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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爱龙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
范成大既是文学史上的"南宋四大家"之,也是书法史上的"南宋四家"之一。本文着重考索了范成大传世书迹中流落海外的名作《西塞渔社图卷跋》,并考定是践署款后所钤的五分印章系后人伪托之作。同时,试对目前尚无明确之说的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的年月问题作出考证。范成大《西塞油社图卷跋》是未见诸传世《范石湖集》和今人孔凡礼所辑《范成大佚著辑存》等书收录的"佚著",而"石湖居上"是范成大归居石湖时的自号,所以本文旨在补益文学史之缺,纠正若干史料之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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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红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0,30(5):49-54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张显清先生主持整理的《孙奇逢集》,集中所含的《理学宗传》,当是该书付梓以来的第一个标点本,理应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遗憾的是此书的校点错误颇多,主要是标点疏误和校勘疏误,标点疏误中一部分涉及典章、名物、书篇之误,也有部分因不明训释体例而致误,大部分是审读文义失当;校勘疏误有些是排印失误、改动底本文字等造成的。 相似文献
4.
罗凌 《湖北三峡学院学报》2010,(4):43-46
四库本《青山续集》七卷,题为郭祥正著,其后五卷为同时期孔平仲作已成定谳。其前两卷篇目的归属,或以为孔平仲之作,或以宋刻本对勘,认为均散见于宋本郭祥正《青山集》卷十三到卷十五中,但是没有做具体内容方面的细致分析考辨,稍嫌笼统。笔者续貂,从四库本《青山续集》前两卷文本内容本身,与四库所收三十卷本《青山集》对比研读,参考郭祥正行履所及和平生交游的文献记载,并具体比照孔平仲《清江三孔集》中相应文本内容的关联度以及当时人评价引用郭祥正诗作的文献材料,予以分疏。研判《青山续集》前两卷作品与四库本《青山集》能够互证,能够确定为郭祥正的作品,但是仍有诗作属于溢出范畴,并非全抄宋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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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简本《论语》是抄录于宣帝时代的文献,它的底本来自于景帝时期。在抄写时,书主有意保留了原文本的早期特征,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有着所谓的"一字多形",这使得定州《论语》作为隶变完成期的作品,在字体与字形上出现了分离。由于在武帝之后"一字多形"本在经籍中逐渐被淘汰,存于宣帝时代的定州本显然不属于官本系统,而是属于私藏的民间本。作为经籍校勘中的重要参考,它得到了上层的重视,这一文本很可能与当年孔安国系统有关,并为萧望之经学系统所珍视,反映着宣帝朝《论语》学的某些重要面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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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 《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23,(1):85-89
南宋吴坰《五总志》为杂著性质的笔记小说,成书于建炎四年(1130年),在萧寺庙的道山亭完成。该书最初以抄本传世,后经过刊刻印行被收录进了《说郛》《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知不足斋丛书》以及《笔记小说大观》等多种大型丛书中。前人对该书版本流传情况有些简要介绍,但至于为何选用《知不足斋丛书》本作底本、其间共几个刊刻本、各刻本特点以及版本流变情况等系列问题,学界尚未做系统考论。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对明以来《五总志》刊刻的不同版本进行考辨以及对重要版本内容做比较,来梳理《五总志》的版本情况,以期对该书有整体性把握与认识。同时,建立《五总志》重要文本对照表,并绘制《五总志》版本流变图。 相似文献
8.
俞灏敏 《温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6):1-6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但以往的研究很少对其进行文本分析。通过比较严可均《全三国文》所辑《典论》所有佚文,可以推知《典论》的著述体例,以此衡之,《论文》开篇至“而作论文”应为篇序。结合篇序与正文来看,《论文》是围绕评论“七子”的创作展开的,从“文体”与“文气”两方面破除时人对他们的轻视,再通过提升文章的价值来推重他们的作品。 相似文献
9.
