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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等高线是测绘学科中最基本的名词之一。名正义符,清晰易懂,本来就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可是其分类名词,多年来得不到统一,而且相当混乱。现将有关文献中所采用的分类名词,举数例如下,供参考和讨论。1.《测绘学名词》[1](以下简称《名词》)中有词条：“首曲线 intermediate contour”“计曲线 index contour”“间曲线 half interval contour”“助曲线 extra contour 又称辅助等高线”2.《地图学术语》[2](以下简称《术语》)中所列词条与上述《名词》中的相同以外,增加了所谓“同义词”,分别为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半距等高线和辅助等高线。3.《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3]中,“等高线a.首曲线 b.计曲线 c.间曲线”,与《名词》中的相比,没有“助曲线”;也没有《术语》中的“同义词”。4.《省、地、县地图图式》[4]中,“等高线分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辅助等高线”。与上述《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中的分类名词完全不同,而与《术语》中的相比,没有“半距等高线”。5.《测量学》[5]中,等高线的分类：①基本等高线(又称首曲线)②加粗等高线(又称计曲线)③半距等高线(又称间曲线)。与《术语》中所用的名词相比,主次相反,且没有助曲线这个名词。6.《测量学》[6](土建类专业用)中只有首曲线、计曲线和间曲线,也没有助曲线。7.《普通地图编制》[7]中,等高线的分类名词与《术语》中的相同,只是把“同义词”变成了“又称”。从以上情况来看,等高线的分类名词众说纷纭,没有共同语言,形成这样的混乱局面,令人无所适从。还有个别词条,如《名词》和《术语》中的“助曲线extra contour又称辅助等高线”。其中的英文词和“又称辅助等高线”都不正确。再说,助曲线有“又称”,难道首曲线等三个名词就没有“又称”？还应着重指出的是,上述两本《测量学》教材,连助曲线这个名词都没有。以上文献中出现的两组等高线分类名词,都是从国外传入我国的,已混用多年,分不清哪一组是规范名。“首曲线”这一组名词是早年从日本传入我国,沿用至今,直接引用日文中用汉字书写的这组名词不够通顺,对首曲线而言,是按规定的等高距测绘的,图中最主要的等高线。计曲线不过是将每第五条或第四条首曲线的线划加粗些,为的是便于计数。而间曲线和助曲线只是首曲线还不足以显示局部地貌特征时才测绘,起到辅助作用,并不是图中非要不可的,视地面坡度变化情况而定,现从有关文献[16]中获悉,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对这些名词作了如下的修改：“主曲线 intermediate contour……[古]首曲线”“计曲线 index contour,principal contour……”“补助曲线 auxiliary contour supplementary contour……[古]间曲线,助曲线”。这里除了首曲线早就改称“主曲线”[15]外,淘汰了“间曲线”和“助曲线”这两个词不达意的名词,将这些用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以至八分之一[16]基本等高距测绘的等高线,根据其性能统称补助曲线,或辅助等高线,也有称“补充等高线”[8]的。辅助等高线是国际上通用的一个术语,其涵义在不同外文文献中的表述也是一致的,如：“Supplementary contour or one-fourth the basic interval are drawn and shown in dashed lines.”[17]“auxiliary contour(supplementary contour).An extra contour introduced,in areas where contours at the standard interval are too far apart on a map,to show the relief adequately.”[19]“辅助等高线用虚线来表示。”[14]在国内的教材中,也有“加绘补充等高线(间曲线、助曲线)是局部缩小等高距的方法。为了区别于基本等高线,补充等高线大多采用不同式样的虚线。”[8]可是《名词》、《术语》等文献中,把辅助等高线与助曲线混为一谈,造成混乱。要达到测绘学名词规范统一的目的,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希望提高透明度,集思广益。增加责任心,多查考外文资料,注意与国际接轨,问题就不难解决。至于“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和“半距等高线”这一组分类名词是上世纪50年代从俄文ОСНОВ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УТОЛЩЕН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和ПОЛУГОРИЗОНТАЛЬ翻译过来的,还有辅助等高线(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乃是泛指不按基本等高距测绘的,而是用虚线描绘的等高线,显然这一组名词要比原有“首曲线”那组分类名词,通顺些。在美国地质测量局(U.S.Geological Survey)的地形图图式中,等高线也是分intermediate contour,index contour和supplementary contour三种。[13]综合以上所述,认为可用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和辅助等高线作为分类名词的规范词,而以主曲线、计曲线和辅助曲线作为目前允许使用的非规范词,规范名词的英文对应词就可用上面intermediate contour等三个惯用词,得以与国际上的名词概念接轨,有利于交流。此外,对前面提到助曲线所附的英文词问题,extra contour[14]不是术语,英文对应词也只能根据其内涵译quarter interval contour[10],如同间曲线译half interval contour[10]一样,即使不用间曲线和助曲线这两个过时的名词了,但有时还会分别提到这两种辅助等高线,在德文和俄文书中也有这样的提法,分别为Halbhhenlinie,viertelhhenlinie和ПОЛУГОРИЗОНТАЛЬ,ЧЕТВЕРТЬ ГОРИЗОНТАЛЬ。前面提到等高线分类名词的混乱,而分类名词的英文对应词更加混乱,有待澄清,列举如下：index contour计曲线,误认为首曲线;[9,12]intermediate contour首曲线,误认为计曲线;[9,10,12]auxiliary contour辅助曲线,误认为间曲线[11],还有误认为助曲线[9]的;supplementary contour辅助等高线,误认为间曲线[11];前面已提到的;extra contour并非术语,误认为助曲线[1,2,11]。此外,应着重指出的是,2002年公布的《地理信息系统名词》中,有关等高线分类名词的词条,就只有“计曲线index contour”和“间曲线intermediate contour line”,连首曲线和助曲线都没有。这里间曲线的英文对应词也不正确;还有前者称contour,后者称contour line也不恰当,两者不应并立。前者是指“地面上高程相同的点,连接起来所形成想象的闭合曲线,称contour,按它们的正射投影描绘到地形图上,就称之为contour line。”[20]也可不必考虑这样的区分,但用词必须前后一致。从以上情况看来,未能与1990年和2002年公布的《测绘学名词》协调统一,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希望再版时作适当修改。以上所提是否有当,恳请批评指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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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ot一词作植物学名词一般指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root(根)相对。由于这个词的原义,不仅指茎干或枝条,而且包括叶子与花部,所以汉语中一直没有合适的中译名。目前汉语中有好几种不同的译法,如《英汉百科翻译大词典》中译作“幼苗,苗;新梢,枝梢”[10]。《英汉辞海》中译作“发芽,抽芽,长出新芽,嫩枝,a(1)：植物的地面部分;有枝叶等的茎(根除外)。(2)：由植物的芽孢长出的嫩枝干或部分。b：主干的分枝”。[2]《英汉生物学词汇》译作“(1)条,枝,枝条,苗(2)茎干”[5]。《英汉植物学词汇》译作：“(1)条,枝条,枝,苗。(2)桠枝。(3)茎干[8]。在上述几种译法中,近年来以“苗”的译法较为普遍[6],但是“苗”这一译法使人容易与幼苗(seedling)混淆;枝、条、茎等译法,较为接近原义,然而由于人们对日常生活中概念的习惯,容易忽略了其中叶性器官和后来的生殖器官部分;“植物的地面部分”比较接近原意,但冗长而不便交流,而且考虑到气生根的情况,也显得不十分正确。至今各种译法似乎均不能正确反映原意。因此《植物学名词》[11]中未收入此条。伊稍[6]认为在shoot中,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不存在茎叶之间的明显界线。Shoot的形态学本质可用三个大的概念来解释：(1)茎叶是植物体根本而可划分的单位。(2)Shoot由生长单位(phytons)组成,每个生长单位由叶及其下面的茎部分组成。(3)叶本身具有shoot性质,其扁平而具背腹性的结构乃次生发展的结果。上述各种理论都强调茎与叶之间的紧密关系[6]。Shoot作为与root相对的概念,主要区别在于维管组织结构,增长方式和外层组织结构：Shoot有由真正顶端分生组织不断发生的分布有维管束的形态多变的叶性器官,从而使shoot系统不断增大,而root的顶端分生组织并不真正顶生,而是有根冠保护的,侧生器官是一些无维管束的形态单一的根毛[7,13]。Shoot主要行使光合、贮存、生殖和运输等功能,root主要行使吸收和固着功能。考虑到shoot一词的英文内含及外延,以及中国文字的具体情况,作者认为该词在植物学中的汉译最好能统一为“标”,因为这个词能反应出shoot一词的本质,并可说明茎和叶的统一整体性,从而可以明确与root相区分,这既防止“苗”之类译法的外延扩大,又防止“枝”之类译法的外延缩小,从而有一个正确的术语,也便于国内外文献交流和对照。“标”字在《康熙字典》释作“木末也;又高枝曰标;又表也”[3]。汉语成语的“治标不治本”、“标本兼治”中的“标”即是指树木的地上部分(末),与地下部分(本)相对,“本”“末”二字在《中文大辞典》释作：“末,木杪也,木上曰末;本,根也,木下曰本”[9]。所以“本”“末”是相对的,同样“标”“本”也是相对,后起曰标,本原曰本,《辞海》中说：“本标相应”[12]。《辞源》中是这样解释“标”的：“梢,《管子·霸言》：大本而小标。注：标,末也”[1]。《中文大辞典》释作：“木杪末也”[9]。《汉语大词典》释作：“(1)树梢。(2)末梢;事物的枝节或表面,与‘本’相对。(3)顶端”[4]。因为“标”在植物发育过程中是较根而后起的,属于苗的末端,是可以从外观上看得见的部分,即地上部分。尽管“标”现代最常用的意思指树木的末梢,但考虑到该词的本意和植物体的整个发育过程,幼苗时期的地上部分叫前边几种译名都欠妥,因为幼苗的地上部分既看不到任何“枝”“条”的影子也不能叫做“苗”,唯有“标”一词能表达出地上部分的含义;而成株中,中文中的“标”的“树木末梢”之意似乎仅限于树枝的顶端,但是考虑到整个地上部分包括茎干都是由幼苗时期的地上部分(“标”)发展而来的,我们称之谓“标”不但没有造成外延上的扩大,反而使这一称谓能更加正确地反映其形态学本质。在此建议把shoot中文的植物学名统一为“标”,是否正确,希望大家共同商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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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量考古与出土文物研究,表明我国原始人类早在石器时代就有直观的矿物知识,并有最为原始的应用。1959年在甘肃武威县皇娘娘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的铜刀[1]等,经光谱分析,虽系纯铜(红铜),但也含有锡(0.1－0.3%),铅(≤0.03%),锑(0.01%),镍(0.03%),经电子探针分析尚有铁、砷等。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1]、重达875公斤,其中铜84.77%,锡11.6%,铅2.79%,这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文物中最大的青铜器。大量出土文物表明我国原始人类认识金属和使用金属已有一定水平。一、关于“矿”、“矿物”术语的溯源与探讨“矿”在我国文字史上源于象形文字,其符号是卝,丱,,,矿,鑛,有形、声、义三位一体的内涵。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凡与矿有关之词,诸如矿山、矿井,矿脉等,也都源于此。早在春秋时代,就有《周礼·地官·卝人职》以及《周礼·卝人注》,其含意与解释就各不相同,试举国内常见的释义：1.《说文解字》[2]：“卝,即象掘地深入之形”;2.《辞源》[3]：古磺字。“磺为矿之本字,未成器之金玉”;3.《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4]：“卝为矿字的古体”。引《说文解字》石部磺字注：“铜铁朴石也”。下附有“卝”字注为“古文矿”。郑玄注释《周礼》说“卝之言矿也。金玉未成器曰矿”;4.《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5]：“矿字,古文作卝”,引《周礼·地官·卝人职》：“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地”。并认为古卝字中的两竖是表示巷道的两壁,左右两横表示巷道的支护。综观上述,对照湖北铜录山古坑道遗址分析,这个古代象形字的内涵与结构,确耐人寻味,并富有学术意义。英文“Mineral”[6]一词,源于拉丁文Minera,或为Mineri,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多见,而在中世纪使用更为普遍,其意为矿山,矿山掘出物之总称,当时凡从地下掘出之矿物、岩石、甚或化石均称矿物,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分化,所指范围逐渐缩小,十七世纪后,在西方就具近代矿物概念,作为独立学科——矿物学(Mineralogy)一词,据文献记述为意大利学者B.蔡吉鸟斯于1636年提出。汉字“矿物”一词近代概念及使用时代,尚无比较确切的资料和论证,众说纷纭。就所掌握的局部资料,做如下论述：1.据潘吉星《矿冶全书》[7]记载,明代天启年间,我国曾翻译德国人阿格里柯拉(Ag－ricola,1494－1555)的巨著《论金属》(De la Metallica)。当时以(坤舆格致》为各印制。该书有矿物早期分类,还描述了晶形、劈理、光泽、颜色、透明度、硬度等矿物特征,但至今尚未查到汉文遗本。2.1862年京师同文馆,1863年上海方言馆均专设金石专业课,即相当于矿物之类课程[8]。把矿物译作“金石”者颇多,诸如1872年出版的《金石识别》,以及《金石表》,1903年出版的《相地探金石法》,1903年出版《金石略辨》等,都是翻译国外矿物类著述。直到1921年章鸿钊的《石雅》问世及《洛氏中国伊斯兰卷金石译证》(1925)仍沿用。3.据查,1889年广东水陆师学堂曾设有矿物课,1892年湖北铁路局附矿学堂,1895年天津西学学堂,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等都设有矿物课;鲁迅、顾琅等1899年在江南陆师矿路学堂除专修矿物课,并以《金石识别》为课本[9]。4.1902年(光绪28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之《钦定学堂章程》以及《奏定学堂章程》(1903)中专列地质、矿物科目,据此,这可能是矿物一词作为正式文献最早出现;又据崔云吴研究,1902年华循编之《矿物学》教科书正式出版[10],为汉字“矿物学”一词最早出现之教本。从此,相继便有一批矿物学类著述出版,诸如《中等矿物学》(1903),《最新矿物学》(1904)等。5.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11]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251页之“脚注”上提及英国人慕维廉(W.Muithead)1846－1900年在华期间曾撰辑有《地质学和矿物学词典》(中文){[Glossary Chinese]Mineralogical and Geological Terms.In Doolittle,J(I),Vo1.2,p256.}矿物一词可追溯到咸丰年间(1853年前后)。二、中国古籍中有关矿物的记述我国浩如湮海的古籍中,对矿物、金属有极为丰富的记载。1.《禹贡》[12]是《尚书·夏书》的一篇,成书时代尚有争议,但作为一部代表战国先秦时代的地学发展的典型著作,却为大家所公认。书中列入纳贡品有金三品,即金、银、铜,瑶琨,为玉的一种,砮石为铁矿,丹为水银矿、铅松即铅矿,砺砥为研磨材料,此外,还有浮磬、璆等12种之多[13]。另有涂泥(粘土)、黄壤(黄土)、坟垆(钙质冲积土)、青黎(无钙质冲积土)以及赤殖坟等术语。2.《管子》,共二十四卷八十六篇,其中《地数》篇[13]专论金属矿产及其共生关系。诸如“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者,其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此山之见荣者也”。[14]3.《周礼·考工记》,据郭沫若考证,为春秋时代齐国官书。曾记载有：“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费能为良,地气然也”。[13－14]金属产地性质不同,而制作工具性能各异,包括了矿物地理分布概念;书中更精彩的描述就是“六齐”了。金有六齐：六分其金、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斧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15]湖北大冶铜录山古矿遗址的发掘材料,也有此类内容。