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或开始——顾城的死亡意识及“顾城之死”现象分析

顾城的自杀给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文坛也因此沸腾起来，诗人死了，诗人的死却开始了一种文化奇观，他们的死从终点回归到了起点，诗人的诗也就开始繁荣了。对顾城作品的解读可以体会到他诗歌中充斥的死亡意识，他对个人的“自然哲学”的崇尚以及现实条件的紧逼是他自杀的原因。顾城的死令人惋惜，“顾城之死”现象这一奇观也理应引人重视。     

“梦”与“花”：顾城和海子诗歌创作之比较

“梦”与“花”，分别是顾城和海子诗歌文本中重要的意象。在“梦”的世界里，在“花”的掩映中，深藏着诗人的心灵追求和精神渴望。顾城在他的“梦境”中表达了对“未来”和“远方”的追寻，而海子诗歌的“花朵”开放在“返乡”的路途，“回望”和“留守”是他的精神姿态。顾城用“梦”建造了一个“童话世界”，海子则用“花”营造了一个“神性世界”，他们诗歌的书写方式就是他们生命的书写方式。“梦”与“花”，和他们所生活的现实语境分别构成一种“对抗”和“超越”关系。     

谈顾城诗歌的审美取向

本文就中国当代诗人顾城创作中的审美取向,即一种明晰的对纯真人性的不懈追求进行探求。笔者从顾城诗歌中所充盈的童心、幻想、追求等纯真人性最直观的流露中,去分析其审美取向所在。同时从另一个角度,即人类理念中永久的矛盾,渴望纯真却总是拱手让纯真走向被扼杀的祭坛的无奈中进一步深化这种审美取向的内涵。     

谈顾城诗歌的审美取向

本文就中国当代诗人顾城创作中的审美取向，即一种明晰的对纯真人性的不懈追求进行探求。笔者从顾城诗歌中所充盈的童心、幻想、追求等纯真人性最直观的流露中，去分析其审美取向所在。同时从另一个角度，即人类理念中永久的矛盾，渴望纯真却总是拱手让纯真走向被扼杀的祭坛的无奈中进一步深化这种审美取向的内涵。     

论皎然《诗式》中自然观和苦思过程的统一

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中极力标举的诗歌审美标准是自然,即诗人以自己的情兴为依据,而随着情兴自然抒发造语取势,同时又提出了诗歌创作过程中要经过苦思,并且这种过程要至难至险。皎然提出的观点看似矛盾,实则不然。皎然认为诗人创作过程中要苦思,达到的结果是诗歌审美的自然,形成苦思和自然的统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诗人创作要苦思;不同读者鉴赏要自然,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形成一个链条,达到辩证统一。     

至美的世界 脆弱的灵魂——顾城诗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新解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是顾城自选代表作中的一篇，但有些地方存在着粗糙化庸俗化的理解。在诗中，顾城建造了一个至美的世界，却表露出自己心灵的脆弱。美是诗人的全部，因而竭尽守护，但由于脆弱，诗人流露出恐慌和惧怕的情绪。二者的交织隐伏是全诗的情感基调。     

“仰俯”的宇宙自然观与魏晋士人的审美精神

＂仰俯＂话语结构承载着的宇宙自然观的文化蕴涵及其对魏晋士人审美精神的影响。＂仰俯＂的审美视角是经学衰落、意识形态、士人思想观念、文学自身的发展等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彰显了魏晋士人对宇宙自然和现实的体味与感悟,体现了魏晋士人的审美精神和宇宙空间感。     

黑暗里的光明与光明里的黑暗(上)——诗人朱湘与顾城的比较

诗人朱湘和顾城之死 ,在中国新诗史上震动较大 ,曾经是评论界关注的两个热点。作为纯粹诗人和童话诗人对艺术的追求和执著 ,朱湘与顾城有相似之处 ,而他们之间的差别又是相当明显 :朱湘把生命的意义沉醉在诗歌创作中 ,至于顾城 ,却将生活等同于诗歌。朱湘和顾城都是十分相信艺术功能的诗人 ,而他们的艺术世界又存在着一个本质的区别 :诗歌之于朱湘 ,是梦想的港湾 ,精神的支柱 ,希望的寄托。而顾城 ,却因他对“个人主体”的沉迷和对自然的发现 ,力图营造一个脱离现实的幻型大厦     

天国花园的坍塌——新解顾城诗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本文试图借用“解构主义”的双重读法解读顾城的诗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从显层结构看,顾城用幻想和任性营造了一座灿烂和谐、至纯至美的天国花园,暗含于诗歌文本的潜在结构则建构了一座孤独、绝望与死亡的墓园,这两种意义结构都是真实的,然而却处于对立和冲突的位置。“潜在结构”并没有加深“显在结构”的意义,而是威胁和消解了“显在结构”的存在,造就了天国花园的坍塌。     

