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九歌》对王维《辋川集》自然审美的影响

屈原《九歌》中的诸神祭歌以广阔的自然为背景,诗中自然环境的描写具有美的特质。王维《辋川集》中描绘的辋川山水也同样体现了对自然的审美情趣,其自然美的构成要素,在幽静之美的自然氛围、清新灵动的自然色彩、芳香圣洁的自然意象、浪漫想象的自然幻境这四个方面都明显受到《九歌》的影响。王维和屈原相似的生存环境、政治遭际、人生情怀,使他们相隔千年而心灵契合。     

再论《国殇》与《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九歌”基础上写定的，可以认为是屈原所作或创造的。《国殇》是为牺牲的楚国将士而举行驱鬼活动的主祭歌。《国殇》以外的《九歌》其他篇，主要是表现对九位天神地祗的恭敬，赞美和依恋，《九歌》中的神，巫，人，鬼关系，就是一个由人和巫迎请神祗，送行鬼魂的过程。     

浅论《九歌》中的南北文化融合

《九歌》是一组体制独特的抒情诗,它脱胎于楚国的民间巫术祭歌,经屈原的加工改造而成。《九歌》中描绘的山川景色和风俗民情,最能体现楚文化奇异绚丽的特点。屈原在《九歌》的创作中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九歌"之名实际上是古代神曲乐名,虞夏时的燕飨之乐;《九歌》祭祀的诸神中有许多为中原特有的神祇;重点继承的是《诗经》中《国风》的爱情主题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在艺术手法上,沿用了《国风》的比兴寄托,注重人物心理描写以及直接化用其中的句子等。由此可见,《九歌》实乃屈原将中原文化和楚文化融合的结晶。     

试论《九歌》的爱情描写

屈原《九歌》中的爱情描写扑朔迷离,对于其爱情描写的读解争议颇多。我们应从3个层面来理解《九歌》的爱情描写:《九歌》的爱情描写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九歌》的爱情描写是当时交感巫术意识的体现,是以男女情爱来敬神娱神的描述;《九歌》的爱情描写是用“男女比主臣”的比兴艺术手法,来抒发个人哀怨之情的体现。     

屈原的女性情结

屈原的婚恋，是一个历来三缄其口和难以考证的话题。我们选择心理分析的视角，深入考察屈赋文本里的女神、美人、“坏女人”、女媭等原始意象，发现了诗人的“女性情结”，从而揭示了屈原爱情、婚姻的不幸，论证屈原的人格既有对理想社会执著追求与献身的崇高性，又有儿女情长和人情味的丰富性，还原一个有血有肉有完整人格的屈原。     

<九歌>无对唱说

屈原《九歌》，近人多以为其中有对唱。《九歌》中到底哪些篇是对唱，哪些篇是独唱；哪些诗句是男唱，哪些诗句是女唱；哪些诗句是巫唱，哪些诗句是神唱；对唱是巫与神的对唱，还是神与神的对唱，抑或是主巫与群巫的对唱；各家都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定，纯粹“以意为之”，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事实上，《九歌》本是祭歌。祭歌中所反映的全部乐神活动，都是由巫师执司其事的。巫师在祭祀鬼神时、一身二任，既代表他(她)自己，又装神弄鬼．诡称鬼神已经附体，代表着鬼神。同样的，巫师所唱的祭歌，则时而以巫师的口吻唱，时而又以鬼神的口吻唱，但都出自巫师一人之口。作为祭歌的《九歌》，正是巫师的独唱或合唱(独唱者一人而兼神、巫两种角色)，而不是男与女、神与巫或主巫与群巫的对唱。     

“屈原赋二十五篇”考述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未列出具体篇名。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有限,而且屈原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情况,所以二十五篇之篇目迄今尚未论定。有几个争议较多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篇目的确定：《九歌》的篇数问题;《远游》的作者问题;《大招》和《招魂》的作者问题。在综合文献考证和前辈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对“屈原赋二十五篇”篇目做了初步考订。     

《九歌》宗教意识的审美表现

长期以来,人们对《九歌》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对其所作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的阐释。如从宗教文化角度考察,《九歌》体现了楚人的天神崇拜意识,是楚人宗教情感的审美综合表现。     

生死相依 苦乐随行——屈原《离骚》所引发的生命之思

生、死、苦、乐乃人生之大题，屈原以自身的知、情、言、行来昭示着对其的理解。在他的长篇抒情诗《离骚》中，更是发愤以抒情，将情感与思想熔铸于其中，《离骚》不仅是一曲爱国的颂歌，诗人因爱生怨从而使之具有了批判的力量，而且对生死苦乐之诠释也力透纸背，使后人读之不由引发生命之思。     