4.《山海经》[16],一般为战国之初与春秋之末,在《五藏山经》上记载黄金产地二十三处,赤金产地十三处,铁矿产地三十四处,铜产地十九处;《中山经》中提出：“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零九”。5.秦代铁矿开采繁盛,从设置铁官记载,表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铁矿的开采与使用已有相当水平;从临潼武家屯出土的金饼,标明当时金矿开采也较发达[5]。6.汉代对金属矿的记载更多(1)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东汉设铁官34处,其它还有银、锡、铜、白金、雄黄、雌黄、玉石等。而在《汉书·地理志》中仅有27处[13－14]。(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江南出…金、锡、连(铝之未炼)、丹砂(朱砂)、铜、铁等”。[13－14](3)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17]中记述矿物和金属有：铜、金、银、铅、锡、文石等,书中列有设铁官48处。(4)东汉刘珍的《东观汉记·地理志》也有少数矿物及金属描述。(5)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有金银矿、雄黄、雌黄、空青、青碧以及铁矿多处[13－14]。(6)两晋时代由于农业的发展,人们认识和使用金属矿更为普遍,1974年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一处铁作坊和一个铁器窑,共出土铁器4195件,从铁器铭文鉴定,为两晋时代[13－14]。(7)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列举矿物20余种,有丹砂、雄黄、雌黄、云母、石英、硫石、白矾、鲁青(CuSO4)。7.《神农本草经》,有人主张成书于秦汉时代,是我国现存最早一部药物学专著,全书三卷,其收载药物365种,分上品、中品、下品,其中药用矿物46种,其名称如下：“玉泉、丹砂、水银(汞,女)、空青、曾青、白青、扁青、石膽(石胆)、云母、朴消、消石、礬(矾)石、滑石(冷石)、紫石英、白石英、五色石腊、太－禹余粮(禹余粮)、雄黄、雌黄、石钟乳、殷孽、公孙孽、石硫黄、凝水石、石膏、阳起石、慈(磁)石、理石、长石、肤青、铁落、青琅玕、代赭石、卤碱、白恶(垩)、铅丹、粉锡、石灰(同白垩)、冬灰、石蚕”[13－14]。8.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繁盛时代,人类认识和使用矿产资源的范畴不断扩大。(1)据《新唐书·食货殖》记载,主要金属矿产分布区：“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新唐书·地理志》：全国有铁的地点104处,“有铜”62处,“有银”35处,“分布于二十八州(府)”。(2)唐玄奘(602－664)在《大唐西域记》中描述沿途所见物产中有矿产及玉石多种。(3)苏敬等著《新修本草》是我国第一部药典,载药850种(新增114种*),首创按药物自然来源进行分类,分玉、石等九类,包括空青、礜石、绿盐、密陀僧(一氧化铅litharge),以及卤砂(氯化铵)[13],出于西戎,形如牙消,先净者良,柔金银,可为焊药。(本段*,见第28页脚注)(4)唐代李吉甫(758－814)的《元和郡县志》记载有蓝田县“出美玉”,安邑县出银,莱芜县出铁,长沙县出铜、云母,平阳县出银,四会县出金。卷七中还对陨落及陨石做过描述。9.宋代,特别是北宋时期,查明全国金属矿产分布已有一定规模,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凡金、银、铜、铁、铅、锡及其冶炼场所达二百有一”[5]。(1)宋乐史(970－1007)《太平寰宇记》,有人称之为我国古代矿物地理之书,书中不但描述金、银、铜、锡、铅、铁以及汞等金属矿外,还记述了124种矿物的物性、化性和地理分布。(2)北宋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18]中对地学方面内容阐述颇多,其中在矿产方面者,①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石油”一词,即：“鄜延境内有石油”,并预言我国石油多“生于地中无穷”;②描述了治平元年常州陨石坠落情况;③对太阴玄精(石膏晶体)作了比较确切的科学描述,太阴玄精古代曾有阴精石、玄精石、玄英石、太乙玄精石、益玄精等名称。经1974年北京中医研究院中药室研究,确认沈括所述纯属含水石膏晶体,属单斜晶系,沈括根据晶形、解理、加热失水性能,比较了几种不同盐类,其化学成份为CaSO4·2H2O。更值得提及的是沈括从其横断面定出近似正六角形,说明沈括对晶体几何形状和解理的观察是十分精确的。沈括所述马牙硝,即硫酸钠(Na2SO4·10H2O),所述盐碱为硫酸钾镁复盐(MgSO4·K2SO4)晶体,中药中称之为凝水石、又名盐精石[18]。沈括引《黄帝素问》中“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气在天为湿,土能生金石,湿亦能生金石”,提出胆矾水加热加料煮能生铜、胆矾即硫酸铜(CuSO4·5H2O),还指出：石洞中水滴下来成为钟乳石和石笋的论断。同时,还对朱砂(硫化汞)的药性及其加热转化做过论述。(3)宋唐慎微在1056－1063年撰《证类本草》收入药品共为1746种,无机药物达253种,但玉石类矿物几无所增,像辰砂,(cinnabar)又称朱砂、丹砂,以湖南辰州(今源陵县)所产最佳,故名,含Hg86.2%,三方晶系,硬度2－2.5,比重3.09。一般为低温热液成因矿物[14]。(4)宋代杜绾著《云林石谱》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矿物岩石学专著,书中记载石品116品：①纯石灰岩类,被水侵蚀,有奇特形状,可作假山用石20余种,②石钟乳类,③含长石的石灰岩或砂岩,④含锰质或铁质石灰岩或砂岩,⑤纯石英岩、砂岩、玛瑙等,⑥叶蜡石、云母、滑石类,⑦页岩和砚石类,⑧纯金属矿物和玉类,⑨化石类。其重点是描述园庭赏鉴的岩石和制做各类珍品,诸如石砚、文物等石头,特别是变质岩类,描述了这些石头形状、颜色、硬度、文理、光泽、晶形、磁性、透明度、吸湿性、风化性和化学作用等;书中有比较丰富的岩石矿物知识[13－14]。(5)南宋范成大(1126－1193)[19]撰《桂海虞衡志》,书中记述岩洞20－30余处,并提出钟乳石是“石液融结所为”的岩溶成因概念;金石部分,记述了生金、丹砂、滑石、铅粉、石梅、石柏等。10.元代统治者加强了矿产的管理,“设置诸洞冶总管府,专以掌管随金、银、铜、铁、丹粉、锡、碌,从长规划,恢办课程,听受制国用使司节制勾当”[5]。(1)《元史·食货志》、《新元史·食货志》记载有铁矿、铜矿、锡矿、银矿、金矿、朱砂等。《元史·食货志》中记述煤炭课总计钞二千六百一十五锭二十六两四,可见元代煤炭开采大有发展;《元一统志》中除记述汉代发现的陕西延安附近石油产地外,尚记述四个新石油产地：延安县南迎河,延川西北,宜君县姚曲村以及鄜州东采铜川[13－14]。(2)元陶宗仪撰《辍耕录》[13]有玉石多种描述,其中有于阗玉石多种,诸如回回石等。11.关于明代全国金属矿产分布,以《明一统志》、《明史稿》、《明史·食货志》、《明实录》等记述较详,像铁矿,仅官铁年产一千八百余万斤。(1)宋应星的《天工开物》[20]共18卷,其中燔石、丹青、冶铸、锤锻、五金、珠玉卷内有各类矿产的记述。书中最早、最详细地记述了从炉甘石(碳酸锌)中提炼金属锌技术,锌古代称之为水锡、白锡或倭铅。有人认为倭铅一词源于日本,这是不对的。当时,宋应星曾指出：“以其似铅而性猛故名之曰倭铅云”[22]。欧洲直到16世纪才了解锌是一种金属,最早用炉甘石炼锌的方法则是在18世纪,据考证是由劳逊博士来中国考察后带回的技术[1,14]。在“燔石”卷中,记述金矿“多出西南,砂金多者出云南金沙江”,海南岛的儋、崖两县则都有砂金矿。银矿：浙江、福建旧有坑场,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四川、甘肃都有“美矿”。关于铜矿：“西自四川、贵州为最盛,湖广武汉、江西广信皆饶洞穴”。关于锡矿：偏出西南郡邑,东北寡生,古书名锡为“贺”者,以临贺郡产锡最盛而得名也。大理、楚雄即产锡甚盛,道远难致也。《珠玉》卷,介绍各种宝石的形状、色彩质量和玉石的采集、琢磨,包括玛瑙、水晶等的产地和用途。《珠玉》卷说到：“西洋琐里有异玉,平时白色,晴日下看映出红色,阴雨时又为青色,此可谓之玉妖,尚方有之。朝鲜西北太尉山,有千年璞,中藏羊脂玉,与葱岭美者无殊异”[21,22]。(2)明曹昭著,舒敏编,王佐增之《新增格古要论》十三卷,其中珍宝论、古铜论、异石论等有较多玉石名称,诸如珍宝论有：古玉、沙子玉、石类玉、玛瑙、柏枝玛瑙、圆块玉、猫睛、碧靛子、马贾珠、石榴子、铺绒线石、金星石、琥珀、珊瑚树、金、紫金、乌金、金刚钻等;异石论有灵壁石、红丝石、竹叶玛瑙石、云母石、南阳石、永石、川石、英石、试金石、湖山石、霞石、龟纹石、昆山石、太湖石等,其中对玛瑙阐述颇详：“玛瑙多北地,南蕃亦有,非石非玉坚而且脆,不夹石者为佳,有人物鸟兽形者最贵。有锦花者,谓之锦红玛瑙,有漆黑中一线白者,谓之合子玛瑙。有黑白相间者,谓之截子玛瑙。有红白杂色如丝相间者,谓之缠丝玛瑙,此几种皆贵。有淡水花者,谓之浆水玛瑙。有紫红花者,谓之酱斑玛瑙。有海蛰色鬼面花者,皆价低。又浆水色内有花纹如柏枝者,故谓之柏枝玛瑙,亦可爱”[14]。(3)明林有麟撰《素园石谱》,所居素园辟玄池以聚奇石玩赏,共101种,其中属矿物、岩石者,诸如：永宁石、达摩石,以及峨嵋山之菩萨石,色莹白,若太山狼牙石水晶之类,日光射之,有五彩,如佛顶圆光[14]。(4)明代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23,24]是一部著名的药典,书中收矿物岩石分三大类,在土类和金石类中列有较多的药用矿物名称。土类中的白垩,又名白善土、白土粉、画粉,属粘土矿物,主要是高岭土和膨润土,又有甘土、赤土(红土)、黄土之分。金石类之金,又名黄牙、太真,有山金、砂金之别,砂金以块金或狗头金为自然金的最精品。银,又名白金、鋈,有锡恡脂(辉锑矿)、银膏、硃砂银之分。铜有赤铜(又名红铜)、白铜、青铜,自然铜又名“石髓铅”,铜青又名“铜绿”,即现称之为“孔雀石”(Cu2[CO3][OH]2)。铅又名青金、黑锡、金公、水中金。药用铅都是经过冶炼出来的,像铅霜,又名铅白霜(化合物);粉锡,又名解锡、铅粉、铅华、胡粉等;铅丹,又名黄丹、丹粉、朱粉等为铅的氧化物;密陀僧,又名没多僧、炉底,为氧化铅。锡又名白鑞、鈏、贺。铁,又名黑金、乌金。《本草》中又分有钢铁,又名跳铁,铁落,又名铁液、铁屑、铁蛾,铁粉、铁精;铁华粉,又名铁胤粉、铁艳粉、铁霜(氯化铁);铁,又名铁衣;铁爇,又名刀烟、刀油;铁浆(氢氧化铁)等。石类是《本草》阐述药用矿物中的最主要部分。丹砂,又名朱砂、巴砂、真朱、越砂、马齿砂、光明砂、马牙砂、无重砂、妙硫砂,实际就是现矿物学称之为辰砂。水银(自然汞),又名汞、澒、灵液、姹女。水银粉,又名汞粉、轻粉、峭粉、腻粉。粉霜,又名水银霜。灵砂,又名二气砂。雄黄,又名黄金石、石黄、薰黄。雌黄。石膏,又名细理石,寒水石,按其化学物性,李时珍分为软硬两种。理石,又名肌石、立制石(为丝状石膏)。长石,又名方石、直石、土石、硬石膏。方解石,又名黄石。滑石,又名画石、液石、石、脱石、冷石、番石、共石。不灰木,又名无灰木,可能为蛇纹石类的石棉。五色石脂,以五种成分不同矿物而命名,黑石脂为石墨,赤石脂为红土,章鸿钊《石雅》[31]定为陶土,颇有争议。桃花石,似赤石脂,有人认为属叶腊石类。炉甘石,又名炉先生,有人认为是碳酸锌,菱锌矿。井泉石,黄土结核,主要是碳酸钙。无名异,极似软锰矿。蜜粟子,似为褐铁矿。石钟乳,又名留公乳、虚牛、芦石、鹅管石、夏石、黄石砂、其名之意为“石之津液,钟聚成乳,滴满成石”,故名石钟乳。分石乳、竹乳、鹅管石、殷孽、孔公孽、石床、石脑七种。石脑油,又名石油、石漆、猛火油、雄黄油、硫黄油。石炭,《本草》列有煤炭、石墨、铁炭、乌金石、焦石等名。石麦,为白云石粉。浮石,又名海石、水花,主要指火山喷发之玻璃质物质构成。阳起石,又名羊起石、白石、石生,现仍为阳起石。慈石,又名玄石、处石熁铁石、吸铁石,矿物学上称之磁铁矿。当时已认识其有吸铁及不吸铁之分,玄石即为不吸铁之磁铁矿。代赭石,又名须丸、血师、铁朱、土朱,现为赤铁矿。禹余粮,又名白余粮,传说“昔大禹会稽于此余粮者”而得名,今矿物学上称之为褐铁矿。当时李时珍认为“禹余粮乃石中黄粉,尘于池泽。其生山谷者为太一余粮,又名石脑、禹哀。空青,形如杨梅,又名杨梅青,有人误为孔雀石,实为现矿物学上之石青。曾青,空青成层状者。绿青,又名石绿、大绿,即现名孔雀石。扁青,又名石青、大青,《石雅》考为铜蓝(石青)。白青,又名碧青、鱼目青,即石青,又叫铜蓝。石胆,又名胆矾、黑石、毕石、君石、铜勒、立制石。现称之为胆矾。礜石,又名白礜石、太白石、立制石、青介石、固羊石、石盐、泽乳、鼠乡,现名毒重石,或称砷华不一。特生礜石,又名苍礜石、苍石、鼠毒,单体,形似方解石,另有握雪礜石,据王嘉荫分析,似为砷华。砒石,又名信石、人言,生者名砒黄,炼者名砒霜。金星石与银星石,即现称之黄铁矿[26]。婆婆石与豆斑石,又名摩挲石,前者似是含黄铁矿的绿色板岩,后者为斑岩[26]。礞石,疑似辉铜矿。花乳石,又名花蕊石,疑为冻石类。金牙石,又名黄牙石。《石雅》定为黄铁矿。金刚石,又名金刚钻、金刚砂,现代矿物学认为可能是刚玉。砭石,又名针,可制石针。石砮,即禹贡中之砮,又叫燧石、玉髓。越砥,又名磨刀石、羊肝石、砺石。姜石,又名砺石、礓砾、砺。麦饭石,似为花岗岩风化的砂所成。水中白石,可能为长石。蛇黄,似为锑赭石。雷墨,为黑曜石。据王嘉荫先生考证,《本草》中列卤石类矿物20种,并附27种不能定性者。食盐,又名鹾,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相传黄帝时代,宿沙氏初煮海水为盐。戎盐,又名胡盐、羌盐、青盐、秃登盐、阴土盐。光明盐,又名石盐、圣石、水晶盐。卤咸,又名卤盐、寒石、石咸。凝水石,又名白水石、寒水石、凌水石、盐精石、泥精、盐枕、盐根。现矿物学上称之芒硝。《石雅》定为石膏,可能有误。玄精石,又名太乙玄精石、阴精石、玄英石,即矿物学上之钙芒硝,《石雅》定为石膏似有误。绿盐,又名盐绿、石绿,王嘉荫考证为氯铜矿,产于铜矿氧化带中。盐药,即钠硝石。朴消,又名消石朴,盐消、皮消,即芒硝。《本草》谓之消三品,即川消、盐消、土消。消石,又名芒消、苦消、火消、焰消、地霜、生消,北帝玄珠,即矿物学上之硝石。硵砂,又名砂、狄盐、北庭砂、气砂、透骨将军,即现矿物学中之卤砂。蓬砂,又名鹏砂、盆砂,《本草》定为硼砂。石硫黄,又名硫黄、黄硇砂、黄牙、阳侯将军,即现称之为硫黄。石硫赤,又名石亭脂、石硫丹,石硫芝,即现含硫黄,为赤色。石硫青,又名冬结石。矾石,又名石涅、羽泽,煅枯者名巴石,轻白者为柳絮矾。属矾有五种,即白矾、青矾、黑矾、黄矾、绿矾(烧之为绛矾、矾红)。《本草》中之玉类,种类繁多,主要是变质岩中的产物,多以颜色分类,分河玉(砂矿玉)和山玉两大类。均属软玉,其成分为Ca2(MgFe)5(OH)2(Si4O11)2。白玉髓,又名玉脂、玉膏、玉液。青玉,又名谷玉,即菜玉。玉英,又名合玉石,现称之钢玉。青琅玕,又名石阑干、石珠、青珠,王嘉荫考证为绿松石。珊瑚,为碳酸钙。马脑,又名玛瑙、文石,即玛瑙。宝石,似为尖晶石、柘榴石、青石棉之类。玻瓈,又名颇黎、水玉,系石英类。水精,又名水晶、水玉、石英。云母,又称云华、云珠、云英、云液、云砂、磷石。白石英即水精石。紫石英,现仍名紫石英。菩萨石,又名放光石、阴精石,即石英。《纲目》中除160－200种矿物物质名称与岩石名称外,还有矿物晶形、颜色、硬度、解理、脆性、比重,以及磁性名词出现。[13,14,2323,24]12.清代矿业[5]在明代发展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矿物种类与矿产分布均有扩大与增加,其各类矿物名词,多为明代延续而来。在《清史稿·食货志》、《清实录》有集中的记载。清代前期,铜、锡、铅、锌、银五种金属矿,较大矿区多在云南[25]。(1)云南铜矿分布在滇北区、滇西区以及滇中区,其中东川铜矿早有盛名[5];吴其浚(1789－1847)《滇南矿厂图略》(两卷)有详细论述。其他像四川、湖南、贵州,广西铜矿也有开采。(2)锡矿以云南及湖南开采为盛,其中以个旧享有盛名[25]。(3)铅矿,分布在云南、贵州、湖南三省,此外,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区也有一定产量。(4)锌矿(白铅、倭铅),以湖南、贵州为主,其次是广西、云南、四川也有一定产量。(5)银矿,早期曾在山东、山西、陕西开采,后集中于云南[5,25]。(6)金矿,开采较盛,分布较广,主要有云南金矿、湖南金矿、贵州金矿、陕西金矿、甘肃金矿、新疆金矿。(7)汞矿,主要集中于贵州,云南、湖南两省也有一定产量。(8)铁矿,清代前期主要有广东佛山铁厂以及陕西汉中铁厂。(9)煤矿,多集中于山东、直隶(河北)、山西等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各列强相继掠夺我国矿产,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更为扩大,从另一侧面来说,也引进了一些近代矿物学、矿床学的理论和概念,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新的术语。清代中期、末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一些开明的学者、志士着手翻译大量西方近代科学论著,其中矿物学著述不少[10](见上文),有许多矿物学名词、名称一直延用至今,为中国的矿物学发展起过先导性作用。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章鸿钊对中国古籍中矿物记载做过系统考证,著有《石雅》[26]、《古矿录》[25]。《玉于中国历史上之价值与其名称》[27](1922)、《中国用锌之起源》[28](1923)、《再述中国用锌之起源》[29](1924)、《洛氏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30]等;像《石雅》一书,旁征博引,循名责实,准古证今,正名辨物,论述了中国古籍中玉石、珠宝、五金等矿物学特点,至今仍为中国古代矿物学史的经典著作。著名矿物学家王炳章、王嘉荫[23]等都作过系统地考证工作。著名物理学家陆学善[31]从晶体学角度考证了若干矿物名称是颇具意义的。文中对琅玕、琼瑰(玛瑙)、水玉(水晶)、玫瑰(云母古称)、避者达(石榴石)、猫眼(水晶)、祖母绿(波斯语为Zumurud为纯绿宝石)、壁流离(波斯文为billaur,拉丁文Beryllos,梵语为Vaidurya)为绿柱石、文中并列有系统的名称对比表,表明老一辈学者对古矿物名称研究的深度。结语矿物学是近代地质科学的基础学科,随着人类对矿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矿物种类日趋繁多,研究深度逐步走向微观世界,诸如矿物物理,矿物热力学、量子矿物学等。我国1984年出版的《英汉矿物种名称》[32]就审订有3100条,包括一些重要变种、族名、概称,尚不包括矿物学本身的基本术语以及最新矿物名称在内。