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诗歌的画意与禅趣

被后人尊为“诗佛”和南宗山水画宗师的王维，由于他精熟佛家教义，以禅人诗，又精通画理，融诗画于一炉，致使他的诗富有画意和禅趣，尤其是山水诗，穷山水之佳趣，参造化之神韵，以其卓尔不凡的风格在历代山水诗中独树一帜。本文就王维山水诗的画意和惮趣这一问题，提出王维是用宗教的审美理想审视自然，又用画家的眼光、手法进行剪裁、布局、塑造意境，这是诗人的宗教体验和审美体验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大自然中读好书--由“阿拉伯之梦”论《序曲》中的自然与教化

在华兹华斯《序曲》第五卷的“阿拉伯之梦”中,大海的崇高审美风格烘托着梦境的崇高精神气质,而梦境的崇高感又是诗人崇高心灵世界的表现。“阿拉伯之梦”作为全诗中“最崇高的部分”体现了自然审美经验与诗人精神气质的彼此渗透。它一方面联系着自然对诗人的“教化”,自然的教化塑造了诗人对待知识和人生的通达气质和良好直感;另～方面也联系着人文世界对自然的影响,展示出自然的精神内涵由于诗人的生命介入而逐渐丰满的过程,是理解诗歌中诗人与自然水乳交融关系的极佳切人点。“在大自然中读好书”既是诗歌中,也是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与自然“共在”的一道美丽风景。     

“物我交融”与“物我相隔”——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诗的观物方式比较

陶渊明和华兹华斯,一个代表中国晋宋之际田园诗的顶峰,一个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的丰碑,两位诗人都崇尚自然,返回到了自然之中。由于二者对自然的理解不同,观物方式也大相径庭,一个以物观物,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一个以我观物,造成了物我相隔。究其原因,源于他们的相异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不同思维方式,即西方文化是从分析的角度来对待自然,而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用综合的方法去理解自然。     

“知人论世”观下《观猎》与《雉带箭》之比较

唐代是我国狩猎诗发展的繁荣之期,王维的《观猎》与韩愈的《雉带箭》堪称其中代表。王维诗气象阔大,境界深远;韩愈诗雄奇有力,丰神超迈,两诗呈现出的不同气韵风采与作者其人、创作其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要深究两诗内在的不同,须以"知人论世"的批评观来分析。     

论王维诗歌中“松”意象之禅韵简

“松”这个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学中象征君子坚贞不屈、高洁孤直的品性,在陈铁民先生的《王维集校注》中提到,王维诗作中“松”意象有46处之多,王维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君子喻”的传统,而更多的是将禅宗思想融入到自己的诗歌中.王维受禅宗影响深远,他的诗不论是写松之本体、写松的特殊含义,或是以松来烘托人物、环境,都体现出一种禅趣,透露出一丝禅机,特别是他诗中那些和松连用的“松鹤”、“松月”、“松风”、“松琴”等意象,营造了一种清幽空寂的禅境,给人以禅思,这些共同构建了王维独具特色的山水禅诗.     

从王维和华兹华斯笔下的“鸟”看不同的“自然”

王维和华兹华斯都是著名的自然诗人。他们诗中关于自然的意象千千万万。本文就选取其中一意象——“鸟”在诗中所表达的不同含义的比较来说明两位诗人诗中所描写的不同的“自然”。     

陈白沙与周敦颐“乐学”研究

陈白沙的“自然之乐”深受周敦颐“孔颜乐处”思想的影响,它们都立足于社会人伦关系之中,并包含了与自然为一体的思想,体现了儒家乐文化形而上的心灵境界学说的本质特征。同时,陈白沙的“自然之乐”也深受道家乐文化“天乐”的影响,包含了“物我两忘、死生齐一”的思想。陈白沙的“自然之乐”是儒、道乐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其“主静”的修养方法对人们的心灵境界的提升发挥着积极作用。     

略论“有我”与“无我”

“无我之境”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无我”,在“无我”“有我”的背后总是有一个“我”——诗人的自我意识存在;诗人的自我意识分为理智的自我意识和情感的自我意识两种;而且在具体的条件下,二者总是处于矛盾斗争之中:“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都是这两种自我意识由冲突到平衡而最终谁占主导地位的表现。     

中古“悼亡”诗论

中古妇女在家庭中的生存状况及其生活风度也有某种自信与潇洒,其恋爱婚姻生活是情深且又通脱;南朝文学理论的热点问题是对“情文”关系的讨论。上述二者构成中古“悼亡”诗的背景。潘岳“悼亡”强调妻子亡去对自己生活的影响;江淹“悼亡”组诗有着各种角度的叙写与抒情;中古还有为他人而作的“悼亡”诗。中古“悼亡”诗的写作模式有三：诗作的哀痛之情在沉浸铺陈与抑制劝慰之间展开,与自然界的事物循环往复相比人生只有一次,诗人自我的孤独与悲伤。中古“悼亡”赋、文有叙事意味,夫妇双方都写到。思念诗作的叙写则从对方着笔。     

王维诗歌英译研究述评

王维（701-761），唐代伟大诗人，诗歌、音乐、绘画兼擅，笃信佛教禅宗。因其绘画造诣，被誉为“南宗画派之祖”；因其以禅入诗被誉为“诗佛”；因其音乐造诣，初为官时为太乐丞。其诗歌因其以画入诗、以禅入诗、以音乐入诗闻名。MarshaL．Wagner曾说，“近几十年来，王维的诗歌翻译数量比其他任何一个中国诗人都要多。”（1981：i）从王维在我国文坛的地位及其庞大的英译数量来看，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中，王维的诗歌英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维诗歌英译数量庞大，而学者对其诗歌英译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本文旨在梳理国内外对王维诗歌的英译状况及对其诗歌的英译研究情况，以为更多的学者在此领域进一步的研究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创新性在华兹华斯诗歌语言中的体现

