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匈奴”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在匈奴起源问题的研究中，过去的学者们惯用“早期匈奴文化”或“前匈奴文化”等概念，用以表示匈奴文化的前身。不加区别地把匈奴本体和别部、真正的原始的匈奴和后加入匈奴联盟的成员混为一谈，因而把许多非匈奴文化的外来因素也都包含在内，导致了在匈奴起源问题上的诸多分歧和混乱。“原匈奴”概念的提出旨在把匈奴本体的族源问题从整个汉代匈奴的族源问题中区分出来，把匈奴核心民族从匈奴联盟建立和扩张过程中加入和被征服的众多从属的别部中区分开来。“原匈奴”专指真正的匈奴主体民族的前身，“原匈奴文化”指匈奴主体民族创造和使用的核心文化。     

匈奴与西汉频繁密切的使节往来

匈汉之间，除经济文化及军事交往外，使节往来也非常频繁密切，有时其交涉还很复杂激烈。平城之役匈奴曾成功瞒哄十辈汉使。汉使本为窥探匈奴是否可击，却将刘邦送进白登重围，刘邦又利用汉使营造出的局面乘机脱困。匈奴贵人使者作为单于先行而入汉，死于中原。匈奴扣留汉使苏武与其初衷绝对相悖。使节往来为军事、政治、经济服务，其主动权因势力强弱变化而易位。无与伦比的强大凝聚力将匈汉人民聚结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及灿烂文化。     

匈奴动物纹的特征及相关问题

在我国北方草原广泛出土的匈奴动物纹器物，其年代主要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所表现的动物及其形态与匈奴生存的自然环境及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亦受同期相邻文化的影响。匈奴动物纹装饰艺术形成后，与晚至北朝及中原、西南地区的同类艺术也有着交融发展。     

论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与文化（上）

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主要有汉族、戎族、匈奴族及东胡系的鲜卑族等。匈奴族等在其发展过程中，与秦汉王朝有战争、有和亲、有依附，也有文化的相互影响，是民族融合的又一高潮时期。     

匈奴剧情 硬伤不少——评电视剧《大汉天子》中的匈奴情节

许多频道热播的《大汉天子Ⅰ、Ⅱ》是两部不错的电视剧，该剧从汉武帝登基前的宫廷斗争讲起，系统地刻画了汉武帝的雄才伟略。故事悬念迭起，人物有血有肉，尤其是东方慧和主父偃更是让人过目不忘。要讲汉武帝，就不能不提匈奴。虽然编导人员有意回避匈奴问题，可一些必要的情节还是少不了的。然而，就是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有关匈奴的情节上，却暴露出了不少硬伤。     

简牍所见王莽对匈奴采取的政策

王莽即位后，对匈奴采取一系列错误政策。首先是更改匈奴名号，其次是分封匈奴十五位单于。简牍中不仅记载了这两件事情，而且还补充了非常重要的细节。     

关于匈奴人种问题的几点认识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居民的人类学资料表明。匈奴人的人种构成具有突出的地域性，不同地区的匈奴人基本延续了较早时期的人种类型。“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周时期南下的牧人在人种类型上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来源上应与蒙古高原以及外贝加尔石板墓的居民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到战国晚期以后，当长城以北强大的匈奴联盟形成的时候，这部分古代居民很有可能最终加入到了匈奴联盟当中。     

贝加尔湖的神秘黑圈

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派出一百多人的使团出访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使团首领是中郎将苏武。不料，苏武被匈奴扣押，并最终被流放到北海边牧羊，苦熬了19年。     

西域文化对先秦两汉诗赋的影响

本文就《诗经》、“楚辞”以外的先秦两汉诗赋 ,探讨其所受的西域文化之影响。《白云谣》、《穆天子谣》、《西王母吟》,是西域昆仑神话影响汉语文学的最早表现。乌孙公主《黄鹄歌》将西域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和豪放风格带入了汉语诗歌。汉武帝的《天马歌》,是西域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结果。《匈奴歌》初当为匈奴语歌曲 ,后被文人译为汉语。“汉赋”中涉及的西域文化素材 ,亦时有所见     

马在游牧社会的地位述论

一世界上最早驯养马，是中亚游牧人完成的，人们可以用马来运输、迁徙、狩猎、作战，最后导致了游牧业与农业的完全分离．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过促，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马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牲畜，“畜养马群为鞑靼种族经济之要源”，呼古人失马者有何能为”2．从匈奴古墓中出土的大批乌骨、马形铁片、铜马。马尾制品及凹全片上镌刻的有翼马，蒙古族的民间文学中保存有大量关于马的内容等，表明马文化已成为游牧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有了马，游牧民族才有迅速集结、出台的军队，匈奴、蒙古等族才可能…     