因此,矿物命名问题,早已为矿物学家、地质学家们所重视,1926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14届国际地质会议上,就成立了国际矿物学协会(IMA)[33],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为了统一命名,相继又成立了国际矿物学命名委员会,专门制定矿物订名的原则与方法;我国早在七十年代也在中国地质学会下,设立了新矿物及矿物命名委员会,研究与订名了一批新矿物。根据1984年资料[34]：建国35年来我国共发现160余种新矿物,其中60余种为国际上所承认,39种已被国际新矿物命名委员会批准,列为世界上已知近三千种矿物的行列,诸如香花石、包头矿、美蓉铀矿、锂铍石等。1985年又批准二连石[35]、扎布耶石为新矿物[36]、还发现斜方辉石新结构。1986年批准锌绿钾铁矾(zincovitaite)矿物[37]以及柴达木石等。同时还发现八次对称准晶体[38],五次对称轴[39],并做了大量矿物晶体形态测量[40],取得颇大成就[41]。矿物学是先于地质学的一门古老学科,矿物名称命名历来是比较复杂的课题,有的采用希腊文,有的则为拉丁文,一般都采用英文、德文等。从历史上看有以下原则[6]：1.依人名者有蓝方石(hauyn),方柱石(wernerite)均以矿物学家名字命名;2.依发现产地者有：维苏威石(vesuvianite),土耳其玉(turquoise)、中国的湘江矿等;3.依化学成份者有：辉钼矿(molybdenite)、碲锑钯矿等;4.依晶形或晶体特征命名者有：尖晶石等;5.依化学性质命名者有泡沸石(zeolite)等;6.依物理性质命名者有橄榄石(olivine)等。随着当代物理学、化学的发展,探索矿物的手段不断更新,红外光谱、紫外光谱、穆斯堡尔谱、俄歇(Auger)谱、拉曼谱、电子衍射谱、各种磁共振谱、电子探针、离子探针等,使矿物学研究定量化。矿物学与其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42],新的理论和学科不断涌现,诸如地壳矿物学、地幔矿物学、宇宙矿物学、遥感矿物学、工艺矿物学、应用矿物学等。自然也就出现大量反映新学说、新理论的术语。矿物学术语研究与溯源,将为推动我国当代矿物学的发展,起重要作用。注释 第27页*据陆学善：《中国晶体学史料掇拾》空青、曾青、白青、扁青均为现在矿物学名词的石青(asurlite),2CuCO3Cu(OH)2。--------------------------第28页*有资料为109种,新增石药14种,又称白硵砂(Salammoniac),成分NH4Cl,为等轴晶系,玻璃光泽,贝壳状断口,硬度1.5－2,比重1.53,常见于近代火山作用中[14]。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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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名词“证”、“症”、“征”的混乱使用,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出版界。本文拟从辞源学和中西医学概念等方面,对“证”、“症”、“征”及其相关的字、词进行探析,从其词义演变,以及当今对其概念的界定,来统一、规范它们的使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一、证(証、證)、证候现在使用的规范字“证”,来源于古代的两个汉字“証”和“證”。“証”的本义是谏正。汉·许慎撰《说文解字》：“証,谏也。从言正声,读若正月。谏,証也。从言柬声。”[1]可见“証”与“谏”互训,在最初并无病象的意义。那么,古代表达病象意义用哪个字呢？经查阅有关资料,发现古代用“證”字。《说文解字》：“證,告也。从言登声。”[1]《辞源》载“證”：“zhèng 诸应切,去,證韵,照。”[2]概括为五个义项：①证实,证验。②谏。③法则。④证据,根据。⑤病况。通“症”。并举例说明当时“證”与“症”通假。如《列子·周穆王》载：“其父之鲁,过陈,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这里的“證”是病人告之的病情,即现在所说的症状。后来“證”被俗称为“証”,从而赋予“証”的病象意义。如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今俗以証为證验字,遂改。”[1]中医古籍较早记载“證”的有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其《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载：“病有远近,證有中外。”[3]现存汉·张仲景《伤寒论》大多数章节以“××病脉證并治”为题讨论外感病的诊治。同时,自古以来,“证”(証、證)与“症”在大量中医文献中时常混用。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證并治上》载：“观其脉證,知犯何逆,随證治之”[4],第一个“證”与脉连用,意指病人的脉象与症状,应用“症”而借用为“證”,而第二个“證”即今所指之“证”。又如清·唐容川著《血症论》,观其内容,主要讨论各种出血类疾病,而不单指出血的症状。因而,此“血症”应为“血证”,应用“证”而借用为“症”。随着中医学术的发展,学术界对“症”与“证”辨析越来越清楚。现代中医学家为了适应现代中医教育的需要,在编写中医学教材时,将“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学基本特点之一,予以高度重视。研究者发现,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在奠基性医著《黄帝内经》已经孕育,自汉·张仲景以降,古代中医学家已经发明了六经辨证、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经络辨证等方法。而明确提出“辨证论治”一词的是清·章虚谷的《医门棒喝》。与“辨证论治”近义的词,在明·周慎斋《慎斋遗书》则记作“辨证施治”。而“辨证”一词可能还要早。虽然宋·张杲《医说》所载“辩证”,并不是“辨证”,但从内容看,还是“辨证”。症是症状的简称,是病人自我的不良感觉,往往是对单个病状的描述,如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症状可以出现在不同的疾病中,感冒有发热,痢疾有发热,中风也可以有发热。感冒、痢疾、中风,中西医都认为是疾病。而中医提出“证”的概念,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概念,是西医所没有的概念。因为在中医看来,只知道病人患什么病还不够,还必须在病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明属于什么证。不同的证,它的治法方药是不同的。只有辨明了证,方能确定治法,并组方用药。譬如,感冒,中医还要辨明属于风寒感冒证、风热感冒证等等。“证”对于中医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何为“证”？学术界众说纷纭。一般认为,证是在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功能等本质变化的概括。证概念的内涵,随着学术的发展还在不断地变化。有人认为,证不仅有疾病之证,还有健康之证,因而有辨证论治,也有辨证养生。“证”字还用于“适应证”、“禁忌证”等名词的组合。适应证、禁忌证有病理的概念,亦有生理的概念,所以使用“适应证”、“禁忌证”比“适应症”、“禁忌症”、“适应征”、“禁忌征”更准确。“适应证”,《辞海》释为：“适合于采用某种治疗措施的疾病或情况。如痈发展成脓肿,应行切开术,脓肿开成为切开的适应证;奎宁治疗疟疾的急性发作有效,疟疾的急性发作即为奎宁的适应证。”[5]“禁忌证”,《辞海》释为：“禁忌证：适应证的反义词。指不适宜于采用某种治疗措施或采用后反而有害的疾病或情况。如痈未化脓即行切开,不但不能治愈,反而可造成败血症,未化脓的痈即为切开的禁忌证。另如属实热性的病证,为用温补药的禁忌证;属虚寒性的病证,为用寒凉药的禁忌证等。”[5]其释义只讲治疗措施,有些局限。如果补充预防保健的含义,就更加全面了。同时必须指出,“适应证”、“禁忌证”名词对中西医学都适用。“证”与“证候”的使用也很混乱,这与两者概念界定不清有关。而“证候”又需与古代“證候”、“症候”、“徵候”等词作辨析。“證候”一词,见于两晋南北朝文献。晋代指可以验证的天象。如《晋书·天文志上》：“度历象昏明之證候。”南北朝还指症状。如梁·陶弘景《肘后百一方·序》：“撰效验方五卷,具论诸病證候,因药变通。”[2]“症候”一词,《辞源》释：“病情,病象。”[2]并引宋·李昴英《文溪集》：“事事挂漏,色色穷空,症候转危,景象愈蹙。”又引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大抵忘己逐物,虚内事外,是近来学者时行症候。”“徵候”,《辞海》云“犹征兆。将要发生某种情况而预显的迹象。”并非专指疾病征象。[5]“证候”作为中医学名词,《辞海》释为：“指患病时出现的互有联系的一组症状。见陶弘景《肘后百一方·序》。可反映疾病的原因和病理变化,了解疾病的部位(如表证、里证)、正气和病邪的盛衰(如虚证、实证)、疾病的性质(如寒证、热证)、病机的变化(如闭证、脱证)等。辨别不同证候,是诊断疾病的重要方法。”[5]在中医学术界,对证候的概念,有两种代表性的看法：一种为：证是证候的简称,两者内涵相同;另一种为：证候是证的外候。证是疾病的本质,证候是疾病的外在表现,即在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功能等本质变化有机联系的反应状态,表现为临床可被观察到的症状与体征等。如风寒感冒证的外在表现为发热、恶寒重、无汗、脉浮紧等一组症状及体征,这组症状及体征即为风寒感冒的证候。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对重要的概念做出分化,并对其内涵加以界定,是必要的。因此,后一种看法今后可以作为规范名词来使用。因为西医没有证的概念,所以证的英译也一直有不同的译法,常见的有syndrome,pattern。《多兰医学词典》(Dorland’s Illustrated Medical Dictionary)载syndrome：a set of symptoms which occur together;the sum of signs of any morbid state;a symptom complex.In genetics,a pattern of multiple malformations thought to be pathogenetically related.[6](同时出现的一组症状,任一疾病的征候总和;症状复合。在遗传学方面,认为是在发病学上相关的多个畸形。)西医传入中国后,syndrome译为“综合征”。英文中没有证对应词,因此由pattern引申而来。pattern：《多兰医学词典》有一种释义为：a characteristic set of traits or actions,as behavior pattern.[6](一套品格或动作的特征,如行为模式。)英国著名中医翻译学者Nigel Wiseman认为英文里没有“证”的对应词,pattern可用来表达一组症状和体征,同时也可用syndrome。美国著名中医学者Dan Bensky也如此译。他们对证、证候没作区别,一般两者混用。根据前面对“证”、“证候”的界定,“证候”可译为syndrome。“证”可译为pattern。当然,由于“证”、“证候”两个名词表述了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指本质,一指现象,在具体使用时,应由语境来确定。二、症(癥)现在的“症”字有两个读音：症状之“症”读zhèng;症瘕之“症”读zhēng。症(zhèng)：指疾病的表现。《说文解字》未见此字,在古代常用“證”字来表达。如《辞源》释为：“病徵。古皆作‘證’。”[3]《辞海》释为：“疾病的症候情况。如重症、对症下药。”[5]“症”是症状的简称。“症状”,《辞海》释为：“病人患病时所发生的异常感觉。如患感冒时的发热、喉痛、头痛、食欲减退等。广义的还包括‘体征’。”[5]《多兰医学词典》载symptom一词,释为：“any subjective evidence of disease or of a patient’s condition,i.e.,such evidence as perceived by the patient;a noticeable change in patient’s condition indicative of some bodily or mental state.”[6](病人的主观感觉。主观感觉的变化,提示患者某些身心状况的改变。)Symptom汉译为“症状”。另外,“症”(zhēng)是“癥”简化规范字。“癥”：《辞源》释：“腹中结块之病。旧题汉·华佗《华氏中藏经》上《积聚癥瘕杂虫论》：‘癥有劳、气、冷、热、虚、实、风、湿、食、药、思、忧之十二名也。’”[2]并有“癥瘕”一词,《辞源》释：“癥瘕：腹中结块的病,坚者为,成物形者为瘕。……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十九有《癥瘕》。”由于“癥”简化成“症”,于是“癥瘕”便成了“症瘕”。[2]所谓“癥”,是腹内有坚硬结块的疾患,是有徵可稽的疾病,其造字从疒从徵,非常科学。如果“徵”简化成“征”,那么“癥”应该简化成“”,而不是“症”。“癥”简化为“症”,真是匪夷所思,不知当时简化的依据是什么？三、征(徵)规范汉字“征”,来源于三个古汉字“”、“征”、“徵”。中国古代“”、“征”字的义项中无一与疾病名词有关。由前可知,古代中医用“証”“證”“证”“症”来描述病情、病状,而不使用“徵”。西医传入后,人们在翻译医学名词时选用了“徵”字。当初翻译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与汉字“徵”所具有的迹象、象征、特征、证明、证验等涵义,与原意较为相符,同时又可与中医用词“証”“證”“证”“症”相区别有关。“徵”字经简化、规范后成为“征”。“征”主要用于西医名词“体征”、“综合征”。“体征”,《辞海》释为：“医生在检查病人时所发现的异常变化。如患心脏病时所听到的心杂音,患肝脏病时所扪到的肝肿大,或所见到的黄疸,患阑尾炎时的腹部压痛等。是医师诊断疾病的重要根据之一。”[5]与英文sign对应。《多兰医学词典》载sign：an indic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something;any objective evidence of a disease,i.e.,such evidence as is perceptible to the examining physician,as opposed to the subjective sensations(syndromes)of the patient.[6](提示某事物的存在;体征：疾病的客观证据,例如医生检查时发现的与病人主观感觉[症状]相反的证据。)而中医往往将体征包括在症状之内,而不单列。“综合征”,《辞海》释为：“亦称‘症候群’。代表一些相互关连的器官病变或功能紊乱而同时出现一群症状,往往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常可出现于几种疾病或由于几种不同原因所引起的疾病。如有显著的全身水肿、大量蛋白尿、血浆白蛋白降低和胆固醇增高时,称‘肾病综合症’。不少综合征用首先发现者的一个或几个学者的姓氏命名,如阿-斯综合征等。中医学中的证候,如脏腑分证、六经分证等,其表现的症状,类似综合征。”[5]“综合征”由英文syndrome一词译得。“徵”(征)字有迹象、象征、特征、证明、证验等涵义,而“證”(证)则有证实、证验、证据、根据、病况等涵义,所以“征”与“证”亦有相通之处。就内涵讲,综合征相当于中医“证候”。四、小结由上可知,“証”本义并无病象的意思;“證”则有病象的含义,后被俗字“証”代替,同时“證”还被通假为“症”,作症状解。“証”、“證”,在文字上被后世简化规范为“证”字,而在中医学上则被提炼成一个特有概念的专有名词。“症”在古代与“證”是混用的,后世被固定释为症状。但作为“癥”的简化字,有待商榷。“征”()本义与医学无关,它是作为“徵”的简化字,被作为西医名词“体征”、“综合征”译入时所选用的汉字,以便与中医名词相区别。“证”“症”“征”及相关字词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症即症状(symptom)的简称,是病人患病时所发生的主观的异常感觉。体征(sign),是医生在检查病人时所发现的客观的异常变化。中医称症状时还包括体征。综合征(syndrome)是西医学名词。证(pattern)、证候(syndrome)是中医学名词。就疾病而言,症状、体征、综合征、证候都是疾病的外在表现,并非是疾病的本质,而中医“证”的概念是反映疾病本质的。而且,中医的“证”不仅有病理的概念,还有生理的概念。注释: ① 朱建平研究员是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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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一词源于佛经,东晋帛尸黎密多罗译《佛说灌(贯)顶经》第六卷中有：佛语阿难……阎浮界内有震旦国[1]的记述;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七二玄应音杂阿昆昙心论：振旦,或作震旦,……旧译云汉国[2]。有的佛经上亦有译作“脂那[3]”,总之,“震旦”(Chinisthana)为古代印度人称中国之谓,即以后之“支那”,其源亦为秦国之秦的对音。汉语“震旦”一词既有代表中国之内涵,早期在文化教育界常有使用,诸如1903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以“震旦”一词为名的独立学院,即称震旦学院,后改为震旦大学[4]。1932年又另设“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甚至在国外也有使用,诸如1942年在巴黎创办有相当影响法国报纸“震旦报”(L’Aurore)是以“震旦”命名。“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学界的使用更是源远流长,有其特殊科学含意,主要是反映在地层、构造方面,在古生物、矿物术语命名上,也不乏以“震旦”一词命名,诸如震旦角石(Sinocerac),震旦矿等。本文就以“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发展史的演变,做如下的探讨。1.美国地质学家彭拜来(Pumppelly,Raphael,1837－1923)[5]于1862－1865年在华进行地质调查时,发现我国东部沿海各地山体结构,山脉走向皆呈北北东——南西西,把这一特征命名为震旦上升系统(Sinian system of elevation),以表示华北及西伯利亚东部北东方向的褶皱,后统称“震旦”方向(Sinian trend)[6],从此,“震旦”一词进入地质学的含义之中,作为中国构造地质学的一个特定术语。2.