黑暗里的光明与光明里的黑暗(下)──诗人朱湘与顾城的比较

作为诗人的朱湘和顾城,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过各自独特的贡献。从憧憬自由、向往光明,到痛苦幻灭、颓丧自沉,朱湘走着一条艰难坎坷的人生之路;而从天真童趣的童话诗人走到灰色的死亡诗人,顾城的灵魂在光明里堕入了永远的黑暗。     

试论李贽开放的自然观

李贽崇尚自然、追求自然是与他思想的开放性分不开的,他为追求自由和解放,时刻都在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剖析,对假道学及落后的传统习惯势力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观

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最伟大的著作,它实现了自然观的革命性变革,本文通过剖析和解读这一伟大著作中蕴含的实践的、唯物的、辩证的自然观思想来开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     

“空灵之神韵”与“神性之意味”——王维与华兹华斯自然诗呈现的审美境界之比较

王维享有“诗佛”之美誉,华兹华斯被称作“湖畔派”之魂,二者都是各自所在时代自然诗人的杰出代表。在面对人生的苦难时,王维与华兹华斯都返回到自然之中,都到宗教之中去寻求心灵的慰藉,自然与宗教成为两位诗人解脱苦难的途径,这是相似之处。但王维与华兹华斯由于受到中西方不同宗教的影响,二者的自然诗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境界,即王维深受禅宗的影响,其自然诗呈现出空灵之神韵;华兹华斯则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其自然诗呈现出神性之意味。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评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指认了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认为自然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认为历史辩证法才是辩证法的惟一合理形态;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展开了价值批判,并且提出了"自然的解放"的理念.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缺陷在于:没有完全理解感性活动即实践的批判意义;对自然的理解是片面的、抽象的、非历史的;不知道历史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在实践基础上是统一的.     

西方文论视野下的自然观

西方文艺理论视野下的自然观，是从作为文艺研究对象的自然和作为文艺内容与创作方法的自然两个角度，结合西方文论发展史，探寻了西方文艺理论领域对自然涵义认识的发展脉络，以及作为文艺内容和创作方法由古代的一元论到近代自然与人分立，再到现当代的自然内化于人心的辩证发展进程。     

西方文论视野下的自然观

西方文艺理论视野下的自然观,是从作为文艺研究对象的自然和作为文艺内容与创作方法的自然两个角度,结合西方文论发展史,探寻了西方文艺理论领域对自然涵义认识的发展脉络,以及作为文艺内容和创作方法由古代的一元论到近代自然与人分立,再到现当代的自然内化于人心的辩证发展进程。     

劳伦斯与华兹华斯自然观之比较

大自然是戴.赫.劳伦斯与威廉.华兹华斯作品的共同主题之一。劳伦斯的自然观充斥着对工业文明的极端憎恨;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则充满对哲理与人性的关注。同时两人都提出了以自然为方向的救世之道。两人自然观既有时代社会背景等因素造成的差异又有一脉相承共性。     

论爱默生的双重自然观

大自然是众多文学作品创作的对象。美国著名自然主义学者爱默生以其不朽之作《论自然》（Nature）充分表达了他对自然的热爱，并诠释了他对于自然的哲学理念。爱默生的自然观一方面是指哲学上的自然观，另一方面是指一般概念的自然观。     

苏轼文论自然观的现实与超越

苏轼对自然理念的推崇有别于老庄“去智、去知”的自然观。苏轼的自然观从现实出发,直面人的“有为”,要求人在多变的时事下保持灵活的适应性,以及在躬身实践的积累中对现实物质层面的超越,从而把物质的实践作为一种人接近“道”的途径,因此苏轼的自然理念有着明显的形而下品质。苏轼对自然的追求是对“道”的接近,认为没有绝对静止的“道”,只有身处当下本身才能体悟出的“道”,而“道”又是不可言说的,因此“道”的表达又超脱于一切艺术创作之外。苏轼的自然之道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在主体与自然界关系中对主体的消解,把主体放逐于自然的无限性中;二是以艺术创作作为自然之求的媒介,对艺（技）道的超越;三是以作品风格体现人的气质,使作品与人形成自然交融的完满体系,体现了苏轼在直面现实中其艺术创作追逐“道”的无限性。     

童心与自然——论顾城的人生信仰及其创作

被冠以“童话诗人”称号的顾城尽其一生都在执着地追求他的人生信仰——童心、自然。从他的诗作里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顾城身上特有的童心与对自然超常的悟性，并把这一人生信仰贯穿其生命的始末——他的生活、创作以及爱情。他固守着那座纯明的“童话王国”，偏执地拒绝成长。顾城这个一生以诗为生命、以生命为诗的男子以其短暂的一生诠释了他的“诗法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