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

秦直道是公元前212年王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令蒙恬监修的一条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在和平时期秦直道沟通南北，促进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汉代的王昭君和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自愿和亲出塞北上时，曾经秦直遭到漠北。它是一条“统一之道”、“帝王之道”、“民族团结之道”、“经济发展之道”、“萨拉鸟素流域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融汇交流之道”和“红色旅游之道”。     

简论两汉时期匈奴归降的三次浪潮及安置措施

两汉时期,匈奴是雄踞北方的重要民族。在这一时期曾出现了三次匈奴归降的浪潮,汉王朝审时度势,正确决策,采取设立五属国、度辽营、使匈奴中郎将等措施安置和治理归附的匈奴民族。这些措施是汉朝最终战胜匈奴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促进了汉、匈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     

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及汉匈关系

虞常等中原人口在匈奴社会里的实况，诺颜乌拉墓葬中出土的实物皆说明：两汉时期在匈奴地区匈汉人民之间。不存在相互敌对的思想意识。匈奴南下入塞“寇盗”中原边郡是不争的事实，但其目的是为生存而获取经济物资。匈汉争夺只是发生在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双方关系的主流是和平相处、互通有无。     

节义可风的苏武

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在位)时,汉与匈奴连年作战。为了摸清敌情,双方经常互派使臣窥探,匈奴先后拘留了十多批汉使,汉朝也拘留匈奴使臣做抵偿,双方关系颇为紧张。公元前100年,匈奴的且鞮侯单于即王位,因恐怕汉朝趁机袭击他,就一面大造舆论,说:“汉天子是我的长辈啊!”一面主动把被匈奴拘留的汉使送回汉朝。汉武帝对这位新单于的行为非常赞赏,决定予以嘉奖。他派苏武以中郎将的职衔,拿着使者的信物旄节出使匈奴,此行不但送回了被扣的匈奴使者,还给匈奴带去了一份厚礼。苏武字子卿,是汉朝的官宦子弟,由于父亲职位的关系,兄弟三人都做了皇帝的侍从官,苏武在出使前任栘中厩监,是皇室马房的管理官员。苏武和副中郎将张胜、属员常惠以及卫士、侦察兵等一百多人来到匈奴,把礼物交给匈奴单于。不料单于非但不象想象的那样友好,而且傲慢无礼。正当     

西汉时期匈奴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

匈奴的兴衰与丝绸之路的形成之间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本文试从匈奴的兴起及其经济社会概况、匈奴的兴衰及其与西汉的关系、匈奴与西域的关系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西汉时期匈奴在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自然灾害对匈奴国家内部关系的影响浅析

匈奴人建立了第一个游牧国家,将游牧社会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游牧国家"这种高级组织形式使得牧民更加有组织、国家战斗力更强、发展更快。但匈奴北迁后,匈奴国家频繁遭受天灾的袭击,牧民躲避灾害的效果明显下降,人畜损失巨大。匈奴国家因经济和政治利益而进行北迁,在漠北频遭的天灾也因此不仅是天灾。在灾害频繁的打击下,匈奴内部的部落、属国开始纷纷逃离反抗,并最终导致匈奴国家的瓦解。本文旨在阐述"游牧国家"这一高级组织形式与草原自然环境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极端天气对游牧国家政权的影响。     

封狼居胥——霍去病

霍去病,西汉名将,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为大将军卫青之甥,善骑射。17岁即为汉武帝侍中,同年随卫青出征匈奴,任嫖姚校尉,率领800精骑长驱数百里,突袭匈奴后方,斩杀匈奴兵2028人,俘获匈奴的相国和当户,并杀死匈奴单于的祖父和季父,勇冠全军,被封为冠军候。     

十六国时期各霸主掠迁人口之影响分析

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匈奴后裔刘溯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反晋，“五胡十六国”动乱由此开始。这一时期，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流失，十六个主要政权几乎都有掠迁人口的行为。这种行为既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也是对游牧民族传统理念的继承，给霸权自身、掠迁民、经济与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融合带来了深刻影响。     

祖逖北伐及其失败原因浅析

两晋之交，我国北方人民不堪忍受匈奴等少数族贵族的蹂躏，纷起反抗，东晋以司马睿为首的统治集团只图荀安江左，根本不关心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祖逖坚决主张北伐，以期恢复统一局面，在诸多不利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北伐最终失败了，但是，其统一思想的坚定，统一行为的坚决，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古道西风大寒岭

大寒岭，位于门头沟区斋堂镇与大台办事处的交界处，是京西古道上的一处隘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早在明永乐年间的《顺天府志》中就有记载：“大寒岭，岭在城西一百四十里，高数百丈。可通人行，上经绝预，因名大寒岭。”《宛署杂记》也提到：“大汉(寒)岭在县西二百余里，由清水尖分脉，直抵百花山。相传汉时匈奴界止此。”汉代，匈奴东支一度深入斋堂地区，并与汉王朝以大寒岭为界。至明代时，宛平县下设四巡检司，其中齐家庄、王平口两个巡检司以大寒岭为界。清代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