德国探险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5]在总结他1868－1872年在华考察工作时,于1877年把“震旦”一词引入中国地层系统,他认为凡在中国一切未变质之前寒武系及寒武系岩层,均划归震旦系(Sinian system)[7],由于这段元古代晚期地层最早在中国发现与研究,故以“震旦”命名,表示中国特有。纳入中国地质年代表为震旦纪(Sinian Period)。从文献记载,虽暂定为元古代晚期,大体从十九亿年开始到五亿七千万年结束,其岩相则主要是浅变质或不变质的沉积物为主。3.美国构造地质学家威理士(Willis,B,1857－1949)[8]于1903－1904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时,将李希霍芬创立的震旦系改为下震旦系——寒武系及上震旦系——奥陶系两部分,他认为在中国北部两者是不可分界。把李希霍芬之前寒武、奥陶系屏除于震旦系之外,命名为寒武奥陶系[9]。4.中国地质事业创建人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率领地质研究所学员于1914－1916年在北京西山及其周围进行野外地质实习中,做了大量实际剖面测量与分析,在1916年出版的《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10]中,系统地探讨了南口系并修正和补充了李希霍芬关于震旦系的划分,同时也提出了维理士上述方案两系合为一体的弊病,认为两系尚有一平行不整合,并以唐山临城等资料论证寒武系与奥陶系并非一体,而两系早为世界地质学家所贯用,于中国似未见疑义,《修业记》堪称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部考察报告。5.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Grabau,A.W.,1870－1916)[11]于1920年受聘来华,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受托于地质调查所专题研究震旦系,1922年发表了专论《震旦系》(Sinian System),他主张应缩小李希霍芬关于震旦系的范围,认为仅限于寒武纪以前之南口系,或滹沱系,并提出废弃维理士寒武奥陶之一体性之说[12]。6.比利时地质学家马迪幼(Mathieu)1922－1923年担任开滦矿务局地质师时发表了《直隶滦县震旦系地层》[13],文中简明地阐述了震旦系划分的原则及内涵界限。7.中国地质学家高振西早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就对中国震旦系发生浓厚兴趣,1930年发表了《“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学上的意义之变迁》,毕业后,1931－1933年对河北蓟县震旦纪地层做过专题调查与研究工作,1934年发表了《中国北部震旦纪地层》[14],以实际调查资料论述了划分震旦系的原则,比较系统地建立起中国北方震旦纪地层层序,建立起震旦系剖面,为三群十组,确定了蓟县岩石地层的基本格架。他的开拓性的工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采纳和称赞。8.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李四光四十年代建立了中国南方震旦系剖面;在创立地质力学构造体系时;把与震旦方向相当的构造,称之为华夏系(cathaysian system)、中华夏系(Mesocathaysian system)及新华夏体系(Neocathaysian system)[15]。9.章鸿钊1936年创立“震旦”运动(Sinian movement),他认为中生代晚期至始新世后,中国东部地壳运动可分为五期,都与地震方向略近直角,他用地壳波动说和地壳均衡说来说明震旦运动的起源,他提出震旦运动是地下岩浆前后反复活动而引起的,同年,他还发表了《中国中生代初期之地壳运动与震旦运动之异点》,《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之新认识》,对震旦方向、震旦运动做了独特的解释,1943年他还发表了《所谓震旦运动及对批评重加一省》。10.我国地层学家赵金科1936年发表了《震旦纪大地槽及其联合古陆中之位置》[17],在汇集世界各地震旦纪地层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了大陆漂移说。11.我国地质学家马杏垣1960年提出震旦系顶、底界面所代表的时限(震旦阶段)作为一独立的构造旋回,命名为震旦旋回(Sinian cycle)[18];同年把豫西黄山沉降带中震旦纪末的地壳运动,命名为震旦褶皱(Sinian folding)[19],并创立震旦褶皱带(Sinian fold belt)新概念[20]。震旦系岩层大都不整合于五台系,或泰山系之上,在我国北方殊形发育,尤以河北南口,山西滹沱区域为最,后来在湖北宜昌亦有发现,地理分布较广,其主要岩性：下部为石英砂岩、页岩或板岩;上部为硅质灰岩。兹将上述几位外国地质学家关于震旦系划分论点加以对比,以示解放前有关震旦系之划分。这里还应说明的维里士以山东张夏及新泰地区为据,强调不整合关系,当时另有一套划分系统。12.我国北方震旦系,以蓟县北部山区一条中上古界地层为标准剖面,俗称“蓟县剖面”,历经约十一亿年的沉积历史,以岩层齐全、山露连续、保存完好、顶底清晰、构造简单、古生物化石丰富、变质极浅、有上万厚的特点,显示出得天独厚的本色。早为国内外地质学家所共认[21]。1984年10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将蓟县剖面,包括长城系、蓟县系、青白口系的中、上元古界的地层剖面列为国家级地质自然保护区,填补了我国这类自然保护区的空白,成为国际地质学界探究古老地层的典型剖面[21]。为众人所向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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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1993年公布的《数学名词》(科学出版社,1994)将条件命题pq的变形式：┐p┐q,qp,┐q┐p的汉文名及相应的英文词分别审定为：否命题 negative proposition逆命题 converse proposition逆否命题 converse-negative proposition但从相关的英文文献来看,上述英文名值得商榷。首先,笔者认为negative proposition的汉文名应该是否定命题[1－5],而不是否命题。如所周知,否定命题就是主联结词为否定词(┐)的命题,[6]相对于命题A其否定命题就是┐A。而否命题则是将条件命题pq的条件与结论分别予以否定后,得到的命题┐p┐q,它仍是一个条件命题。两个名词虽只一字之差,却要“注意不可以混淆”[7]。从《新牛津英语词典》我们知道：在逻辑中negative作形容词,可用来否定一个命题;作名词它就是negation的同义词。[8]而英文版的数学词典或教科书对negation的解释是：negation If p is a statement,then the statement ‘not p’,denoted┐p,is the negation.[9]由此不难看出,negative用以否定的是整个命题,而不是一个命题的某一两部分。文献[1]关于否定事实的阐述,引用了罗素的观点,也就是“Russell believes that negative facts exist and represented by negative proposition.”由于该文献前此有“事实可以用命题或判断来陈述。”故negative proposition被译作否定命题是十分恰当的。而把negative proposition译成否命题则有欠妥当。进而把converse-negative proposition当作逆否命题的英文名亦不可取。其实,在英文版的数学词典中不难查到相关词条：contrapositive The contrapositive of an implication pq is the implication ┐q┐p.[9]converse The converse of an implication pq is the implication qp.[9]这就是说,作为名词contrapositive和converse就是逆否命题和逆命题的英文名,英文版数学词典[10],以及笔者查到的十余本英文版教材或杂志,无一例外也都是这样定义或使用的。否命题一词的英文名使用频率稍低,《牛津数学词典》未予收录。但词典[10]中词条INVERSE,adj.,n.的子目：inverse of an implication.The implication which results from replacing both the antecedent and the consequent by their negations.明确地告诉我们,作为名词inverse就是否命题的英文名。英文版离散数学教材[11]也有相同的定义。另外,有台湾学者称┐q┐p为“原始条件命题pq的反命题”[12]。但从所给表达式易知,他所称之反命题,即《数学名词》所规范的否命题。再从其所附英文词亦可知inverse即否命题之英文名。理清了三种命题的英文名之后,笔者建议《数学名词》再版时,规范中学数学课本常说的四种命题。即原命题 original proposition逆命题 converse[of an implication]否命题 inverse[of an implication]逆否命题 contrapositive[of an implication] 注：遵从《数学名词》的编排说明,条目中[ ]内的词是可省略部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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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术语研究》在2005年第2期上特辟专题,就“生态环境建设”提法进行了讨论。笔者仔细拜读,在深受启发的同时,觉得有几点值得商榷。一、“生态环境”一词的首创者不是黄秉维先生笔者在2003年曾就“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概念的起源与内涵进行过探讨,发现“生态环境”这个汉语名词在中国的出现至少已有50年历史。[1]因为,在1953年出版的译著、苏联А.П.谢尼阔夫著的《植物生态学》中就出现了俄汉对照名词“экотоп生态环境”[2]。在1956年出版的《俄英中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地植物学名词》中已经有了汉英俄对照名词“生态环境ecotope экотоп”[3]。基本上与此同时,“生态环境”这一名词也开始在部分生态学著作的题名中出现。[4-5]因此,黄秉维先生在五届全国人大讨论宪法草案时(即1980-1982年期间)提出“生态环境”一词,实属重提,而不是首创。即使黄先生自己说“我这个提法是错误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黄先生是“生态环境”一词的首创者。有关“首创者”[6]的说法欠妥。二、“生态环境”一词在国外也有较普遍应用笔者曾对美国国会图书馆、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在线书目进行过并行检索。结果表明,共有10种书籍在题名中使用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一术语。其中5种出版于中国,1种在波兰,1种在巴基斯坦,1种出版于南非,1种在美国,1种作者不详[1]。同时对1973年以来的CAB文摘进行的检索结果表明,共有99篇论文、报告和著作在题名或摘要中使用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一术语。其中中国作者44项,德国作者9项,法国作者4项,其他20个非英语国家29项。国语或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印度和新加坡共13项[1]。Barrows在他编写的《动物行为、生态学和进化词典》中也收录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一词[7]。三、“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使用Barrows认为“环境(environment)”是指某一特定生物体或生物群体周围的生物、气候和土壤等条件的综合,既包括对生物起作用的因子,也包括对生物不起作用的因子。而“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是“一个生物的特定外部环境,这种外部环境影响该生物对种群生长的贡献”[7]。孙儒泳等认为“所有生态因子(即‘环境要素中对生物起作用的因子’)构成生物的生态环境”[9]。笔者曾将“生态环境”定义为“对生物生长、发育、生殖、行为和分布有影响的环境因子的综合”[1,11]。王如松最近指出,“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10]。虽然目前对“生态环境”的定义不尽一致。但是归纳起来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环境”特指对生物起作用的那些因子[7,9,11];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环境”特指“生态关系”或“功能性关系”[10]。而事实上,“生态环境”一词与“外部环境”[7]“生物环境”[9]“粗粒环境(coarse-grained environment)”[7]和“细粒环境(fine-grained environment)”[7]等词组一样,在词组结构上均属偏正结构。这些“环境”概念各具特定内涵,并共同构成了生态学整个概念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来使用。四、“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不在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建设”提法受到许多专家的质疑,这是事实。但是,其弊端并不在于“生态环境”。因为假如当初提出“生态环境建设”的人,知道“生态环境”一词既可能是“生态学的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的简称,又可能是“生态与环境”的简称,很可能就不会提出所谓的“生态环境建设”。因为当提出者在可能面对多种解释(如“生态学的环境的建设”“生态与环境建设”“生态或环境建设”,等等)的情形下,还不至于“明知故犯”,使自己陷于难以自拔的境地。事实上,“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正在于提出者当初并没有弄清“生态环境”与“生态学的环境”和“生态与环境”的联系,以及“生态环境”与“环境”的区别。直到1999年,黄秉维先生在承认错误时也还认为“生态环境就是环境”[8],便印证了这一点。因为“生态环境就是环境”的看法仍然不妥。五、在政府行文中不宜使用“生态环境”一词一般而言,政府行文是面向社会的,它所采用的某个学科的术语,不仅要求在本学科是科学的,更要适合于整个社会,既具有普遍性又不会引发歧义。“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来用。在日常用语中用“生态环境”一词“也是可以的”[12](无论它是“生态学的环境”的简称,还是“生态与环境”的简称)。但是,(1)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生态环境建设”(即“生态学的环境的建设”)没有普适意义,不必见于政府行文之中;(2)若“生态环境”一词用于政府行文之中,既可理解为“生态与环境”[12],又可理解为“环境”[8],还可理解为“由生态引起的环境问题”[12]等等,容易引起混淆。因此,在政府行文中不宜使用。笔者同意对“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提法加以纠正,并以“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保护环境”等来代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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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的译名本来够多的了,若再加上琉璃的译名,那就多且繁矣！这样说读者也许会感到茫然,因为现在的玻璃和琉璃分明是两码事,怎能加在一起呢？殊不知在我国古代,玻璃和琉璃原本是一码事。不信,请看：《辞源》“玻璃”条下就说：“(琉璃)唐代称为玻璃,宋元以来称为宝石”。[1]明人顾起元的《说略》上明白指出：“琉璃,一作颇黎,一作玻璃,西国宝,千年冰化,故曰冰玉”。[2]方以智(明末清初人)在其《物理小识》里也有“……今山东益都颜神镇烧琉璃,……即玻璃也”[3]的话。《化学工业发展简史》说得更具体了：“玻璃又名颇黎,古时有时称为琉璃,但琉璃这个名称,有时是指用牛羊角所制的薄片,也很透明,古书上颇黎与琉璃并举,故有混淆的可能,应予注意。”[4]在《说文解字》里,许慎称之为“璧”的[5]就是这种东西。这里特别要提出来的是,清人段玉裁(1735－1815)撰写《<说文解字>注》对“璧”一词作了详尽的注释,正因为段氏这个注释既给我们传达了有关玻璃译名及其来源的信息,但同时也把我们导入了误区。下面是段注的摘要(黑体为《说文》原文,仿宋体为段注,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石之有光者,璧也。……璧,即璧流离也。《汉书·地理志》曰：“……入海市明珠、璧流离……”。《汉书·西域传》曰：“罽宾国出……璧流离”。“璧流离”三字为名,胡语也,……汉武梁祠堂画有“璧流离”,……吴国《山碑》纪符瑞亦有“璧流离”。梵言“吠瑠璃”,“吠”与“璧”音相近。《西域传》注：“孟康曰：‘璧流离’青色如玉”。今本《汉书》无“璧”字,读者误认正文“璧”与“流离”为二物矣。今人省之曰“流离”,改其字为“瑠璃”;古人省之曰“璧”,“”与“流”、“瑠”音同。杨雄《羽猎赋》：“椎夜光之流离”,是古亦有作“流离”也。出西胡中。西胡,西域也。班固曰：“西域三十六国皆在匈奴之西”。故《说文》谓之“西胡”,……《魏略》云：“大秦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师古曰：“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逾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销洽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6]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先生对这则段注的评价是：“关于璧流离这个语词在汉以前的出处,段玉裁所说已经介绍的非常详尽,可惜他只泛指为胡语而没能仔细推究它的语源。”