《虎耳譬喻经》(ārdūlakar·nāvadāna,简称《虎耳经》)汉译本《摩登伽经》《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被认为是印度星宿占卜传入中国的最早文本,受到天文学史学者数十年持续的关注。1954年,印度国际大学的穆阔(Sujitkumar Mukhopadhyaya)出版了天城体版(1)《虎耳经》梵文精校本。该精校本搜集了当时能搜集到的若干梵文写本,并在释读整理的基础上结合汉藏平行文本进行了修订。此本诞生后至今,成为该譬喻经精校本的定本。1886年考埃尔(Edward Byles Cowell)与尼尔(Robert Alexander Neil)出版了以梵文拉丁转写排版的《天譬喻经:早期佛教传说集》(2),将《虎耳譬喻经》故事部分作为附录之一,省略了星占部分。1959年维迪亚(Vaidya)出版了《天譬喻经》天城体版,其中《虎耳譬喻经》部分是对1954年慕阔精校本的复制。在版本上,穆阔《虎耳经》梵文精校本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虎耳经》的梵文精校本中,一半篇幅是大婆罗门与旃陀罗国王对话之中的星占内容,包含各式各样的占卜以及印度早期历法,内容包括:星宿的名称、特征;昼夜分数、长短时节、刹那分数;长度单位、金子重量单位、谷物体积单位;生于宿日者的命运;宿日所建城市的卜辞;宿日夏季最后一个月降雨的卜辞;宿日发生月蚀的卜辞;在宿日宜与不宜之事;朔望昼夜分数、日影長短、时节变换;地震的卜辞;入狱的卜辞;女人身上痣的卜辞;生于宿日者的善恶特点。印度传统星占文献主要的三类是宏观占卜的集(sam·hitā),其次是讲个人生辰星占的火罗(horā),其次是天文学(ga·nita)部分,包括记述度量衡的单位以及昼夜时分的划分。《虎耳经》梵文精校本中,包含了宏观占卜的集,个人生辰星占的火罗,与记载度量衡及历法的天文学部分。其占卜内容的丰富,卜辞之具体而微,具有早期印度占星吠陀支(Jyoti·sa-vedā·nga)的特色,非简化的汉译本《摩登伽经》"说星图品""观灾祥品""明时分别品"能取代。《虎耳经》星占史料以对话形式存在,存在于佛陀讲述的故事中。故事由今生故事和前世故事组成。《虎耳经》今生故事发生在佛陀住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时,阿难(nanda)向一位名为本性(Prak·rti)的女子讨水喝。这位女子属于种姓之外的旃陀罗(Ca·nd·ala)种姓,摩登伽(Māta·nga)部族。该女子迷恋上了阿难,请自己的母亲帮忙用咒语控制阿难的人身自由,对他穷追不舍,阿难请求世尊(Bhagavat)解除困厄,世尊使女子自行剃度,加入僧团。为解答众人关于低种姓能不能加入僧团的疑问,世尊给众人讲述前世一位大婆罗门莲花实(Pus·kasārin)考问旃陀罗国王帝腾伽(Tri Ia·nku)的故事,旃陀罗国王以自己渊博的吠陀、星占学知识,并重新阐释了种姓制度,赢得了大婆罗门的认可,为太子虎耳(ārdūlakarn·a)赢得了大婆罗门的女儿本性(Prak·rti)为妻。最后世尊点破前世因缘,教化众人。书名ārdūlakarn·āvadāna中的指虎、狮、豹等猛兽,karn·a指耳朵,前两个梵文词构成依主释复合词,义为老虎的耳朵,是阿难前世———旃陀罗王子的名字。为小孩儿取名时图吉利,好养活,用猛兽的名字来命名是一个常情,如英语的Leo、Leon、Leone、Leona都是和狮子有关的。中国春秋时期诸国会盟时,也有"执牛耳"者为盟主一说。印度至今也还有用表示狮子或者老虎的来取名的习惯。梵文本中作n·a"虎耳",在汉译《摩登伽经》中为"师子耳",汉译《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作"舍头谏太子",藏译为"stag sna(虎耳)",综合考量本书取"虎耳"这一译法。梵语词Avadāna,意指英雄事迹或成就。佛教中指一种特殊的佛教文献体裁,描述佛与佛弟子的前世及今生的不凡事迹,同时有教化世人的道德作用。温特尼兹在《印度文学史》中认为,本生(jātaka)指佛自身的英雄事迹,也是譬喻经的一种,可以称为菩萨譬喻。ārdūlakarn·āvadāna,译为《虎耳譬喻经》,虽异于历史文献中的多种汉译译名,但较为贴合梵、藏题名,也能直接体现文献的"譬喻经"这种体裁。穆阔《虎耳经》梵文精校本基于梵语写本的释读整理,以及与藏汉文本的对勘。他所依据的梵本一个来自于孟加拉亚洲学会,一个是来自于巴黎亚洲学会。孟加拉学会写本,命名为虎耳譬喻经写本,纸质,10×4,87个贝叶,每页十行。天城体,年代1886年(2)。外观残破,尚有1800行输洛迦(Iloka)。编入密多罗的《尼泊尔梵语佛教文献》(The Sanskrit Buddhist Literature of Nepal),编号是B,17 Vide。巴黎亚洲学会写本编号Soc.As C5,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是29862,《天譬喻经》,337个贝叶,每页9行,《虎耳譬喻经》在216—274叶上,1837年尼泊尔的何德逊教授将其送给了巴黎的亚洲学会。