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安南都护府的设置及历史作用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版图宏阔、国力强盛的朝代,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贞观十四年(640年)以后,唐朝在四周边陲要地和民族集聚区先后设置了安西、安北、单于、安东、安南、北庭六大都护府。安南都护府自高宗调露元年(679年)设置至北宋乾德六年(968年)废置,三百余年间,不仅巩固了唐朝对南部疆域的统治,而且对加强安南地区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南部边疆的开发和社会进步,也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勣奏报”的史料价值

《三国史记》中的“李勣奏报”虽然是作者金富轼为了行文的方便伪造的,但具体内容实则为唐高宗咸亨年间新罗将领给新罗王的有关占领百济、高句丽故地的战况汇报,所以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这份战况汇报,我们可以推知高句丽余众叛乱情况及新罗北进的程度;可以考知安东都护府部分州县名称;可以考知熊律都督府州县名称,从而弥补了正史记载中的不足。     

论唐代安南都护府及其属州建制的演变

安南都护府是唐朝为了管理南部边疆而建置的地方高层行政机构。安南都护府管内有正规州县和羁縻州县。部分正州因环王国势力入侵而陷落,后被收复;羁縻州的变化,则以大中八年为界,分作两个时期,尤以后一时期羁縻州变化较大。安南都护府建制变化的原因,主要有政府的政令规定、都护的管理失当,以及南诏与环王国等势力的入侵等。     

“李勣奏报”的史料价值

《三国史记》中的“李勣奏报”虽然是作金富轼为了行的方便伪造的，但具体内容实则为唐高宗成亨年问新罗将领结新罗王的有关占领百济、高句丽故地的战况汇报，所以具有重要的史科价值。通过这份战况汇报，我们可以推细高句丽余众叛乱情况及新罗北进的程度，可以考知安东都护府部分州县名称；可以考知熊津都督府州县名称，从而弥补丁正史记载中的不足。     

唐代盐产地的研究

一个时期盐产地的多少是衡量和反映这个时期盐业生产状况的基本标志。目前,学术界对唐代的盐产地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首先,对盐产地的数字缺乏全面的、准确的统计。《新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对产地的记载有差异,都不完全;而且,就现有的资料来看,把这两种资料综合起来也还不全面。《玉海》只将《新唐书·地理志》所载产盐县进行了统计,为105县;何维凝《中国盐政史》将唐代的盐产地列了一个表,但当时的重要产盐地区——南诏的盐产地没有列入,还漏了其他地方。个别不该列入的却又列入了,如安南都护府。《新唐书·南蛮传》     

论南诏与唐朝关系的动因及其他

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是中世纪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重要一页。南诏与唐朝的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从唐朝积极扶持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到天宝战争,而后又重新走近、实现贞元会盟,再到后期的和战,利益所在是导致双方关系演变的动因。在这一过程中,唐朝西南边吏的个人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南诏虽在对唐朝的战争中胜多输少,但并没有打出西南、逐鹿中原的想法,这一点有着深刻的历史、现实与西南地区世居民族特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等原因。     

从安西、北庭都护府的设置看唐朝对西域的治理

安西、北庭都护府的设置，使唐朝在西域建立了十分完善的军政管理机构，以都护府为最高行政机关，下辖军事和行政两大管理系统，官有定员，职有专任，在西域有效地行使政治、军事权利。任命各级官吏，统率边防守军，推行中央政令，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一带都得以施行。这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巩固西北边防，发展中西交通，促进西域和中原以至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论河陇地区在唐代京畿防御中的战略地位

河陇地区是唐朝经略西北的战略要地,一直受到唐廷的高度重视。文章采用历史文献学与历史地理学相结合的方式,对河陇地区在唐代京畿防御中的战略地位进行探讨。首先,指出河陇地区的山川形势和镇戍设置;其次,论证了唐朝中前期在西北战中所采取的一系列军事、政治策略,重点对唐朝在与吐蕃的战争中如何有效地构建以河陇地区为中心的西北军事防御体系进行研究,并且指出该区域对于唐朝抵抗异族入侵、屏藩长安有着非凡的战略地位;最后,通过唐朝后期河陇的沦陷对长安战略防御产生的消极影响来进一步说明河陇对于唐朝都城防御的重要性。纵观唐代历史,控制河陇则可巩固边疆,翼辅京畿,丧失河陇则西域沦陷、国都危迫。河陇犹如唐王朝的右臂,对王朝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旧唐书》和《新唐书》“乐志”研究

唐朝音乐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最高峰。对唐代音乐文献的研究,在正史中主要依靠《旧唐书·音乐志》和《新唐书·礼乐志》。通过两者内容的综述比较可以发现：前者偏重于“乐”,比较注重音乐品种和音乐史实的叙述,行丈简洁;后者倾向于“礼”,对礼仪的描述篇幅巨大,论乐的部分较少且认识深刻。     

塔什干峰会的主要成果及深远影响

正2016年6月23日至24日,上海合作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召开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成员国元首,以及印度总理莫迪、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在内的观察员国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峰会对未来一定时期内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和重点规划,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五周年塔什干宣言》(以下简称《塔什干     

唐平卢节度使始置年代辨正

唐于开元七年(719年)始置平卢节度使,并非如《资治通鉴》、《新唐书·逆臣传》所言,始置于天宝元年(742年).因而《唐会要》、《新唐书·方镇表》说法可信.     

