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西词派

五代南唐冯延巳、宋初晏殊、欧阳修的词打破了从晚唐到五代前期以花间派为代表的香艳熟软、无深意寄托的词风,赋词以较深邃的思想蕴含和更诚挚的情感寄托;在艺术上引入诗歌的比兴手法,并从民歌中汲取养料,对宋词日后的繁荣昌盛起到开先河的作用,从而形成了词坛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流派--江西词派.     

“临桂词派”辨

临桂词派是晚清重要的词学流派，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其有着不同的说法，有称之为“疆村派”者，有将其归为“常州词派”者。其实，无论在词学理论还是成员组织上王鹏运都是该词派的领袖，所谓的“疆村派”只是临桂词派在后期的衍变；临桂词派在词学主张上与常州词派已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可归为一派。     

试论清末常州词派词论的文化自救意识

身居清王朝危机和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交叉点上，清末常州派词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自救意识。尤其表现在词这一领域里，即极力将词纳入儒家文化的轨道，使之成为儒家文化自救的一种载体。它既有一定的学术渊源，又有自身的特点，并通过一系列有目的的理论引导来实现。它有增加词参与现实的力度与深度的一面，但毕竟是一朵行将枯萎的末世之花绝望中的自我挣扎，无法完成自身所属文化的更新。     

江西词派研究述评

五代南唐冯延已，打破了晚唐五代“花间派”香软温润的词风，宋初晏殊、欧阳修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点，使词更加蕴含深远，为宋词日后的繁荣昌盛起了开先河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了词坛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流派——江西词派．     

新月派诗与婉约派词

新月派的诗打破词的固定形式，吸收了婉约词的音乐旋律的美；又把“花间词”的绸缪婉转与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糅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东方情调。新月派的诗受婉约词的影响是综合性的：通过不着痕迹地消化吸收词的优点，使新诗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使诗艺趋向成熟。新月派诗的艺术实践，标志着中国新诗开始理性地对待民族传统，从时代高度综合中国古典诗词和西方诗歌的优点，为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试论夏承焘对常州词派的研究

夏承焘在有限的清词研究文论中,以研究常州词派为最。他所研究的常州词派,以讨论张惠言、周济、陈廷焯和谭献等主要词家词论方面的内容为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描绘出了常州词派的基本情况,客观地评价了该派主要理论建树的得失,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夏承焘的词学思想。     

嘉道时期常州词派的组织形态

某个文学流派在诞生之初的组织形态、存在面貌对该派文学风尚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在常州词派形成过程中，师徒传承是该派词学思想得以发扬和延续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将词人联结起来的重要纽带之一；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友朋之间的交往切磋，它从内部和外部共同影响着常州词派的形成和发展，甚至为常州词派的未来衍变埋下了具有预示性的因素。     

宋末元初江西词派的第一人--刘秉忠及其词

本文对刘秉忠及其词进行探索,认为刘秉忠想出人头地,但未必是想以为蒙古统治者服务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他为蒙古统治者服务有出于不得已的一面。刘秉忠为蒙古统治者服务与那些投降蒙古统治者的南宋官员不同,他祖籍为汉族人,他出生地为蒙古统治者占领地。刘秉忠随忽必烈征战云南、鄂州等地,保护了南宋许多臣民。刘秉忠向蒙古统治者建言,保存了汉族儒家的许多文化传统。刘秉忠的词内容丰富,他被《元名儒草堂诗余》编辑者作为此书的第一人,这似乎反映此书编辑者以蒙古高官和颂扬蒙古王朝的词掩盖追悼宋王朝的主旨。     

论清初“岭南三家”词——兼论“岭南词派”

岭南词从清初开始崛起,此期以“岭南三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最为出色。大均词多抒写故国之思与哀怨之情,词风雄浑,词境开阔,想像飞腾,成就甚高;梁佩兰词清刚幽峭,陈恭尹词寄托深远,亦属出类拔萃者。“岭南三家”使得岭南词坛风气大开,在岭南词史上有特殊意义。屈大均、梁佩兰又和岭外词人有词学交流,这对于扩大岭南词的影响有重要的作用。另外,学界素有“岭南词派”的观点,此说不能成立。     

论于湖词在清代的传播

考察于湖词在后世的传播。对了解南宋初期词坛豪放词代表词人．以及后世词家对词学风貌介于苏、辛词之间词作的审美喜好有着重要意义。清初词家着眼于湖词的艺术个性，喜其典雅。常州词派崛起后，干湖词以其爱国精神扩大了它在清代的影响。晚清词家喜将于湖、稼轩并论。我们今天以张孝祥为南宋名家的印象主要得之干清代中晚期词家对于湖词的品评。     

