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三祖"古文理论比较

桐城“三祖”的古文理论,就文、道关系的认识而言,方苞重在“道”,刘大櫆重在“文”,姚鼐文道合一。方苞的“义法”说主要是针对科学之文,实用之文而言,强调的是理性内涵和逻辑形式;刘大櫆的“神气”说主要是针对文艺之文而言,强调的是审美意味和艺术技巧;姚鼐的“义理、考据、文章”说是对方苞、刘大櫆理论的整合,取长补短。桐城派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散文流派,创始于方苞,变化于刘大櫆,成熟于姚鼐。     

戴名世文学思想论

传统观点以为：桐城文派的始祖为方苞，桐城诗派的开山为刘大魁。而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就关于散文、诗歌的理论及创作实践而言，戴名世既与方苞同为桐城文斌的奠基者，又是桐城诗派的开创者。对戴氏在桐城派中的地位与作用应予以足够重视。     

评价桐城文派的基本原则

对桐城文派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争议。自龚自珍、魏源等人开始批评桐城文派,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对于桐城文派的是非功过,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这固然同桐城文派自身的矛盾现象有关,同一些人的主观偏见与人为障碍也不无关系。建国初期,有的学者曾做过相当大的努力,以恢复桐城文派应有的历史地位。可惜为时不久,随着“左”倾指导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诸领域占居统治地位,对桐城文派的研究逐渐变为禁区,无人问津。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同一切文化都被某些人盗用“革命”的名义横加糟塌一样,桐城文派也被戴上“反动的儒家学派”的帽子,遭到野蛮的浩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评价桐城派的问题,再一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五四学人对桐城派的态度归因

桐城派在五四时期,并非抱残守缺,而是有自己的声音。五四学人面对桐城派心情复杂,一方面基本都受其滋养,另一方面又接受现代学术的熏陶,两者相互交融,呈现出现代学术对桐城派不同的态度。影响他们态度的原因,可归纳为两条:一是时代思潮,二是师承渊源。从五四学人对桐城派的态度,既可窥见桐城派在现代学术中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样貌,也可发现现代学术发展的路径。     

桐城民营经济开发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桐城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西依大别山,南滨长江,处于合肥至安庆经济带的中部。桐城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是“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的清代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发源地。全市总面积1644KM,总人口78万,其中市区人口11万。改革开放以来,桐城的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2000年在全省县(市)一级经济运行综合评价中位于前列。桐城市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崛起和扩张,其上交工商税收的比重,从“八五”末的不足20%提高到“九五”末的70%,占全市近四分之三的份额。为研究和探索我省民营…     

《续古文观止》收录浙籍作家及其作品刍议

本文以 《续古文观止》收录的浙籍作家及其作品为视角, 论析清代浙江散文作家队伍的构成及其创作, 有清一代文网严酷, 崇奉程朱的桐城派几乎流衍全国。浙籍散文作家以才人、“狂士”为领军, 冲决罗网, 自外于桐城, 自由思想,恣肆落笔, 使浙江成为清代散文创作的希望之地     

曾国藩“中兴桐城”的历史语境及其作用

桐城派在有清一代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被誉为文坛正宗,影响长达二、三百年之久,但到后期已呈衰退之势,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和文学自身变革的需求.正是在这一独特的历史语境下,曾国藩通过对桐城派的改造和革新,使其再度走向"中兴",并影响了清朝末期半个多世纪.     

再论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

钟嵘认为郭璞诗歌为“中兴第一”。但是钟嵘的评价中忽略了郭诗也受到玄言诗风的影响，因此是有限性评价。本文对钟嵘的评论以及郭璞诗歌与中兴诗坛进行了全面的重新审视，结论是钟嵘的评价仍可成立。     

建构古典诗学批评的新范式——方东树"以文论诗"新论

“以文论诗“是方东树诗学思想在批评实践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所谓“以文论诗“,并不是桐城派古文理论被简单地移植为诗学理论,而是作者在“求真“精神的指引下,借助于桐城派基本的美学主张和古文批评方法,建立以“文、理、义(法)“为中心的批评体系,注重文本结构美,擅长文本细读与分析,改造了古典诗学长期以来的“诗话“批评范式,在理性、科学性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论桐城派“德行”观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渗透

桐城派不仅以其文风闻名天下，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以吴汝纶为代表的一批晚期桐城派作家还积极投身于教育，倡导并施行“学行”与“德行”并重的思想，培养了众多德才兼备的成功人士。其“德行”观对当今的学校德育仍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针对新课改中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德育缺失的两种现象，本文分析了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渗透桐城派“德行”教育思想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从目标、内容和方法上提出了渗透的基本途径。     

严复与近代皖江文化

闽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严复与以桐城、安庆为代表的皖江文化从地域上相却甚远,但内部却隐藏着巨大的联系,近年来,"皖江文化"研究越来越作为热点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文欲通过展示严复与桐城派以及安庆高等教育的渊源,揭示皖派文化与严复思想是如何相互影响关系的,从而说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流派之间的互动性。     

“声波购”颠覆无线支付市场格局?