[7]笔者认为大师的评语有的流溢美之音,有的挟护短之嫌。下面就段注作一浅评。首先要指出的是：玻璃的译名(即《说文》称的“璧”,段注说的“璧流离”)远不止段举的那几个,至于他说的“‘璧流离’三字为名,胡语也”的“胡语”,恐怕不像罗氏所说的是“泛指”,而是错指了。不错,我国古时所称的“胡”,自魏晋至隋也包括西域(秦汉时只指北方的匈奴),但据笔者查考,段注引班固说的三十六国(或五十一国)中没有包括印度(《史记》称“身毒”,或写作“身笃”,《续后汉书》称“天竺”,《大唐西域记》里还有“贤豆”之名),这也可从它(《汉书》)对西域的界定中看出：“(西域)南北有大山(北指阿尔泰山,南指兴都库什山、昆仑山和天山西段),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旧时对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总称),[8]可知《汉书》上的西域是狭义的西域,即今新疆一带和前苏联中小亚细亚地区,印度和波斯(今伊朗)等西南亚国家不在其内,而玻璃译名词源的真正出处是印度,个别出自波斯。退而言之,段注“胡语”的“胡”是指广义的西域,即扩大到西南地区的西域吧,可是当时对印度不称“胡”,对印度语更不称“胡语”,这有典籍为证。如《魏书》上说：“浮屠正号曰佛陀,……皆西方言,……沙门,或曰桑门,总谓之僧,皆胡言也。”[9]这里不必研究魏收的“浮屠”、“沙门”等名的出处是否正确,但他明白无误地把“胡言”和“西方言”分开来了。这里的“西方言”就是指的印度语,“胡语”则指西域语。还有宋朝的法云和尚在其《<翻译名义集>序》里说得更明白具体：“能诠之名,胡、梵音别,……葱岭以西并属梵种,铁门之左皆曰胡乡。”[10](“铁门”为古关名,在今乌兹别克南部杰尔宾特附近,为古代中亚南北交通要隘)。法云不但认为“胡、梵音别”,而且把印度与“胡乡”(即狭义的西域)的地理界线都划出来了。所以我们说段注对玻璃译名词源的出处不是“泛指”而是错指并非妄言。既然巫山县太爷(段玉裁曾任该县知县)连出处的方向都没有搞清楚,罗氏要求他指出词源来,岂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其实“璧流离”的词源就是梵文Velūriya)。第二,段注说“今人省之(指“璧流离”)曰：‘流离’,改其字为‘瑠璃’”。段氏明知西汉杨雄(公元前53－18)在两千年前写的《羽猎赋》里已有“流离”一词了,却硬说是“今人省之”的。岂不自相矛盾！至于“今人……改其字为‘瑠璃’”,则更显得无知了。殊不知与杨雄同时的桓宽(宣帝时人)在《盐铁论·力耕》里就赫然书有“瑠璃”两个字(原文见后),而魏晋以后译的佛经里,几乎俯首即可拾到“瑠璃”(详见后)。段氏也许没有读过佛书,难道《盐铁论》也没读吗？当然,段氏说的“今人”没有指出时限,但一两千年前的人总不能算“今人”吧。第三,段注说“今本《汉书》无‘璧’字”,但据笔者查阅能找到的《汉书》各版本都有“璧”字,连段氏自己引的《汉书》(即段注中的《地理志》)里也有此词,不知他说的“今本”又是什么本子？第四,关于“璧流离”的出处问题。段注认为最早出自《汉书》,其它典籍也都如此,但笔者对此始终存有疑窦。既然“流离”、“瑠璃”等名是由“璧流离”脱胎而来,那么“璧流离”就是母体了,可是,如上所述,“流离”和“瑠璃”在班固(23－92)兄妹撰《汉书》前的百多年就有了,哪有母亲比儿女晚出生一百多年呢？不错,段注也提到“汉武梁祠堂画”有“璧流离”一词,但不知此画出自何时何人手笔？从名辞书典籍没有把它作为“璧流离”的出处来分析,它的问世时间不会比《汉书》早。由于笔者一时也未找出它的更早出处,这个问题就暂时存疑。总之,段氏的“璧”注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毕竟做了一些发前人未发现的、很有参考价值的考证,其功是不可灭的。澄清了段的“璧”注以后,为了不使读者纳闷,有必要回过头来再谈一下琉璃的问题。前面已经引证了古代的琉璃就是指的玻璃,但尚未说明古代琉璃与现代琉璃是不是二而一的东西？不是的话,两者又有什么区别？首先必须肯定,琉璃在古代和现代不是一码事,至于它们的区别,《古今陶瓷源流考》(清人著,姓氏不详)说得非常清楚：“古者琉璃本属金属之类(应属矿石之类),《魏略》云：‘大秦国出琉璃十种,盖矿产地,今之琉璃则系熔化药石,制成彩釉,施于陶器,因其光华润泽似琉璃,遂以是名耳’。”[2]可见古代的琉璃原是一种透明的矿石,《西域传》注说它“青色如玉”(见前),这就是现在称的绿宝石,也叫绿柱石或猫儿眼,与翡翠同类。玻璃原来也指一种天然宝石,但多数人(包括一些辞书编者和学化学的人)说它就是水晶,大谬矣！按水晶透明无色,而天然玻璃是有色的,唐释慧苑的《新泽大方广佛华严经义》(以下简称《慧苑音义》)说它“有赤有白”[11],而慧琳法师(唐人)的《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慧琳音义》)则说有“黄、碧、紫、白四种差别”[11]。正因为玻璃和琉璃原来都是指的“光华润泽”的宝石,只是颜色上有所不同,我们的先辈就把两者混同起来了,这就是古代把琉璃称作玻璃的原因。还要指出的是：关于我国玻璃和琉璃的译名词源,各家所说不一,但主要来自梵文则是一致的(注意,这里说的梵文包括sanskrit<即经典梵文,唐宋人称“正梵音”,罗常培译为“梵文雅语”,以下简称“梵雅”>和prakrit<罗常培译为“梵文俗语”>),因为“玻璃”和“琉璃”两词在印欧语系里的原始形式都是梵文(指梵雅),如“琉璃”在梵雅里为vaidūrya(本义为“青色宝”,后来变成“有色玻璃”的通称[7]),其它如希腊文的beryllos,拉丁文的beryllus,波斯文(也包括阿拉伯语,因为它们这两词拼法一样)的bilaur,中古法语的beril,中古英语的beryl都源于vaidūrya,而梵俗的velūriya则是vaidurya的音转。[12]“玻璃”一词,梵雅为sphātika,波斯文为phātika,巴利文(古印度文之一)为phālika,梵俗为phāliha[13],一看就知道这里的phātika,phālika和phaliha是sphātika的音省或音省加音转。当然,这并不是说汉语的玻璃和琉璃的译名都是从梵雅移译过来的,只能说大部分是这样。从梵俗译过来的也很多,还有个别是以波斯文和巴利文为词源的。由此看来,玻璃(包括琉璃)的词源可真不少,而译名则更多,据笔者初步挖掘出来的就有五十多个。现在要做的就是对号入座的工作了。形象地说就是媒人牵线的工作,也就是把原文词和译名发音相同或相近的作合起来配成对儿。这工作看似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当然,如果译者在翻译时是按原文音节逐个译出来的,且其发音又正确的话,媒人按音索“骥”就可毕其功矣,无奈大部分译名不是这样。大家知道,汉语是单音节文字,这种文字不习惯接纳多音节词,古汉语尤其如此。因此,大多数译名都省略一个、两个或更多的音节或音素,省多了,庐山的面目就隐约在“虚无缥缈间”了,这是困难之一;之二是,有些译名并非直接从印度方面传入,而是通过西域转进来的,在辗转过程中,自然要受到西域语的感染,于是发生音变,或者有的就是西域语的译名的再转译,也就是第二手的译名,现在要拿第一手的原文与某些音变的或第二手的译名对号入座,当然会枘凿不入了;之三,有的译者(包括西域译者)发音不正确,从而有产生“讹转”(慧琳语)或“讹略”(玄应语)或“讹转”加“讹略”,如此这般的折腾磋跌,更使媒婆扑朔迷离,无法找到门当户对的搭档。遇到这种情况,月老只好“拉郎配”了。再者,译名虽说有五十多个,但有些只是字不同音却相同或相近的,笔者把此类译名归在一起,用“/”或“(/)”符号隔开,其后再注出原文和出处,这样既省事又醒目。1.璧(/)流离/碧琉璃/别瑠璃它们的词源都是Velūriya(梵俗)的省音译(省去了尾音节－ya)。“璧流离”是我国最早的、有三个字的译名,现在都说语出《汉书》(引文见前),它不但演化出这里列的几个异体名来,还是早期两个字的译名的母体,即早期两个字的译名都由它省略而成,所不同的只是有的保留了原字,有的则用同音或近音字。如省略第一个字就成了“流离”、“琉璃”等等;省略第二个字就是“玻璃”、“颇黎”等等;而“璧”一名即第三个字的省略。“碧琉璃”、“流离”和“别瑠璃”三名引自高名恺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但不知出自何书？笔者只发现汉刘歆的《西京杂记》里有“绿琉璃”的说法。2.璧(/)：按“”为“”的俗字词源与1.同,省去了末尾两个音节－riya,其出处见《说文》“”条。3.流(/陆)离/琉(/瑠)璃/楼黎词源同1,省去了首音节ve－和尾音节－ya。“流离”一词始见于《羽猎赋》(原文见前),“陆离”语出《离骚》：“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但此处意为“参差错综貌”,因音同而借用之[14]。“瑠琉”的最早出处是桓宽的《盐铁论·力耕》：“……而璧玉、珊瑚、瑠璃,咸为国之宝。”[15]“琉璃”比“瑠璃”要晚出一二百年,时间约在东汉至三国。如《孝经纬·援神契》(系东汉人伪托《孝经》之作)[16]、《海内十洲记》(原题西汉东方朔撰,据考证为六朝人伪托[3]、《汉武故事》(原题班固撰,实为六朝时人之伪作)[16]、《博雅》(即《广雅》,三国魏张揖撰))[17]等书均有此词。自“琉璃”出世后,它与“瑠璃”并行而不悖,直到清朝,这位后生(琉璃)便把兄长(瑠璃)挤下了历史舞台,其具体时间大约是清中叶以后,因为清初的纳兰性德还有“瑠璃一万片,映微桑乾河”[18]之句。至于“流璃”和“楼黎”,只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下载有其名。此外,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里还有“琉瑠”(或作“瑠琉”)之名：“社公引佐吏命前坐,……令作乐,器悉如琉瑠。”[18]4.吠瑠璃(/琉璃/)毗瑠璃(/琉璃)词源同1.,省去了尾音节－ya,“吠瑠璃”和“毗瑠璃”均见玄应(唐释)的《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玄应音义》)：“瑠璃,吠瑠璃也,亦云毗瑠璃,又言鞞头黎,……”[11]。具余的均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5.毗头黎(/利)/鞞头梨/头利它们都是Vaidūrya(梵雅)的省音译(省去尾音－a)。“鞞头梨”引自《玄应音义》(引文见4.),“毗头黎”与“头利”均见《语言与文化》(P.23),“毗头利”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6.吠努离耶/吠(/别)瑠(/琉)璃耶/鞞稠梨夜/拏璃耶这些都是全译名,除“鞞稠梨夜”与Vaidūrya音近外,其余都是Velūriya的对音。“吠努离耶”见《梵语杂名》：“瑠璃,吠努离耶。”[11]“吠瑠璃耶”见《慧苑音义》：“瑠璃梵言,具云吠瑠璃耶。”[11]“鞞稠梨夜”见《佛学大辞典》“吠瑠璃”条,“吠琉璃耶”,“别瑠璃耶”和“拏璃耶”均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7.玻璃(/琍/瓈//梨)/波梨高名恺说它们源于梵雅sphātika或波斯文phātika[19],丁福保只说源于Sphātika,[20]可是它们都与译名对不上音,笔者认为季羡林说的源于梵俗phāliha或巴利文phālika比较合拍[10](只省略了尾音节－ha或－ka)。按“玻璃”之名在《太平广记》(卷81)引的《梁四公记》里有记载：“扶南(古国名,在今越南南部)大舶从西竺国来,卖碧玻璃镜,……”[21](不过《康熙字典》“玻”下引的《梁四公记》的这段话,“玻璃”写作“颇黎”)。“玻瓈”语出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玻瓈,玉也”。[22]“玻”一词最早见于三国魏康僧铠译的《无量寿经》,为该书称的“七宝”之一：“金、银、瑠璃、玻、珊瑚、玛瑙、砗磲”[23]。“玻琍”和“波梨”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尚未找到其它出处。8.颇黎(/梨/瓈)各家对其词源的说法与7.同,但笔者从季氏之说,即为phāliha或phalika之省音译。“颇黎”始见于六朝人假托的《十洲记》：“昆仑山上有红碧颇黎宫,名七宝堂是也。”[16]“颇梨”见《魏书·西域传·波斯》：“(波斯)土地平正,出金、银、瑜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黎……[21]。再者,《玄应音义》说“颇黎”是“讹略”的译名(原文见11.),他显然认为它的原文词是梵雅sphātika才作此武断的,殊不知佛家术语,如前所说,词源除来自梵雅外,还有梵俗、波斯文和巴利文等。“颇黎”一词若依梵俗phāliha或巴利文phālika的发音,只能说是“略”而不“讹”。“颇瓈”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9.颇迦其词源应是波斯文phātika或巴利文phālika之省音译(省去了中间音节－ti－或－1i－)。“迦”古读作ka。出处同8.的“颇瓈”。10.颇胝“胝”,《玄应音义》谓“竹尸切”,即发zhi音。据此,其词源应是phātika(波斯文)的省音译(省去尾音节－ka)。此名见《玄应音义》：“颇黎,……西国宝也,梵言塞颇胝迦,又言颇胝,此云水玉,或云白珠。”[11]稍后的《慧琳音义》又进一步解释说：“颇胝迦,古译或云颇黎,或云颇胝,皆讹转也。正梵音云飒破迦。”[11]根据慧琳的说法,其词源应是“正梵音”(即梵雅)sphātika。然而照波斯文phātika拼起来,更接近译名的发音,它既不“转”,更不“讹”,只是省去了尾音节－ka而已。可见慧和尚也患了与他师兄玄应师父同样的毛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不知波斯文、巴利文等也是词源)。11.颇胝(/眡/置/眩)迦/婆致迦/破迦它们都是波斯文phātika的全音译。关于“颇胝迦”,《玄应音义》是这样解释的：“颇胝迦……亦言娑波致迦,西国宝也。旧云颇黎者,讹略也”[11]。“颇眩迦”见宋人王巩的《随手杂录》：“钱王有外国所献颇眩迦宝,其方尺余,其状如水晶……”[20]。“颇胝迦”见《汉语大辞典》“颇胝迦”条,“颇置迦”录自出《佛学大辞典》“玻璃”条。12.颇梨色：《慧苑音义》载有此词：颇梨色,正云坡致迦,其状少似此方水精,然亦有赤有白等也”。[11]根据慧苑说的“颇梨色,正云‘坡致迦’”,其原文当是梵雅sphātika的“讹略”加“讹转”了,但我们认为巴利文phālika或梵俗phāliha更接近译名,只是末尾的“色”没有脚落,也许是受了西域语的感染而发生音变吧。13.颇胝尸此名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但不知出自何书？关于它的词源,高氏只笼统说是sphātika或phātika,但后者更接近译名,只是“尸”与“－ka”对不上口,可能也是受了西域语的感染。14.坡(/娑波/塞颇)致迦/塞颇(/玻)胝迦/飒破置迦/萨颇置迦这些都是全音译,一看就知道词源是sphātika(梵雅)。“坡致迦”出处见[12],“塞玻胝迦”见《大唐西域记》(P.41注三),“塞颇胝迦”和“娑波致迦”的出处分别见[10]和[11],“飒破迦”见[10],“萨颇置迦”语出《梵语杂名》：“颇黎,萨颇迦”[11],“塞颇致迦”见《佛学大辞典》“玻璃”条。以上都是音译名,还有意译名,如“千岁冰”[25](原作“千岁水”,宋人唐微慎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政和本)改“水”为“冰”)：“水玉”[10]、“白珠”(见[10]、“冰玉”(见[3])、“宝石”[1]等等;此外,还有音译加意译名,如“琉璃珠”(语出《博雅》)[17]、“瑠璃珠”[17]“颇梨珠”(见后秦鸠摩罗什译的《智度论》：“譬如过千年冰化为颇梨珠。”)[24]等等。玻璃的译名已挖出的就有这些,至于有没有非译名？有的话,叫什么？我国什么时候有了玻璃？外国的玻璃又是什么时候传入的？等等、等等一连串的“？”,读者一定也想得到回答,但这些已非本人所能涌括,笔者拟另撰文探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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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科技术语的继承性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在科学技术上曾占据光辉的地位,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数千年,后经唐代的贞观之治的繁盛时期,特别是到明代,许多科学技术领域已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的体系,一些学科超过了西方,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正像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所指出的那样：“从公元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国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许多发明、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科学的光辉篇章”。[1]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概念的术语,早已有了自己的独立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与方法。中国科技术语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正确标记科学和技术以及生产、生活的各种概念交流(事物与现象),显示着科学家创造性思维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2]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的结构,主要是按照汉字、汉语的规律形成的,体现了汉字、汉语的特征。大部分术语都是由单音节或双音节构成,简明扼要,而蓄意深切。汉字本身形象如画,形意融合,可从直观形体上把握符号所标帜的概念意义,就是说可以形见意,能诱发刺激人的思维,产生意念,加之有象可征,有意可寻,形成认识过程的符号集群,给人提供完整认识事物、认识世界的建构模式。[3]人们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反映出汉字具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解决了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危机,许多研究汉字编码的专家们还进一步论证了汉字属于声调语言系统,可以迅速以频谱分析处理,同时也指出：汉字单体书写,千姿百态,具有方形矩阵空间。