论南宋乐风分化与词风雅化之关系

词与燕乐(俗乐)结合,使得词本身的风貌整体上呈现出民间文艺的特征。南宋时,雅乐的介入,使得词风开始更深程度地转向“骚雅”;而原本的俗乐慢慢融合到其他民间曲艺中。     

历代词论中的东坡论

历代词论中对于苏东坡词的评价，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审美观照发展历程的一束折影。两宋时期，由持论各异到褒扬之声占主流地位；南宋末暨金源、显露出词派论评端倪，有“豪放”并驾“婉约”曲体拓宽词作发展创造空间的理论见解，昭示苏词“以诗为词”创造意义；发展到明清，在偏重词派评论的基础上，步入“正”、“变”论辩，与诗、骚传统内在沟通，揭示出东坡词儒化的现实意义。“东坡词论”绵延数百年，日趋切要，既要苏词本身的意义决定，更反映出文学审美历史形成的 漫长曲折，我们的民族同样富有理论思维的审美创造能力。     

论宋元时期藏区的黄金

藏区幅员辽阔,矿藏极为丰富,尤以金矿居多,黄金使用也很广泛。藏文史籍中多处提及宋元时期藏区黄金的开采及使用情况,尤其元代随后弘时期佛教的发展,大量的黄金用于佛教建筑装饰及书写佛经等宗教领域。     

论道光时期的浙派词学

道光年同,浙派在江浙词坛继续沃跃着,但时代的动荡剧变使浙派词人在词学在观上呈分化的趋势,一方面,以戈载为代表的吴中词派,依然鼓吹审声守律,持守清空雅正的审美观念;另一方面,以孙麟趾为代表的浙派追随着,在摸索变革浙派词学的最佳出路,呈现着向常州词学靠拢的态势,而常州词派的后继者－－董士锡、宋翔凤、周济,也在不断修正张惠言选词太严和论词拘泥于比兴的审美偏向,在坚持尚意的宗旨下吸纳了浙派词学重格的合理成分,试图为人们设计一条最佳的学词路径,这标志着浙派词学和常州词学由对立趋向融合。     

姜夔的文艺批评观及其风雅词——兼论白石博涉多通的学养

从《白石诗说》《续书谱》两部重要的著作来看,姜夔不仅对王羲之、陶渊明之作推崇备至,还对唐宋的文艺成就给予了应有的认可。这在其词作中表现为合魏晋风骨与晚唐绵丽为一体的风雅气质。“清空”“清劲”等论实不能准确概括其词风。此外,姜夔的涵养与学问还体现在他的书法、收藏与印学等多方面。其以兵家言喻诗的创造力更足以显示出他广阔的视野和不凡的志向。     

临桂之外 卓然一家——文廷式词论抉微

文廷式在晚清词坛异军特起,独树一帜。其词作追步苏辛的风格为历来词论家所认同。近来一些论词者将文廷式划归为临桂词派,然而根据文氏具体的的词学宗尚、创作风格来看,文氏论词力斥柔靡,济以豪宕并反对时人斤斤计较于音律;在创作上,他主张步武苏辛,多元并融,其词学宗尚与以"清季四大家"为中坚的临桂词派迥然相异,自成一家。     

平民的悲情世界──宋元悲剧小说论

宋元悲剧小说的形式和内容皆显示出自己独立的品格，在社会教化意识加强的基础上，更向书写真实的悲剧人生贴近，标志着悲剧小说的进一步成熟、完善。     

李清照词在宋元时期的地位和影响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女性作家的代表,她的词如今备受推崇,但在宋元时期,李清照词的传播与接受却经历了从本事时代到停滞后退的发展过程．从词选家、评论家和作家三方面分宋、元两个时期对这一现象进行论述,以此观照李清照词在宋元时期的文学地位和影响．     

论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

宋代南戏和元代杂剧所表现出的两代文人之仕婚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文人社会地位高，他们只求做官，不求做人；为了做官，不惜负心婚变，攀婚高门，他们对待仕婚矛盾的态度是仕高于婚，婚姻是为仕宦服务的，其婚姻带有明显的功利思想，这是宋代科举大盛的一个恶果。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他们只求做人，不为做官；为了做人，他们重婚轻仕．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这是蒙元中断科举给元代社会道德风尚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是宋元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道德风尚的形象反映，尤其反映了两代文人尊卑的道德情操和人生追求。     

利玛窦的韶关居所及其天主教堂建筑风格考

研究和考证利玛窦在韶关传教期间的居所位置以及天主教教堂的建筑风格及其形成原因,揭示了中西方文化和习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