考察。     

宋人花鸟画：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宋代是中国花鸟画发展的鼎盛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时期的画体画风多姿多彩是前所未有的，既有宫廷绘画“院体画”的繁盛，它代表着皇家的审美情趣；又有不以形为最终目的而更注重主观情感抒发的代表着文人审美取向的“文人画”的勃兴。宋人花鸟画在中国花鸟绘画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感悟抒情，表心之意，追物之理，追物之趣，开一代画风，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丰子恺的童心论与传统文化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童心"是他独特风格和艺术魅力的根源.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文化均有对"童心"的推崇与追求,丰子恺作为传统型的现代文人,他的"童心"正是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的表现.     

"雪堂雅集"与元初馆阁诗人文学活动考

论者一般认为,元代馆阁诗人群体是在“元四家”时期才形成的。但据现存“雪堂雅集”等资料考证,元世祖至元年间,一个以馆阁文人为主体的诗人群体已经形成,并开始活跃在元代诗坛之上,支撑着元初诗坛局面,维系着诗坛命脉,引领着元代诗坛的走向,延续着元代诗坛以馆阁文人为主流的发展趋向,对有元一代馆阁诗人占据诗坛主体地位具有重要的奠基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