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价值初探

前科消灭制度,是世界各国共同认可和采纳的一项基本刑法制度,属于刑罚消灭制度的重要类型之一。我国刑事立法和其他民事、行政立法中都有大量关于前科的制度规定,但是却鲜见有与之相配套的前科消灭规定。前科制度的规定给犯罪人,特别是未成年人犯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从而致使行为人在一次犯罪之后,终身被贴上犯罪＂标签＂,丧失许多平等的就业、升学的权利,在法律地位上与普通社会公民相比较呈现出不平等的状态。未成年人犯是极其特殊的一类犯罪人。在我国现有的刑事政策环境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是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的。本文拟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对该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做出初步探讨。     

前科消灭制度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构建

前科消灭制度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在国外刑事立法及刑法理论上受到广泛认同.然而,我国刑法至今尚未确立这一制度,学界对此也少关注.考虑到前科消灭制度有助于实现法的正义、平等,体现了社会宽容,能够有效预防有前科者再犯等积极因素,在我国刑法中实有必要建立前科消灭制度.     

试论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的适用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前科消灭不仅具有丰富的法律内涵,而且还具有厚实的理论基础。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刑法运行的内在机理中渗透了越来越多的伦理学理念,有前科者也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前科消灭在西方许多国家刑事立法中已有较明确的规定,而我国的刑事立法至今尚未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在我国的刑法典中确立前科消灭制度,便成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的内在要求。     

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刑理基础

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切合人权保障、谦抑、宽容的刑法理念,体现了公正报应和功利预防的刑罚目的,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已成为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和趋势,顺应此种潮流和趋势,有利于我国刑事立法走向国际化、走向世界.     

浅议《刑法修正案(八)》之“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

《刑法修正案(八)》第十九条免除了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是对现行刑法第一百条"前科报告制度"的修正和完善,也是对多年来"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改革"的试点经验的规范性确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严格限制犯罪记录的对外公开,弱化社会公众通过犯罪记录公开而对未成年人进行非规范性消极评价,在消除"犯罪标签"效应的同时,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具有深远的意义。     

浅析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本文拟分析前科消灭制度存在的问题，就如何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前科消灭体系进行探索。     

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探讨

前科报告制度对犯罪人员重归社会构成了沉重的思想压力，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分析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建立的重要意义以及这项制度在我国建立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对在我国建立这一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与思考。     

关于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的构建——以修订后的刑法、刑诉法为视角

自从2008年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和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提出要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以来．全国多个地区开展了丰富多样实践探索，但在具体称谓、适用范围、程序及法律后果方面不尽相同，亟需从立法上进行规范。2011年5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免除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报告义务，即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从程序上对如何贯彻前科报告免除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刑事立法确立的总基调是对未成年人的前科予以封存、限制公开。而不是从根本上予以销毁。在我国立法已经对未成年人前科封存提出目标性要求前提下．具体构建该制度。不仅是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需要．而且也是落实刑事法律规定的需要。     

论转化型抢劫之“暴力”

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此条即所谓的＂转化型抢劫罪＂。依据本条规定,＂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重要要件之一。而本条所规定之＂暴力＂所包含的行为方式和程度如何,以及本条所指之＂暴力＂与《刑法》第263条抢劫罪中之＂暴力＂有何关系,将是下文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从立法原因及目的看刑法追诉时效的各项法律设计

刑法中对于时效的规定一共有三条，本文从立法的原意和发展中变化的原因以及这度设计想达到的目的分析了刑法中追诉时效制度的各个规定。作为刑法消灭制度中的一种时效制度存在的原因和制度立法设计的目的正是这一制度存在的根基，所以我们有必要采取追溯、对比的方法来探究追诉时效制度相的合理性。     

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违刑法谦抑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确定为犯罪。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对刑罚的启动应持有最为慎重的立场,此入罪规定却未坚持这一立场,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视角来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入罪是有违刑法的谦抑性。     

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诉讼阶段

渊源于古罗马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被近现代多数民主法治国家确立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尤其是近代以来，人的价值和尊严倍受重视，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将“禁止双重危险”作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论基础，凸现一事不再理原则保障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之功能，最大限度体现刑事诉讼过程之正当性。我国刑事诉讼过程贯彻一事不再理原则，实现过程正当,具有重要意义。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新释

长期以来,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公诉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过于抽象化、客观化和理想化,已不适应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需要对新刑诉法第141条进行重新认识。比较而言,国外的公诉证明标准低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且更具可操作性。我们宜吸收国外证明标准的合理因素,确立“证据清楚有说服力、预期可予定罪”的公诉证明标准。     

试论我国犯罪的分类标准——兼对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的剖析

对于我国现行刑法典在刑法分则的第三章第五节单列＂金融诈骗罪＂,有人认为这一节的设立明显违背刑法分则以犯罪客体为犯罪分类标准,在刑法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质疑,从而开始重新探讨我国犯罪的立法分类标准。本文从＂金融诈骗罪＂这一节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刑法典的犯罪的分类标准,并对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对“效用侵害说”之刑法诠释学根基的反思

在刑法解释学领域,针对我国刑法275条的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毁坏"内涵的"效用侵害说"正成为有力的学说;但是,"效用侵害说"的法哲学基础是不牢靠的:因为一方面该学说赖以立足的本体论诠释学本身是欠科学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刑法哲学与刑法解释学并非同一层次的问题。     

网络诽谤犯罪被害人调查取证的困难与对策

由于网络诽谤犯罪具有隐秘性的特点,加上我国刑事立法将诽谤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导致被害人追究网络诽谤者的刑事责任面临严重困难。作为对策,在刑事司法方面,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害人难以获得的证据予以调取,公安机关应当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诽谤案件依法启动公诉程序。在刑事立法方面,应当赋予"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被害人选择向人民法院或者公安机关告诉的权利。     

论被羁押犯罪嫌疑人之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理应在＂平等武装＂、＂平等对抗＂的基础上推进,为此必须保障被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实有权利。我国现行法律虽从人身权、参与权等角度对上述人员的权利予以保障,但仍与国际要求存在较大差距,且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不足。为此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司法审查、律师帮助等制度,以维护处于公权力羁押之下＂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困境与权利保障

中国传统社会,律师一直是个边缘化的角色,是末流的知识分子.受到中国封建传统思维惯性的影响,刑事辩护律师一直得不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与赞赏,甚至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视为罪犯的帮凶和犯罪的摇篮,是泯灭良心和助纣为虐的坏人.一方面,刑辩律师的工作得不到各级政法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理解,反而受到他们的误解与打击;另一方面,刑辩律师的固有权利在法律上得不到应有的声张和保护.因此,刑辩律师也常常被外界称为“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人”.     

论刑法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在国际化背景与视野下的道路选择

经济的国际化推动了法律的国际化。刑法的国际化是法律国际化的一部分,其主要表现是各国刑事法律之间不断吸精纳粹、相互借鉴,国际社会还通过国际公约的路径来不断影响各国的刑法内容。这种趋势也必然不断推动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改革。在当前人权问题成为时代和国际鲜明主题的情况下,刑法国际化的进程使人权保障理念在我国的现行刑法中得以突出体现,但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刑法中的人权保障机能存在着严重缺陷。只有不断跟上刑法国际化进程,不断重视和真正贯彻人权保障理念,在刑法基本原则、刑罚制度、刑法分则编排体例等方面完善刑法典,才能使现行刑法充分体现刑法应然的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