[4]最近在北京召开的“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4]许多专家学者一致提出,“21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汉字一词一字都能确切地反映出所指事物概念的分化原则,清晰地分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不同,表达出事物的特征和属性。但也应该了解到,汉字有难认、难记、难写、难读的弱点,在国际文化学术交流上受到一定局限,而更重要的是它的直观性影响人的认识过程的深化。尽管如此,中国科技术语历经几千年的演化与发展,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科学技术特点,构成了确切反映现代科学概念的独特语言风格,在人口众多的东方汉语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术语,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大量而丰富的记述。1.在西周(B.C.1066－B.C.770)时代的《诗经》,据考证仅化学知识方面就有600余条,其中青铜200条,酿酒100条,染色80条,玉石40条,皮革30条,香料10条,肥料5条,油漆、陶器10条,糖及油脂30条,……。[5]2.战国(B.C.468－B.C.376)时代的《墨经》中,早有力和力矩的概念和术语;在应用方面有杠杠平衡、滑车、轮轴、桔槔、辘轳等机械名词术语,书中还提出了古代的朴素原子(“端”)的概念,提出时间(宙)和空间(宇)的概念。在光学方面论述了小孔成像和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观察研究成就,提出光是直线前进的观点,这是世界上最早论及几何光学的知识和术语概念,在声学方面,《墨经》还是最早记述了固体传声和共鸣现象和相应的术语。[6]关于《墨经》中的古代物理现象的考证与研究,我国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1941年发表过专文《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6]。3.中国古代数学在世界科学史上,也占有光荣地位,反映汉代到唐代数学成就的就有著名的算经十书[7],最先使用了一批术语,诸如分子、分母、开平方,开立方,以及正负数、方程等,至今仍在沿用。这十经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经》、《辑古算术》、《缀术》。此外,还有数书九章、数学九章、数学大纲等。其中《周髀算经》更为人们所熟知,书中最早使用了天文,历法方面的术语,像盖天说和浑天说的辰极和极下术语,反映战国时期中国宇宙学说的概念,其次像勾股定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数学中的精僻的概念。三国时吴赵爽(223－280)撰有《勾股方圆图》,总结了东汉以来的数学成就,采用“弦图”对勾股定理的证明,这是研究二次方程得出与西方韦达(Viète,Franois,1540－1603)定理类似的结果,但比韦达早300余年;在分数研究上将运算法提到了理论高度,逐即创出了“齐同术”。4.北魏郦道元(472－527)的《水经注》,记载大小河流1252条[8]对河流的发源和去向,各个流域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作了详细叙述,包括源流、主流、支流及所经地区的地势、山陵等,是一部早期的地理名著,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5.《尔雅》是我国最早的释义性辞书,书中收入各科术语;包括了人文科学、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分类编排是：《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器》等,其中科学技术占有一大半,各条都表达有一定概念,具有自己独立概念体系,代表当时人类思维活动中,认识事物的深度与广度。像《释地》中对地形的分类就精僻地表达出地理的基本概念。如“下湿曰阴,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这可能是最早的陆地、平原、丘陵术语的来源;《释水》中对泉也做了分类。关于《尔雅》一书,正像《经典释文》所述：“《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辨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尔雅》一书真不愧为缀辑周汉诸书旧文,递传增益之作,乃辨章术语、严加诠释的第一部辞书。[9]6.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经》,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五方之山,八方之海,山川道里,金石矿产,鸟兽昆虫,殊国异域等;其中《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描述我国大山五百多座,河流三百多条,记述各类矿产七十余种,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的重要文献。[10]7.我国以农立国,古代农业科学发达,反映农业科学技术的论著颇多,选其对世界农学史上有影响的著述,特别是对农学术语有继承性的论述,诸如“土”和“壤”以及“土壤”名词。早在3000年前,公元前11世纪时的《周礼》一书中就有明确的科学概念,提出：“万物自生焉则曰土”,其含义是“有植物生长就有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土者是地之吐生物者也。‘—’,象地之上,地之中;‘’,物之形也”。具体说明了土字的来源、含义和形象。关于“土壤”一词的由来及其概念含义,在土壤学界,尚有争论,这在王云森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土壤科学》[11]一书的第21页中做了精辟的论述,认为：“中国土‘壤’这个名词的由来,是从认‘土’和认‘壤’两字上的基本意义结合起来理解而得名的,它的科学含义不是在土壤学者们作为科学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概念正确,内容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科学术语,……,有严格的局限概念和内容。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壤科学理论体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8.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12]是我国一部宏伟的农业百科全书,强调耕作方法,提出深耕、浅耕,适应土壤肥力,提倡土壤改良等农耕措施,论述的作物,包括谷物、纤维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木本植物、果树、林木和染料作物,此外,还有畜牧、渔业等,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是反映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知识的论述。在宋代就传入日本,现有日、德、美多种文字版本。9.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13]是中国古代综合性科学著作,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地质、医学等,共计200余条目。书中第一个提出太阳历与农历相结合的论点,引起当时的重视;在地质方面提出水流侵蚀作用、冲积作用的理论,是世界最早地质外力作用的论述;在数学方面提出了“隙积术”、“会圆术”,是算术中求体积大小的方法,象“立方”、“圆锥”物体的测量等,所谓“隙积”就是指有空间的堆积体而言,这是数学史开辟高阶等差级术求和的方向,是“堆垛术”的先导。在物理学上还有磁偏角的发现(1492年),比贝特里(Bertelli)早四百年[7](1893年)。《梦溪笔谈》是科技史上的珍贵遗产,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称该书作者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10.我国历史学界长期对明代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思想体系诸因素的研究、分析,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明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或称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表明这个时期的经济发达,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涌现出像宋应星(1578－1662)、李时珍等一批有影响的古代科学家,他们的不朽著述在世界科学技术史占据有重要地位。记举其有代表者,从明代科技成就中,反映我国古代科技术语的以明确概念的科学性[14]及传统体系。以“天工开物”一词而论,丁文江在《喜咏轩丛书》“跋”中说：“盖物生于天,不开于人,曰开物者兼人与天言之耳”;日本学者薮内清说：“天工意味着是对人工而言的自然力,利用这件自然力的人工就是开物”。李约瑟博士认为：自然力功力的开发利用,天工是根本,顺应天工制造出有应用价值的器物,则存在着人的技术,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明代宋应星(1587－1662)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百科全书,古代科技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典籍不仅早已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极为重要的文献,对世界科技史也具有深远的影响。该书自1637年刊刻问世后,最先在日本流传(1694年),日本江户时代就有了翻刻本。1783年传入朝鲜,18世纪传入法国,1830年始,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教授相继将《丹青》、《燔石五金》等译成法文,1832年转译成英文,1847年转译成德文、意大利文、俄文等欧洲文字,196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任以都博士以明版为底本全文译成英文,并作了译注[15],书名是：《天工开物——十七世纪中国的技术》。据有关资料[15,16,17],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1800－1882)曾读过儒莲译本,并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一书中,称赞中国古代养蚕技术,足可见《天工开物》在西方科技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不愧为世界科技史一部经典性著作[18]。11.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19]是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全书六十卷,包括农本(经史典政、诸家杂论),田制、农事、水利(水利工程、农田水利),农器具,树艺(名物、蔬菜、果树),蚕桑,种植(经济作物),牧养等。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农业科学方面的成就,记述了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古代农业科学家的农业科技理论。乃集古代农学之大成的著述。12.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是一部最早的药物学和医学的巨著,是医药宝库中的珍贵的遗产,不仅代表了我国明代的科学发展的水平,对世界医学发展影响深远,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1800－1882)在《物种起源》(1859年)、《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年)、《人类原始及类择》(1871年)等著作中,曾经十多次引用《本草纲目》资料,并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20]。《本草纲目》全书五十二卷,按自然类别分为十六部,即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虫、鳞、介、畜、禽、人类,每部又分若干类,总计六十二类[21]。无机药物是以水、土、金石三部,如金石部分为金、玉、石和卤石四类[22],大体又以相同元素的化合物为顺序排列。如石之三,是以汞的化合物、砷化物、钙的硫酸盐及碳酸盐为顺序排列等,化学组成,包括了钠、钾、钙、镁、铜、银、金、汞、锌、铅、铝、锰、铁、硼、碳、硅、砷和硫19种元素,在化合物方面,有氧化物、氢氧化物、硫化物、氯化物、硼酸盐、硝酸盐、硅酸盐及硫钠盐9种,包括许多近代所采用的无机药物。在金石部关于各种矿物的记述中,包括：矿产地、形色、采掘方法和鉴别方法,有的还探讨了矿物的生成理论[22]。在有机药物方面,以生物形态为主,先植物,后动物;先叙述低级生物,后述高级生物;在植物描述中,以根、茎、叶、花、果实及其演化系列,在动物描述中,分虫、鳞、介、禽、兽五部,最后为人类,基本上是按照由低等到高的进化顺序排列,大体上符合现代动物由单细胞至多细胞,由无脊椎动物至脊椎动物的进化观点。反映这些科学概念的术语,有许多沿用至今,这正是我国科技术语蕴藏着历史性和传统性的内涵所在。参考文献: [1]J.Needham,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54,1：3－4。[2]吴凤鸣,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历史回顾和现状,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1)。[3]詹绪佐、朱良志,汉字与中国人的认识观,安徽师大学报,(3)。[4]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光明日报,1991.4.2。[5]李素桢、田育诚,研究我国化学史应重视古籍《诗经》,化学通报,1983,(5)。[6]钱临照,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1941。(见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略》,《物理》第10卷,第10期)。[7]麦群忠、魏以诚,中国古代科技要籍简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8]侯仁元、黄盛璋,水经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9]蔡声镰,《尔雅》与百科全书,辞书研究,1981,(1)。[10]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十一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1]王云森,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12]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农业科学知识,西北农学院,1955。[13]李群,梦溪笔谈选读(自然科学部分),科学出版社,1975。[14]吴凤鸣,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术语学,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2)。[15]清华大学机械厂,《天工开物》注释,科学出版社,1976。[16]潘吉星,《天工开物》版本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52,1(1)。[17]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1。[18]容熔,我国生物学、农学对达尔文的影响,中国科技史料,1982,(1)。[19]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1981。[20]吴凤鸣,几个科学术语溯源初探(下)——矿物名词溯源,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91,(1)。[21]李仲均,我国本草学中记载的药用矿物对矿物学的贡献(摘要),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7。[22]王嘉萌,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科学出版社,1957。二、我国科技翻译历史与术语的溯源(一)古代翻译与术语传承性以上对术语的继承性,从术语,特别是科技术语的演变历史方面,做了概括,可初步看到汉字、汉语在华夏灿烂文化中的地位。众所周知,语言与人类共存,特别是它的词汇,是文化的活化石;词语的意义和内涵正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探讨词源,追究其造词的理据,可以追溯远古文明,窥见久远而隐征的中国文化。我国古代科技术语,早已成为光辉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史上,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占据光辉的篇章。而近代科学思想及其概念,多为引进、翻译西方科技论著而来,这是人们所共识的。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中,翻译活动是最重要的媒介和桥梁。