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差额的关系

针对美中贸易差额不断扩大而美国日本在华直接投资(FDI)与日俱增的特点,研究了美国和日本在华直接投资 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文章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对美日在华直接投资与美中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 1989--2006年, 美中贸易和美日在华FDI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美日在华FDI对美中贸易总进口尤其是工业品进口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对美中贸易总出口尤其是工业品出口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从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中贸易逆差的扩大. 利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 引入FDI、实际汇率等变量, 运用Panel Data方法进一步对美国在华制造业FDI对美中制造业贸易的影响力进行估计,发现流入中国制造业的美国FDI与进口呈正相关、 出口呈负相关, 即美国在华FDI越多, 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制造品将越多, 而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制造品将相对减少, 进而恶化了 美中贸易逆差.     

中国对美OFDI对母国的就业效应:创造还是替代

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简称OFDI)动机出发梳理了OFDI对就业的主要影响路径,提出了一种基于时变状态空间模型和投入产出模型的OFDI就业效应测算模型,利用2007-2014年中国对美国制造业OFDI和出口数据以及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对美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和机会成本.研究发现:1)中国对美国OFDI对就业人数的影响总体为创造效应,2008-2014年中国对美国制造业OFDI平均每年为中国创造就业147万人;2)投资动机层面,市场寻求型OFDI对母国就业为创造效应,资源寻求型OFDI对母国就业为替代效应;3) 2012年之前中国对美国OFDI对母国就业产生的机会成本较大,资金投往国外造成了母国就业损失,但2012年后这种机会成本逐渐减小,相比国内投资,OFDI对母国就业的创造效应更强.     

美国再工业化祸兮福兮：双向FDI能否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外商直接投资（IFDI），简称双向FDI，无疑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面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冲击，双向FDI能否发挥以及如何发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是需要迫切解答的问题。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包含双向FDI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并揭示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这对“双引擎”在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中介作用以及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调节效应，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法量化了不同中介作用的贡献比例。研究结果表明：双向FDI能够显著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遮掩效应；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既能直接调节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能通过调节双向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技术创新的影响，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夏普利值分解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效应大于技术创新的边际效应。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均存在遮掩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仅在沿海地区存在遮掩效应，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仅在沿海地区成立；美国再工业化对双向FDI的调节作用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为有效发挥双向FDI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提供政策依据。     

中国进出口贸易与FDI极端Granger因果关系

考虑到我国进出口贸易在受到极端事件的影响后会出现显著改变,文章拓展了Granger因果关联分析检验,将1994—2021年我国的进出口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波动进一步分解为极端正波动、极端负波动和正常波动,探究极端情况下进出口总值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为了探究进出口总值与外商直接投资因果关系的时变特性,本文将时域下的极端Granger因果检验拓展到频域,研究不同频率下的极端Granger因果关系。结果表明：进出口总值的剧烈波动在长期条件下会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投资者可以根据进出口贸易发展趋势调整决策机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冲击短期内会降低外商的投资信心,导致进出口贸易剧烈波动;从长远来看,外商资本的大量涌入会提高相关产品生产效率,推动进出口贸易发展,建议完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激发外商投资活力。     

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中间品进口贸易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当前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如何影响我国的劳动力就业?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考察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从整体上,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就业增长;机制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提高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工资水平,进而提高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需求,但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需求;东部地区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进口资源类、其他类初级产品、农业资源型和低技术工业制成品的技术溢出阻碍制造业就业的增加,而其他资源型和中高技术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技术溢出显著促进制造业就业增长。     

美国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到底如何?——基于DCGE模型的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包括美国等4个国外账户和37个生产部门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以2007年为基年, 模拟研究了从2020年起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到2030年止对我国经济的动态影响.基于7种碳关税税率情景的模拟结果表明: 美国征收碳关税将直接缩减我国企业对美出口利润, 减少我国对美出口, 进而间接地对我国总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美国碳关税政策对于我国不同行业出口的影响程度不同, 对碳排放密度较高以及对美出口占总产出比重较大的行业如电力生产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业等有着较强的负面影响.     

东道国主权信用评级对当地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建立实证回归模型,使用2003~2012年中国在42国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分别考察发达、发展中东道国主权信用评级对当地中国直接投资影响的性质、程度与趋势,与当地全球直接投资所受影响相比较,并结合中国国内制度和东道国区位条件分析中国直接投资的"差异化"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信用评级下调、遭遇全球直接投资流出的发达国家反而越来越吸引中国资本,对发达地区市场与战略资产的寻求驱动中国企业增加投资;信用评级下调的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当地中国直接投资与全球直接投资流出。研究结论可为FDI理论研究和东道国与母国FDI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迅速发展和人民币汇率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研究汇率波动对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利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汇率波动对出口和部门进口的影响,进而利用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所受的影响.结果表明,汇率波动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比对出口额的影响更大,除了影响出口中的直接增加值之外,汇率波动还会影响进口品和国内品之间的替代,进而影响国内品中间投入结构和出口中的间接增加值.分贸易方式来看,汇率波动对一般贸易出口的影响更大,加工贸易在有限程度上缓和了汇率波动对总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对部门出口增加值而言,进口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部门所受影响较大,加工出口比重高的部门所受影响较小.     

中欧光伏贸易争端对双方经济损益的影响分析

本文选取了中欧之间光伏产品贸易争端为研究案例,利用投入产出模型,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和欧盟两个经济体在发生贸易争端之后贸易增加值所受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争端使得中国一般贸易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下降4.88%,加工贸易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下降1.84%.与此同时,由于生产链条的全球化,中国出口品生产减少引致进口投入下降,进而使得从欧盟进口的相关产品减少,欧盟经济体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值将下降3.93%.本文还分三种情形讨论了欧盟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救济效果,结果发现,即使反倾销不引起贸易转移,欧盟的贸易增加值也将下降1.3%,形成"双输"的局面.     

中国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发展互动关系——基于三维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把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构建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协整理论与冲击分解等计量方法,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服务贸易进口、服务业发展之间的长期和短期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三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服务业发展是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短期看,服务业发展的短期波动受服务贸易进口和服务贸易出口短期变化的影响,其中,服务贸易出口的短期均衡调整力度更为显著。同时,冲击分解结果表明,来自服务业发展的冲击对服务贸易进口和服务贸易出口变化的贡献率都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