“中兴付”首秀“声波购” 2015年12月23日,中兴通讯发布了首个移动支付产品“中兴付”.公开信息显示:“中兴付”拥有“握在手心”、“存取随心”、“日日生薪”、“声购随新”、“安全在芯”五大特色,集银行卡、公交卡等多项生活类应用及理财、购物功能于一身……其中最令产业界关注的,是一项名为“声波购”的特色应用.     

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以桐城师专为例

桐城市是桐城文派的故乡,有着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如黄梅戏、桐城歌、十番锣鼓、打连厢等,其中桐城歌、黄梅戏已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泛吸收世界上的一切优秀音乐文化,可以开阔我们音乐文化视野,丰富我们音乐教育内涵,目前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本土音乐文化所占比例过小,学前教育是基础中的基础,师专作为培养学前教师的“母机”,更应重视“母语”音乐文化教育,许多优秀的桐城民间音乐文化可以作为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资源来开发和利用。本文分析桐城音乐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内容与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开发利用的步骤与方法、原则与策略、意义与实效性。     

曾国藩诗文作家论

明清八大家之一的曾国藩作为桐城派的中兴大将,在诗文作家论上提出"读书多,积理富"的观点,要求作家博览群书,善于借鉴历代作品的精华;认为作家必须具备放眼天下的宽广胸襟,培养"闲适之趣";作家还要有自己的个性,具有"倔强不驯之气"的精神风貌.     

在53.73%的背后：桐城科教兴市工作扫描

桐城,我省唯一的科技进步示范县(市)、我省第一个被国家科委授予“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称号的县(市),在实施省“121”科技示范二期工程和“创先”工作中,桐城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扬人才之优势,越资源制约之障,走科教兴市之路,全方位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使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     

淮军政治与后期桐城派的文学表征——以吴汝纶的李鸿章形象书写为例

后期桐城派通常等同于湘乡派,而曾国藩之后,淮军文化取代湘军文化成为桐城派的最重要依附性力量。通过辨析吴汝纶与李鸿章的交往关系,梳理吴汝纶的李鸿章历史形象初次塑造,更能看清桐城派的政治观念。李鸿章是晚清现代化运动的开拓者,是淮军政治集团的领袖,在其三十年励精图治而遭遇甲午之败与庚子之乱后,李鸿章从"能臣"跌入"罪人"。桐城派后期宗师吴汝纶不遗余力为李鸿章辩诬,通过编辑出版李鸿章文稿、撰写李鸿章传记树立李鸿章的改革家形象。后期桐城派古文对淮系政治的文化建构与历史书写逻辑,是考察晚清民国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桐城派古文发展转变的重要因素。     

唐宪宗与“元和中兴”

唐宪宗(778——820)是唐朝中后期一位锐意进取、颇有作为、颇具特色的皇帝。他知人善任,虚怀纳谏,卓有成效地实行政治经济改革,不失时机地开展平藩斗争,终于再创一统局面,史称“元和中兴”。“中兴”之局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而唐宪宗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促进了它的实现;元和时期的政绩、政风对中后唐历史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本文试就宪宗的克己勤政、纳谏任贤、改革内政和平藩斗争等方面探析“元和中兴”局面出现的主观原因及历史影响。     

论南宋建炎中兴及江南民生

宋室南渡后在治国精神方面延续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实质,这是中兴时期官集团领导成就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中兴时期的江南虽然被大规模开发,但要长期保持宋朝国家统治在江南的有效性已经没有可能。因此,统一的中国也就成了求生法则下民众对于国体的必然选择。民族的所谓“正统”反而退居其次。     

拉高标杆 抢抓机遇 全力打造科技桐城

桐城市位于安徽省中南部，长江北岸，大别山东南麓，人口78万，面积1644平方公里，素以“桐城派故里、黄梅戏之乡”著称于世，是一个新兴的内陆非资源型工业城市。     

晚清文学流派与政治集团的互利共赢 ——以后期桐城派与李鸿章为例

晚清政坛,湘军集团式微,淮军集团崛起。作为绵延了两百多年的文学流派,后期桐城派与淮军集团由于地缘上的独特关联,更因曾国藩与李鸿章之间的师友渊源,产生了交集与结合,这种结合主要是通过淮军政治领袖李鸿章得以实现。通过考察后期桐城派与李鸿章之交往,探究后期桐城派对淮军政治、文化之贡献,厘清淮军政治对后期桐城派发展与承传之影响,从而为全面研究桐城派以及晚清重臣李鸿章提供一个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