从两唐书《杜甫传》的比较看其文学史观

两唐书《杜甫传》都给予了杜甫相当高的评价。比较而言，《新唐书·杜甫传》对材料取舍更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倾向性，评价也较为客观全面，对杜甫也更加推素，从中能看出《旧唐书》重文、《新唐书》重质的不同文学史观。     

鲜于仲通生平事迹述评

鲜于仲通名向字仲通,他是南诏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唐朝权奸杨国忠由穷变通,得力于他的援助荐举;杨国忠政治上暴发后,推荐他作剑南节度使;天宝十载、率兵征南诏、大败逃归;晚年病故于汉阳,归葬于蜀川新政县嘉陵江西岸。《旧唐书》和《新唐书》没有给鲜于仲通立传,关于他的身世,主要依据有颜真卿所撰《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公神道碑铭》;关于他的行状,散见于过去史家的记述。     

唐代贵州羁縻州的设置及特点

唐代的疆域制度是承袭隋朝旧制。隋文帝时实行州县二级制，杨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州为郡。唐朝建立后又改郡为州，仍实行隋文帝的州县二级制。太宗贞观年间，又因山川形势之便，分全国为十道。这样唐代在建置上有创新，以道管州。唐代的＊博两种，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建立正州，在周边地域及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设羁鹿州治理。在今贵州地域，唐代只在乌江以北及黔东北地区设有正州，其他地区主要是羁鹰州。因此考证清楚唐代羁磨州在贵州的设置情况，对我们了解贵州建置沿革的发展是有益的。唐代关于羁麾州的建置情况，《新唐书·地理志七》…     

《新唐书》、《旧唐书》校读札记

中华书局标校本《新唐书》、《旧唐书》经过校勘和标点,使用起来方便多了。但由于条件的局限,校勘标点方面仍觉有美中不足之处。现将本人在使用该书时的读书心得贡献于右,以供将来重新整理两书时参考,每条下所附册、卷、页,均依标校本,不另注。 1、《旧唐书·高祖纪》(第一册一卷,二页): (隋大业十三年)五月甲子,高祖与(王)威、(高)君雅视事,太宗密严兵于外,以备非常。遣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威等谋反,即斩之以徇,遂起义兵。 按:“开阳府”,《旧唐书·刘政会传》、《刘文静传》、《新唐书·刘政会传》等处均作“鹰扬府”,《册府无龟》卷三0九·宰辅·佐命二,卷三四五·将帅·佐命六亦作“鹰扬府”,此处当出校。 2、《新唐书·高祖纪》(第一册一卷,一六页): (武德六年夏四月)癸酉,裴寂为尚书左仆射,萧瑀为右仆射,封德彝为中书令,吏部尚书赵恭仁为中     

南诏史料的辑佚与整理

南诏是唐朝云南的地方政权,是白、彝等民族聚居的地区,有二百五十三年的历史。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有较大的发展,以白族为代表的南诏文化进入了繁荣阶段,有丰富的史料。在历史上曾有文献名邦之称。但由于长期来白族文献的整理不被重视,加之古代记载洱海地区的史书很少完整地流传下来。今见存研究白族历史的史料很少。仅见的有综合了许多唐人著作和案牍的《蛮书》等,绝大多数散载于群书之中。且有一书几名称的,如魏完的《南中志》和《南中八郡志》中。也有几书一名称的,如《白古通记》和《玄峰年运志》。同时也有书的性质、内容、作者和著述年代不详等问题存在。往往造成在研究白族历史中难以利用。为了充分利用散载于群书中的南诏史料,必须对南诏史料进行辑佚和整理工作。     

新疆棉花黄萎病菌的培养特性及致病性分化的研究

1996-1999年对采自新疆各地的30个菌株进行了培养特性及致病性分化的研究。查明新疆棉花黄萎病不仅在培养特性上存在明显区别,在致病性上也存在强、中、弱三种不同的类型。过去检查新疆棉花黄萎病一般属于致病性较弱的类型,而这次通过鉴别寄主反应及多感染塔什干1、2号品种,说明新疆棉花黄萎病菌的致病性在中亚地区属较强的类型。     

唐代西南边“西山八国”同唐朝的关系

唐代西南边的八个羌人小国总称西山八国,因其部落酋长从唐初就接受了唐朝的官职封号,实际上接受了唐朝的羁縻或统治;由于其地势在唐朝与吐蕃的关系中甚为重要,在广德元年相继被吐蕃攻占后,唐朝在贞元年间收复失地,西山八国因而率其部众内附,重新接受唐朝的羁縻,唐代史籍中开始出现西山八国的称谓;唐朝自贞元年间始置＂西山八国安抚使＂,说明唐朝对西山八国地势的重视;而吐蕃要进攻唐剑南西川或维持对南诏的控制,故尔屡次同唐朝发生对西山八国的争夺战。     

韩愈的籍贯考

韩愈的籍贯,史书记载不一,《旧唐书》记昌黎人;《新唐书》说邓州南阳人;李白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中也说南阳人;李翱在《韩吏部行状》中说“昌黎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及《中国文学史》说河南河阳人;《中国历史人物生率年表》(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载“昌黎(今河南南阳)人”。此外,还有些书籍说河内南阳,有的说河南沁阳,也有的说河南孟县。总之,众说纷云,未     

河南沁阳《大明郑世子妃任氏圹志》考

明郑藩郑世子妃任氏墓志详细记载了其家世、婚配及子嗣情况,不仅印证了《明史》《国榷》《大明会典》等关于宗室王妃及世子妃丧葬制度的记载,还补充了《明史》等史书关于郑世子妃任氏的生卒年月、册封时间、葬时、葬地等记载之缺,也对研究明代宗室丧葬习俗、郑藩家族及其文化遗存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