19世纪初期。英国的浪漫学派诗人在华兹华斯率领下推动了西方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新古典主义文学在18世纪的英国文坛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新古典主义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味地追求诗歌的“高雅”,而越来越脱离、抛弃人们日常生活中简单而生动的用语。华兹华斯对这一观念进行批判和抨击后,引进了“自然的话言”,从而打开了诗歌的领域。华兹华斯的诗歌语言的创造性体现在其诗歌语言的“自然性”与隐喻性这两个方面,他的诗和诗歌理论在英国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华兹华斯与王维的诗化自然的比较

本文研究了华兹华斯与王维的诗化自然的三大共同点，即：隐士之风，心灵中的天然秉性及天人合一的理念。并研究了宇宙一元论在东西方文化的诠释中的差异性。笔者认为：只有效法自然这位大宗师，朴之又朴，才能不拘于宗教习俗和文化模式，解放思想，成为心灵快乐自由的自然人。     

浅论王维诗画之“禅意佛性”

在中国诗歌史上,王维被称为＂诗佛＂,他是十分精通佛理的诗人,是＂当代诗匠,又精佛理＂。特别是王维的山水诗造诣精湛,他的作品最受尊崇的艺术典范。古人说他的诗＂于富贵山林,两得其趣＂、＂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也毫无夸张。另一方面,王维的画作,也达到了情景交融的最高境界,     

参照互观：“第三代诗人”与“草原青年诗人”

以“第三代诗人”为参照系，考察80年代中晚期内蒙古青年诗人的“草原之诗”，会看到明显的差距，尤其在诗歌观念上更为不同，这直接影响了诗歌发展趋向。诗潮渐落，今日再思考，更期待内蒙古青年诗人的现代意义的“草原之诗”早日成型。     

“拜自然为师”——论华兹华斯和他的“水仙”

本文通过对《水仙》一诗中的语言、行韵格律及物我交融意境效果等特点的分析,探讨华兹华斯“拜自然为师”思想在其诗歌创作中的指导和实践。     

盛夏湖区的诗歌 与这样快活的伴侣为伍,诗人怎能不满心欢喜!

正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在山丘和谷地上荡,忽然间我看见一群金色的水仙花迎春开放,在树荫下,在湖水边,迎着微风起舞翩翩……这几句诗来自英国诗人华兹华斯非常著名的一首诗,写于英国湖区的一个春日。华兹华斯常常吟咏《水仙》,但这无疑是最为出色的一首。从天空中的云朵到湖边摇曳生姿的水仙花,诗人将自然的美     

威廉·华兹华斯与“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华兹华斯1770年出生于英格兰北部的坎伯兰湖区（Cumberland）。他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史上的一个领袖人物。大自然是他诗歌歌颂的主要主题，他因此也被誉为“崇尚自然主义者”（“Worshipper of Nature”）。他通过对大自然的描写表达他对大自然的真切的爱，他认为大自然除了给人以感官之美外，还给人带来智慧和力量。1797年诗人华兹华斯与塞·特·克勒律治共同出版了《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时期的开始。     

“郑莫”并称与晚清“宋诗运动”

道、咸间贵州籍杰出诗人郑珍和莫友芝,最初以学者身份齐名,后因近代“同光体”诗派兴起,郑、莫的诗歌价值渐为世人所认可,故此才以诗名并称.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较早明确揭橥“郑莫”的诗歌价值及诗史地位,从而使之成为“宋诗运动”的一面旗帜.二家创作本质上都具有“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特点,但表现又同中有异,在同时代宋诗派作家中可谓自树一帜.     

女神、战车与“圣人”:印度政治动员中的宗教力量

正印度是一个深受宗教力量影响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宗教不是仅仅让人甘愿忍受现世的苦难的生活方式,也并不是让人驻留在庙宇之中不问世事的单纯信仰,在现代印度,宗教就意味着政治。从19世纪印度民族意识觉醒、独立运动开始,宗教就一直是印度政治中最为强大的动员力量之一。从"婆罗多母亲"的旗帜、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勃兴、印巴分裂、锡克教分离运动到至今纷争不休的阿约迪亚"寺庙之争",宗教并非总是     

“国风”之“风”新探

传统的观点多认为“风”是民间歌谣,可是“风谣”说如果成立,那么先秦时期就曾出现过一个从人人会作诗(“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无人会作诗(“《诗》亡”说)的怪现象。同时,两汉以来曾进行过多次“采风”,可是所采到的民歌却无法与“国风”相比。这并不是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愈来愈低,而是“风”根本就不是什么民间歌谣,其实质是“巫风”。或者说,巫是先泰时期的诗人歌手,风是“巫歌。” 文章首先通过对《易经》中古歌谣与《楚辞》的作者皆为巫的考证,论证出《诗经》的作者亦是巫。其次,《礼记》:“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其中“民”在此指臣,引伸为诸侯;“风”指“歌舞为巫觋之风俗”。由于列国的巫觋歌舞之风体现了礼乐制度,所以在礼坏乐崩之际引起了周天子的极度重视,从而所陈之“诗”即是巫觋歌舞时所唱的乐诗。其三,探讨了“省风作乐”的实质与“诗不能作”的原因。最后揭示了巫风中的“性”文化,“郑声淫”等是巫风中性文化的产物。并探讨出孔子“乐正”并不是删诗而是修正或订正诗,即将诗中的“淫声”之处改正过来,使之符合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