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从事翻译活动的历史最为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后秦出现最早的翻译组织——译场[24],是中国古时专事佛经翻译的机构,晋代以后,这个组织分工较细,分译主、笔受(缀文)、度语(传语)、证梵、润文、证义、校堪、监护等项。汉时专设译长,是黄门所属主持传译与奉使的职官;出使国外或外国来中国负责传译的使者又称译使,见《汉书·地理志》、《汉书·西域记》。西汉张骞(？－B.C.114)奉汉武帝之诏两次出使西域(B.C.139,B.C.119),发展了汉朝与中亚各地人民的文化交流及友好往来,载入历史的史册。也积淀了最为远久的语词和术语。唐代佛经翻译达到繁盛时期,唐代的玄奘(602－664)就是最早的著名的翻译家,他撰写的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7]。书中涉及他西抵伊朗、地中海东岸,南达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北面包括今中亚细亚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东到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对那里的自然地理条件、语言、历史等各方面做了详细论述。贞观二十年《大唐西域记》写成,先后译成英文、法文、日文等流传世界各地,成为研究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对东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佛经翻译中除神学、经文、哲学、文学、艺术外,也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的内容,像医学、天文学、历算、地理学、金石(矿物)等。东汉佛经翻译家安世高(约二世纪中叶)翻译印度梵文的《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算法》三卷等,就是我国最早翻译天文、数学著作的代表,自然传承过大量科技术语。根据我国物理学家陆学善先生从晶体学角度考证[25],有许多矿物名词是从佛经中翻译而来,像玛瑙初见于佛经,梵语叫阿湿揭波(asmagarbha),asma(阿湿)是马的意思,garbha(揭波)是脑的意思,从玉,故转译成玛瑙;瑟瑟与靺鞨出于波斯和康国;避者达是阿拉伯语避桀提的音转,据考证现称之为石榴石(garnet);金刚石一词,佛教术语中为“伐阇罗”(vajra),古希腊天文学家麦尼利乌斯(Manilius)最先称金刚石为阿达麦斯(adamas)刚硬之意,即是英语diamond一词的来源;祖母绿(zumurud)由波斯语转译而来,现为纯绿宝石(lemerala),在《博物要览》中说：西洋默德那国产祖母绿宝石。希腊语为柱马拉伽陶或马拉伽陶(Zmaragda or maragsos),梵文称摩罗伽陀(marakato);密陀僧(lithaige)由波斯文音译而来;卤砂有阿拉伯文(nushadur,努沙杜尔)译音而来;硼砂,系由波斯文burak演变而来,水精(水晶)源于佛经,其意为像水一样精莹透明,又称菩萨石,古籍中又称水玉,即指现在的石英(quartz),其种繁多;青金石(lapislazuli),波斯文为lazuward,阿拉伯语lāzurd,意大利语azurro;尖晶石(spinel),西方古称为balas ruby,简称巴喇,阿拉伯语称al－balachsh。从以上列举之从佛经翻译中有关自然科学名词,有许多仍沿用至今,无论在译音,抑或是译意,都显示了古代翻译家们用字的高超水平,在方法上颇值我们借鉴。唐宋时代海外交通发展,推动了中国同波斯、阿拉伯、东罗马的商业、贸易,以及文化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罗盘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就是通过阿拉伯人之手传到欧洲。蒙古帝国建立后,1219－1259年耶律楚材、常德、扫马的西部旅行及其《西游录》、《西游记》和《西使记》,早已是研究十三世纪西域历史和地理的珍贵材料。欧洲各国探险家、旅行家来中国者也络绎不绝,有代表性的要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及其《马可波罗游记》[26],真实地记述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特别是中国的自然环境,物产等,内容非常丰富,其著作早已列为世界文献宝贵财富,对中西方文化交流起一定作用。由于元代的疆域扩展,与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以及印度、东罗马等国,在天文、历法、算术、医学以及地理方面的交流更为频繁,实际上这方面的术语积淀较多。明代经济上的发展,海陆交通发达,中西文化交流日趋繁盛。明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1371－1435)受明成祖朱棣的派遣,率领庞大舰队“维销挂席,际天而行”,历时28年,先后七次下西洋,路径37国,乃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航海,比葡萄牙人地亚丁1486年到达非洲南端好望角早81年,比哥伦布(C.Colombo,1451－1506)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采用形象、示意的方法,把在不同海域获得的对象图,一字展开式地绘制成《航海地图》又称《郑和航海图》[27],共四十面二十图,国内九图,海外国家十一图,其精确程度,早有“详而不诬”之赞誉,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教授把郑和的海图誉之为“一幅真正的航海图”。郑和的航海及其海图对国际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丰富了航海技术和航海的地理知识,沟通科学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二)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与科技翻译中的术语的创译崇祯年间,西方传教士来华[30],带来了西方的近代科学和文化,有名的像意大利罗马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3年来华,曾与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28],翻译过程中,为更好表达原书含意,创译出适用于我国的一套数学术语,有的沿用至今,像：点、线、直线、面、平面、曲线、直角、垂线、钝角、锐角、直径、四边形、多边形、对角线等;此外,还有《万国舆图》(1602)、《测量法义》(1617)等颇有影响。意大利罗马耶稣会士高一志(P.Alphousus Vagnoni,1566－1640),以及龙华民(Longobardi Nicolas,1559－1654)相继来华(1605,1597),高一志主编《空际格致》,1624年龙华民在书中撰写了《地震解》,介绍了西方近代地球、地震概念和知识,创译了像地震、震中等术语[29];更值得提及的是我国学者徐光启(1562－1633)撰成一百三十五卷的《崇祯历法》[7],为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总结性著作,在编译过程中邀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参与,他们是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Pan－toja,Jaoquesde,1571－1618),1599年来华,瑞士出生的德国耶稣会士邓玉涵(Terrenr,Jean,1576－1630)1621年来华,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Schal Von Bell,Jean Adam,1591－1666)1622年来华,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Verbiest Ferdinand,1623－1688),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Benoist,Michel,1715－1774)1744年来华,他们除帮助编译历法外,也做过许多西方自然科学的介绍,像蒋友仁担任过朝廷的翻译工作,著有《坤舆全图》和《新制浑天仪》等,对我国早期自然科学均有启蒙作用[30]。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Trigzult,Nicolas,1577－1628)1611年来华,后赴罗马在欧洲筹划募集大量书籍,据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文章[32],他于1621年率领22名教士再度来华,并携带西方著作七千部。杨建筠在1628年为《西学凡》撰写“序”中所述：“所称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具在可译”。李之藻(？－1631)也在1625年指出：“七千部梯航嗣集,开局演译,良足以增辉册府,……故迄今有所待”[31]。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确有七千部西方著作,第二,当时杨廷筠、李之藻等确急切选译,虽然没有能及时按照计划献书,后来还是选译了一部分,像1550年出版的德人乔治鲍埃尔[Georg Bauer,拉丁文名Agricloa,(阿格里柯拉,1494－1555)]的《De re Metallica,Libri XⅡ》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名著崇祯十三年(1640)的译作《坤舆格致》,1983年潘吉星按书的内容则译作《矿冶全书》[32],这以前一般均译作《论金属》,这本书堪称是十六世纪欧洲一部采矿冶金技术方面的百科全书,对寻找矿脉、开采矿石、选矿,以及矿石中冶炼金属、分离和鉴别各种金属的方法等都作了系统的论述。书中创译了硬度、透明度、比重等术语。全书共十二卷,实际为十二章,译为中文本《坤舆格致》为四卷本,参与译述工作的有邓玉涵、王征(1571－1644)、汤若望、李天经(1579－1659)等。原著1556年用拉丁文在巴塞尔出版,这部著述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文笔朴实流畅,并附有275幅精美插图,堪称图文并茂,被誉为欧洲矿冶技术的经典著作,现有德文本(1557,1621),意大利文本(1563),英文本(1912)以及日文本(1968),中文编译本为《坤舆格致》为1640年,是我国翻译西欧科技著作最早的一部,无论是在传播欧洲矿冶技术,抑或是创立一批矿冶术语方面均有深远影响,就是在我国科技翻译史上也应占有重要地位。三、近代科技翻译的活动与科技术语的发展鸦片战争(1840年)的惨痛教训,激励了中华爱国志士的奋发图强的精神,东方大地开始觉醒,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值得借鉴,于是兴起洋务运动,遂即推动了科技翻译活动的日益昌盛。1849年魏源(1794－1857)在《海国图志》序言中说：“为师夷之长技而制夷”。1860年洋务派提倡新教育,学习西学——“西文”与“西艺”,而西艺即为西方科学技术而言。为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首先要培训翻译和外语人才,1862年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同文馆[33],英文名称为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隶属于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同文馆总教习为美国北长老会教士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1827－1916),开始仅设英文馆,1863年设法文馆,俄文馆,1867年恭亲王奕忻等奏设算学馆,继而成立天文馆、格致馆、化学馆、医学馆、制造测绘等馆,从此同文馆中一个仅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变为实用科学的学校。1892年设德文馆,1896年设东文馆,学生增加到120人,同文馆实际上已成为我国开办的最早的新式学校,是一所文、理、工、医综合的大专学校,1863年设上海同文馆,后改为上海广方言馆,广东同文馆(均为该馆分馆)。从1862－1900创立40余年,共培训学生500余人,他们中有许多成为我国首批翻译人员和外交家,为我们科学技术翻译活动开创了新的局面。1902年该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并成立译学馆。还有墨海书馆[34]也是以传播西方科技文化而享有盛名,像《博物新编》(1855年),英传教士合信(Hobson,Benjamin,1816－1873)所著,由墨海书馆出版,合信为医师,写过许多解剖、内外科及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还编写一本《英汉医学词汇》(A Medica1 Vocabularyin English and Chi－nese,1858),可算是我国最早的医学词汇了。值得提及的是当时徐寿(1818－1884)等参考《博物新编》,经反复研究,于1865年制成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鹤号”。广学会出版的英传教士慕维廉[27,29](W.Muichead,1822－1900)用汉文撰写的《地理全志》(1853年),最早使用汉字“地质”一词,并把近代概念引入我国;同文馆出版的有丁韪良的《格致入门》(1868年)等,就上述列举,近代西方科学技术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传教士起了媒介作用。据不完全统计[35]：1867年仅基督教出版著译20余种,其中天文4种,数学8种,物理学4种,植物学2种,医学2种,另外还创办了一些报刊,诸如伟烈亚力主办的《六合丛谈》,付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科学汇编》等,都传播了一些科学文化知识[36],积淀了大量科技术语。在中国科技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翻译机构,就是1868年建立的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组织一批专事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力量,像著名的徐寿(1818－1884)[37]、华蘅芳(1833－1902)[38]、李善兰(1810－1882)等[40],他们虽系少习举业,但“究察物理”,“推荐格致”,他们不仅在天文学、数学、化学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在翻译西方科学技术著作中,创译之术语方面也名载史册。徐寿与付兰雅合作翻译了《化学鉴原》(1872年)、《化学鉴原补编》(1875年)、《化学补编》(1883年)、《化学质考》、《化学求数》(1884年)等,为近代中国化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精通数学的华蘅芳与付兰雅合作翻译了《代数术》(1874年)、《数学理》(1880年)、《代数难题》(1884年)、《微积溯源》(1874年)、《三角数理》(1878年)、《算式求解法》(1900年)等。付兰雅1861年来华,曾为同文馆英文教习,1885年创办了“格致书院”(The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at)有一定影响。华蘅芳与美国医生玛高温合作翻译了《地学浅识》(1873年)、《金石识别》(1872年),是我国地学方面最早的两本书,书中创译了一批地质术语和矿物名词,尽管书中采用许多音译,诸如寒武纪译作勘孛里安(Cambrian),石英译作科子(quartz)等,但对近代中国地质思想的发展起了启蒙作用[29],当时(1898年)鲁迅、顾琅等中国早期学地质的先驱者们在南京陆矿学堂学习时,就曾使用这两书为课本。徐寿之子徐建寅[39]参与翻译的著作有《化学分原》(1872)、《声学》、《电学》(1881年)、《谈天》(1882年)等。当时的翻译形式主要是邀请外国人进行口译,我国学者笔录后进行整理而成书,像翻译馆初建时,只有英人付兰雅(Fryer,John,1839－1928)一人为专职口译,1869年增聘美国浸礼会牧师金楷理(Kreyer,Carl T.),原广方言馆英文教习林乐知兼事译书,关于美国人伟烈亚力(Wright,Harrison King,1815－1887)是否入翻译馆尚有争议,而玛高温(MacGowan,Danil Terome,1824－1893)当时在上海从医,他们确实做了大量翻译工作,而不是翻译馆成员。至于术语的翻译,原则是按其科学含意,由整理者,选定汉语、汉字表达,弄不清者,也个别采用译音。翻译馆扩成翻译学馆,代表了进入繁盛时期,参加笔述的人员中,不可遗漏者,尚有翻译《开煤要法》的王德均、翻译《算法统宗》、《勾股六术》、《九数外录》以及《开方表》等的贾步纬,翻译《内科理法》、《保全生命论》、《儒门医学》以及《光学》等的赵元益,翻译《格致启蒙》、《产科》、《妇科》等的郑昌棪,翻译《行海要术》的李凤苞,翻译《物理学》(上、中、下编)的王季烈、舒高梯、汪振声、钟天纬等,他们几乎毕生献身译书。翻译馆主要口译人员此表录自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中国科技史料》第九卷,第3期,1988年9月。翻译馆主要笔述人员本表主要依据《江南制造局记》、《广方言馆全案》、《江南制造局移设芜湖各疏稿》和上述各人的传记资料如史志、家谱等,参考李鸿章、丁汝昌等人的奏稿、函件(并见其全集或文集),并查考其译著而编成,本表不包括《西国近事汇编》、《翻译新闻纸》和《西国近事》的译者。录自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中国科技史料》第九卷,第3期,1988年9月。关于翻译馆译书的种数,各种文献资料记述不一,根据1909年该馆编辑之《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41],包括补遗及附刻12种在内(1868－1907年间),共为170种,见下表分科统计(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宣统元年(1909年)石印根据笔者所录全部书目共为176种。总之翻译馆如此大量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不仅是我国科技翻译史上的创举,对我国科技发展更是影响深远。