诗人与魂－论屈原与但丁

屈原和但丁堪称中西诗人魂,他们都具有先知诗人的品格,且经历了大致相似的人生磨难,其作品共为中西文化精神之丰碑。作为人类在困境中苦闷灵魂的象征性表达,但丁叙述了一个灵魂因理性和信仰而获救的喜剧故事,而屈原之魂,却因信仰的阙如,在痛苦的挣扎之中终因寻求无着而至沉沦,从而铸就了一个千古悲剧。     

比较美学视角下的但丁和屈原

但丁和屈原都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其勇敢的叛逆精神和高傲不屈的人格有着惊人的相似,又都为后人留下伟大的作品。所有这些从美学角度启迪人们思考:孕育着改革风暴的动荡时代,矛盾、复杂又开放的思想和深深的忧患意识,以爱国主义为其精神内涵且人格高洁不屈,具有开拓性的艺术独创等构成了一个伟大作家得以产生的“天时、地利、人和”。     

屈原的贵族精神

屈原人格的伟大来自于他的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是血统、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是自我的完全确认以及在这种确认下的坚定不移。无庸讳言，屈原的贵族出身对其贵族精神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南北文化合流的影响。屈原的贵族精神表现在他敢于赞美自己、强烈的自信自负和坚定不移三方面。     

德山与楚文化和屈原

半个世纪以来,考古部门在常德德山发掘楚墓近千座,出土大量珍贵楚文物,并尚有千余座楚墓未发掘.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常德德山是一处楚文化繁荣之地.从古籍记载来看,德山一带时称“枉渚”,是楚国江南一处要塞之地,极可能就是楚国“洞庭五渚”之一.屈原在沅水下游一带留有许多踪迹,屈赋《涉江》中明确提到“朝发枉渚,夕宿辰阳”,可见德山一带是屈原十分熟悉、经常往来的地方.     

屈原与司马迁悲剧意识之比较

屈原和司马迁分别是战国末期楚国和西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他们身上都弥漫着深沉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悲剧命运和他们对待悲剧命运的态度这两个方面。屈原的悲剧是乱世之悲。司马迁的悲剧是盛世之悲。两人的悲剧实质上都是源于个人人格与黑暗势力的冲突。面对悲剧命运,屈原选择了自沉汨罗,以死“殉道”;司马迁则选择了忍辱著书,用生“矢志”。他们都在“发愤”中发泄了自己的情感,并最终寻求到了各自的解脱。     

常德市城区屈原文化资源考述

常德市城区内自古就有招屈亭、三闾港、屈原巷,德山之麓是屈原“朝发枉渚”之处,太阳山是屈原参与民间祭祀太阳神并构思《东君》等作品的地方,平山、高吾山则是屈原的游憩之所。可见常德市城区屈原文化资源丰富,遗迹集中。在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应合理整合屈原文化资源,使其成为常德城市文化建设的又一品牌。     

历史剧《屈原》的浪漫诗剧品格

历史剧《屈原》是一部浪漫抒情诗剧杰作。它在结构上具有集中统一的特点,主要人物的戏剧动作（特别是内心动作）呈现出逐步深化、层层迭进的轨迹。屈原和婵娟等艺术形象带有浓厚的理想化、抒情化特征,特别是屈原形象,把中华民族的道德美和情操美发扬光大起来。＂失事求似＂创作原则的运用,对于诗意地表现屈原魂灵,＂发掘＂大波大澜时代的悲剧精神,颇有积极意义。作者擅于驰骋艺术想象,将历史背景、乡土民情等等幻化成鲜明的艺术形象,以诗的意趣和氛围营构出特定的戏剧情境。     

论曹植对屈骚的继承

曹植的诗歌精神及其艺术形式能够取得卓异的成就,除其本身的天赋灵质及人生的深沉感慨之外,也有对前代优秀成果的继承,其对屈骚的继承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与屈骚儒家人生价值理念一脉相承;二、对屈骚“怨”的主题的继承;三、对屈骚“香草美人”模式的借鉴。     

从人格、诗作论屈原对余光中的影响

余光中和屈原，一位是誉满中外的当代诗人，一位是流芳千古的文人骚客。虽身处不同的时代，二者却在诗歌创作上有着某种潜在的渊源。本文将对屈原和余光中在诗品、爱国恋乡情怀、诗歌的美学内涵等方面进行研究，进而探讨屈原对余光中的影响。     

贾谊首用骚体“吊屈”及其开拓性意义

贾谊《吊屈原文》首用骚体"吊屈",其创作模式影响了两汉作家的文学创作。他从自身政治遭遇出发,在精神上与屈原达到高度共鸣,发愤抒情,首吊屈原,在新的大一统历史背景下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历时性的文学阐释。他所开创的"吊屈"之先河,成为后世作家"吊屈"创作主题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