穆阔有很好的梵文功底,在印的汉语教授谭云山帮忙释读了汉译本,并使用德格版和纳塘版大藏经中的《虎耳譬喻经》藏译本进行对勘修订。该版本注释很多,排版错误很少,诞生后便成为了一部扛鼎之作。该书正文以梵文天城体排版,只用英语撰写了简短的介绍、附录和注释,关注度并不高,令人遗憾。《虎耳经》相关文本富有文献学研究价值,也具有天文、历法、佛教文学等多维度印度文化交流的价值。前辈学者的研究中,参考了《虎耳经》梵文本的主要有善波周、平格里(D.Pingree)、矢野道雄、青山亨、熊谷孝司、樋口明子、平田惠、Bill Mak、仲晶等(1)。本译文是国际上首次对于《虎耳经》早期星占部分的翻译,不涉及前世今生故事的开头和结尾。星占选择了与汉译本对应上的早期星占部分,后期插入部分则不在此翻译之内。从星占部分开始阅读,感觉帝腾伽如同一位精通古代印度星占的仙人,正在教授青年婆罗门以二十八宿纪日为占卜依据的印度星占知识。在古代印度,星占不是通用知识,而是特别的婆罗门家族掌握的专门知识。佛经中出现了此类知识,说明有特别的婆罗门皈依了佛教,并带去了自己所掌握的专门知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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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宇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2,(5):88-93
2007—2009年,重庆市台办、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重庆市博物馆,联合汇编《抗战时期重庆陪都史料丛编》（该书因故未能出版）。作为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的工作人员,本人在2008年7月,曾数度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查阅、复印并钞录中共中央南方局有关文艺方针与活动的档案资料,从中发现《对蒋区文艺工作的意见》一文,编号为＂南1778＂。《意见》系手稿,署名何其芳,虽无法判断原件是否为何其芳亲笔,文章的作者却能确定无疑。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中国社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200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八卷本《何其芳全集》（蓝棣之编）,但《意见》一文均失收,故可称之为＂佚文＂。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基于作者特殊的经历和地位。1944年4月,何其芳受党的委托,随林伯渠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去战时首都重庆工作,任代表团文教组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新华日报》副刊,负责文艺动态调查,并向大后方文艺界宣传毛泽东的文艺路线。1945年元月,离开重庆回到延安。抗战胜利后,由周恩来亲自指派,再赴重庆开展文艺界统战工作,接替邵荃麟编辑《联合特刊》,并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8月28日,时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接见何其芳,对其工作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和赞许。1946年,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2月,写作《关于现实主义》。7月,创办《萌芽》杂志,配合党在重庆的文艺工作。1947年3月,撤离重庆再返延安。10月,到河北平山西北坡村中央工作委员会机关工作。从10月30日起,任朱德秘书[1]92-93。《意见》写于1947年9月12日,是针对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国统区文艺界问题的总结报告和解决方案。其中很多论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在很大程度上,长时期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下文是何其芳写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的原稿内容,整理以保持原貌为准则,但原稿书写较潦草,个别字词极难辨认,或阙字存疑,或置于方括号待定,标点则略有订正。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