甲午战争后,中华大地曾出现戊戌维新,研究西学掀起热潮,维新派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1853－1921)[42]虽以翻译西方哲学著作为主,但他翻译的《天演论》给科技翻译活动建立起信、达、雅的高标准、严原则,该书是根据美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Huxley,1825－1895)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ey,1898)译出,译意确切,文字流畅,层次分明,树立了科技翻译的典范。并创译了一批科技术语,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奉为经典,号召选读。再以后的代表人物是实业家马君武(1882－1939)[43]翻译达尔文(1800－1882)《物种起源》中的第三四两章,即《物竞篇》(1902,《生存竞争》)和《天择篇》(1903年,《自然选择》),创译的术语,至今仍广为沿用。书中不仅宣传了进化论思想,也为科技翻译工作留下足可借鉴的范例。更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驱者鲁迅[45]对翻译工作提出过值得追念的指教,他曾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的译著活动,诸如1904年译《北极探险记》[44]等为我们树立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45]。进入二十世纪后,我国科技翻译活动日趋增多,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实用科学等各个专业,传播了西方各国的近代科学知识,创译和继承了大量科技术语,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桥梁作用[46]。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术语的命名与审定工作,早已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参考文献[1]J.Needham,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and Cir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54,1：3－4。[2]光明日报,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1991,4,2。[3]詹绪佐、朱良志,汉字与中国人的认识观,安徽师大学报,(3)。[4]吴凤鸣,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历史回顾和现状,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1)。[5]李素祯、田育诚,研究我国化学史应重视古籍《诗经》,化学通报,1983,(5)。[6]钱临照,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1941,[见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略》,《物理》,10(10)][7]麦群忠、魏以诚,中国古代科技要籍简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8]侯仁之、黄盛璋,水经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9]蔡声镰,《尔雅》与百科全书,辞书研究,1981,(1)。[10]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1),上海古籍出版社。[11]王云森,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12]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农业科学知识,西北农学院,1955。[13]吴凤鸣,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上),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8,(1)。[14]李群,梦溪笔谈选读(自然科学部分),科学出版社,1975。[15]吴凤鸣,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术语学,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2)。[16]清华大学机械厂,《天工开物》注释,科学出版社,1976。[17]潘吉星,《天工开物》版本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1(1)。[18]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981。[19]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1981。[20]容熔,我国生物学、农学对达尔文的影响,中国科技史料,1982,(1)。[21]王嘉荫,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科学出版社,1957。[22]李仲均,我国本草学中记载的药用矿物对矿物学的贡献(摘要),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7。[23]吴凤鸣,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下),矿物名词溯源,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91,(1)。[24]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25]陆学善,中国晶体学史料掇拾,科技史文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84,(12)。[26]唐锡仁,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商务印书馆,1981。[27]吴凤鸣,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中),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9,(1)。[28]何艾生、梁成瑞,《几何原本》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1984,(4)。[29]吴凤鸣,明清两代几本地质学译著评述,自然辨证法研究,1983,(4)。[30]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31]樊洪业,金尼阁与西书七千部。[32]潘吉星,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及其在明代中国的流传,自然科学史研究,2(1)。[33]王大明,京师同文馆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科技史料,1987,(4)。[34]胡道静等,墨海书馆,中国科技史料,1982,(2)。[35]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料,中国科技史料,1988,(3)。[3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37]张子高等,徐寿父子年谱,中国科技史料,1981,(4)。(并见《清史稿》卷五百五,艺术四,中华书局,1971)。[38]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百七,列传二百九十四,畴人二,中华书局,1977。[39]徐振亚,近代科学家徐建寅和他的译著,中国科技史料,1989,(2)。[40]李迪,十九世纪我国数学家李善兰,中国科技史料,1982,(3)。[41]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宣统元年,1909。[参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68－1907),江南制造厂史(1865－1949)]。[42]李喜所,近代留学生对祖国的贡献,人民日报,1987,8,6。(有关《天演论》参见《鲁迅全集》,1,《朝花夕拾》：268－269。[43]欧正仁、马君武,中国科技史料,1981,(1)。[44]刘再复、金秋鹏等,鲁迅和自然科学,科学出版社,1976。[45]吴凤鸣,介绍鲁迅的三篇地质学论著《人间之历史》,地质学史论丛(一),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委员会编,地质出版社,1986。[46]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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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知识的载体,中小学教材更是广大师生学习、使用科技术语的楷模,但白玉微瑕,一些现行教材在术语使用上尚有改进的余地,今仅就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3年审查通过的,人教版高中《数学》第一册(以下简称新教材)中的一些不规范之处,提出修订意见,供有关专家参考并祈教正。1.改正、余弦定理为正、余弦定律正弦定理、余弦定理分别由相应的俄文名ТЕОРЕМА СИНУСОВ、ТЕОРЕМА КОСИНУСОВ直译而来,这两个名词和符号tg、ctg一起,于上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入我国中学课本,新教材的试验本(1997)早就根据国家标准(GB3102.11—93),将两个符号分别改为tan、cot。而正、余弦定理却沿用至今,殊不知,国务院曾明确批示：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名词术语,全国科研、教学等各部门,均应遵照使用(摘自国函[1987]142号文件),建议新教材遵照《数学名词》[1],将两个定理分别更名为正弦定律(law of sines)与余弦定律(law of cosines)。2.改象、原象、图象为像、原像、图像2001年10月26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了《关于“象”与“像”用法研讨会会议纪要》,根据会议审定的这两个字的名词义和语词搭配实例,建议新教材将函数的相关概念：象、原象、图象,分别正名为像、原像、图像。3.series不是progression的同义词新教材的部分中英文词汇对照表(以下简称对照表),在等差数列的英文名arithmetic progression下面,另加了一个arithmetic series作它的同义词,此举似有画蛇添足之嫌,因为文献[1]已将后者的汉文名规范为等差级数,正确地反映了等差数列与等差级数间的区别,多义词series的确还有“列”、“串”诸含义,但它与arithmetic搭配之后,就只能是等差级数,而不可能是等差数列,否则,不仅与定义：arithmetic series,the indicated sun of the terms of an arithmetic sequence[2]不符;更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DIS 704《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3]关于术语单义性的原则相悖,故建议从对照表的词条“等差数列”中,删去arithmetic series。同理,还建议删掉词条“等比数列”中的geometric series。4.术语简明性原则及名词的数《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要求“术语应尽可能简明”[3],人们在列词汇表时,不会把“实数集”写成“所有实数的集合”,同样,英语中也常把“the set of all real numbers”简之为“set of real numbers”[4]。显然,对照表中所录N、N+、Z、Q等数集的英文名均可作类似的简化。由于上述各个数集都由无穷多个数构成,故各词条中的名词“numbers”都用复数形式,但同一张对照表,同样是由无穷多个数构成的无穷数列,词条中的名词“number”却用单数形式,似欠妥当,建议对照表的“数列”、“有穷数列”、“无穷数列”各词条中的“number”均改正为复数形式,例如：数列sequence of numbers[5]。5.两种命题的英文名有误对照表将四种命题中的否命题、逆否命题的英文名,分别定为negative proposition与converse-negative proposition,但是,许多逻辑学家把negative proposition译作负命题[6],它指称的是一个命题的否定(negation),而不是条件命题(conditional[7],亦称蕴涵命题implication[2])的否命题,显然,对照表中这两个英文名有误,其实,从英文文献(例如[2]、[7]、[8]等)不难查出converse、inverse、contrapositive作名词,在逻辑中就分别是逆命题、否命题、逆否命题的英文名,因为“在英语中名词作定语是常有现象”[9],为避免由inverse等词的多义性可能引起的混淆,建议词汇对照表作如下更正：否命题 inverse propostion逆否命题 contrapositive proposition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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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名，即指同名异方；异名，指一方多名；无名，即没有正式方名。在大量的中药方剂中，重名、异名相当普遍：大量的方书中，还有大约百分之几到百分之九十左右不等的方剂无名。方剂整理和方剂名词审定都有困难，应该引起重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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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这26个字母,既称“拉丁字母”,又称“罗马字母”。两个名称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用“拉丁字母”,什么时候用“罗马字母”,有什么规律?本文从这套字母的发展史谈起,通过考察两个名称在中国及英语国家的使用情况,得出“罗马字母”应该取代“拉丁字母”的结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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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科技常用词典》是一部由大陆和台湾合编的、涵盖30个学科领域的科技类工具书。其中两岸的差异名词占总数的19%。经分析,这些差异体现在人名或地名译名差别、对外来科技名词翻译方式不同、使用字母词方面不同、双方汉字用词习惯、修订名词的力度和步伐不同导致的差异等方面。因此,对台湾名词的鉴别与使用也成为编纂该词典的难点之一。具体处理时,对于一个大陆名比对出多个台湾名的情况,通过同名优先原则、释义匹配原则、学科匹配原则来确定;对于比对出不符合释义的单个台湾名和没有比对出台湾名的词,通过与台湾专家不断沟通来商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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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自SSK以来的显著特点是从规范走向描述,从重构走向解构。不过,这个领域的关注点近来转向研究如何积极介入公共领域的科学争论,规范问题重新受到重视。一种引起广泛讨论的规范性方案是SEE,它代表了STS最新的努力方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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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冬梅 姜世勃 石正丽 谭文杰 卢洪洲 曹彬 张文宏 刘叔文 钟劲 肖庚富 谢幼华 邓凯 赵金存 杨子峰 宋敬东 陆路 黄竞荷 应天雷 王乔 施莽 徐建青 安静 鲁凤民 高福 舒跃龙 郭德银 《中国科技术语》2020,22(2):5-10
2019年12月,一种由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起的病毒性肺炎开始在武汉暴发流行。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命名为COVID-19(冠状病毒病2019),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ICTV)的冠状病毒研究小组(CSG)建议把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V-2(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既没有与疾病名称一致,也没有完全真实地显示该病毒本身的特征,因而立即引发关注和争议。基于COVID-19的病原学、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的基本信息,建议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人类冠状病毒2019”(human coronavirus 2019,简称HCoV-19)。文章回顾并评价了CSG的命名方法,指出他们使用基于基因序列信息进行病毒命名的方法并不合适,建议采用传统的联系疾病的病毒命名方法对具有明显疾病特点的病毒如2019-nCoV进行命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