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大西方”日本观的终结

检讨起来，两种东西深刻地制约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一日“大中华”，一日“大西方”。从文化心态上说，前者表现为华尊夷卑、崇内鄙外的文化自大，后者表现为崇洋媚欧、“月亮也是西方阿”的全盘西化。从思维方式上说，前者一切皆从中国寻找根据，以中国的尺度对日本加以裁剪，按照这种逻辑，日本的一切来自中国，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翻版；后者处处从西方寻找根据，以西方的标准对日本的一切作价值判断。其共同之处，就是都不把日本当作一个独立存在的对象对待。     

中西戏剧美学的基本特征与差异

“中西方戏剧美学比较”所持的是“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的宗旨，在理论研究中，很多问题如果仅仅拘囿于独立自足的阐释往往赶不上旁牵他涉的比较看得清楚、解决得更彻底，从中国看西方，从西方看中国，无疑是用于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对于中国戏剧美学研究来说，也不例外。     

"陌生化"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效果

“陌生化”理论虽然源自西方,但是对“陌生化”的体验和艺术实践绝非囿于某一时代或某一民族,而是古今中外文艺实践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特征。“陌生化”理论也被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于中国古代的小说创作中,从而使中国古代小说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审美效果。     

试析科普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科学传播与日中两国近代化的不同结局

学校教育向来是科学传播的一个有效途径，而科学的发展则是富民强国的一条捷径。因而学校教育在富国强国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作者将中国和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作比较，试图从科学传播在国家富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来论述科普对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 一、“兰学”与日本的成功 “兰学”是日本明治维新前一门有关西方的学问，早期主要研究荷兰语、医学、算术和军事科学，后来发展成了研究物理、化学、地理学等的“洋学”，也就是现代的科学。 江户幕府后期，日本的许多大小城市，都出现了“兰学”研究家。“兰学”者师徒相传，形成了人数不…     

日本专家对我国科技工作的评价和建议

日本驻华使馆一秘伊藤宗太郎先生曾在中国报纸上发表文章，对中国的科技工作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和友好的建议。伊藤先生曾长期在日本科学技术厅工作，并先后两次在中国工作，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情况比较熟悉。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对中国科技工作的观察和评价有其独特的角度，友好而坦率地指出了我国科技工作不足之处，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这是很难得的。为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和借鉴日本的经验，研究中心技术创新课题组于1996年8月2日邀请伊藤先生作了“日本企业研究开发活动的经验及对中国问题的建议”的报告。国家科委工业科技司、科技成…     

西方学界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回顾

通过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在中国研究中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论述及价值视点的流变的考察,将这一学术脉络置于西方自身的理论传统之下讨论,以观察中国研究对西方学统的依附关系以及其基于不同学术传统的转向。     

研究别人和研究自己——关于国内西方科学史研究的点滴思考

本人虽然主要研究中国天文学史,但1990年以来一直承担着“西方科学史”和“科学史英文文献选读”两门与西方科学史有关的研究生课程,最近又新开设了“科学革命”,所以,对国内西方科学史的研究动态一直也较为关注。而在教西方科学史和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过程中,我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另外,我们的研究生中也有以西方科学史作为研究方向的。但是,在具体作的过程中常常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也就有了一些思考。这些思考还很不成熟,也很不系统,借用这个学科建设讨论会的机会,我想把它们谈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毋庸置疑,与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相比,我们…     

滕固美术史研究方法论之意义

滕固是我国现代重要的美术史家和艺术理论家，他在美术史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是特别重视美术史的研究方法问题，将西方影响较大的“风格演变”或“风格发展”概念介绍到中国美术史学界。     

中日近代法制转型差异及成因初探

中国与日本均经历过一次封建法向资本主义法的变革，即法制的近代化。日本在法制转型中吸了西方先进文化与法制，脱离了中华法系的轨道，最终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然而晚清政府的“修律”终究没能摆脱其在辛亥革命隆隆炮火声中分崩离析的命运，中国的法制始终没像日本那样走上“西化”的路，中华法系不复存在。从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入手，对这次法制转型之迥结局的深层原因进行探讨，对当前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应有所裨益。     

略论中西宗教中的真善美──中西价值观一瞥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凝聚了历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又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同时它又有着明显的民族特色。透过对中国的儒、释、道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真、善、美等观念的比较可以透视出中国和西方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中国与西方宗教中，认知价值方面“存而不论”与“追根溯源”的不同取向；“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理想；“优美”与“壮美”的不同审美情趣等都表现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些特点，对于了解各民族的文化特质，具有特殊的意义。     

"学术史"研究范式自觉与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 ——兼论孙正聿先生的当代中国马哲史研究

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我们会发现,当代中国学人正是在主体性自觉与理论自觉中实现了“学术史”的研究范式自觉。在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中,以孙正聿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基于现实变革的需要,在“学术史”研究范式的自觉与反省中,在思想解放与解放思想、现实变革与变革现实、理论创新与创新理论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在“学术史”方法论自觉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已构成学界的“集体共识”。在新时代,倡导“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出场和在场,必将有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规律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清“来路”、看到“正路”、探索“前路”,从而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构建,为继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富有生命力的哲学理念。     

寻找民族国家的依据——评田兆元《神话与中国社会》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各种神话记载，但中国人对神话的研究却是始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传人。在此之前，中国人以自己的思维方式理解神话，其态度要么“子不语”或“搜神”、“括异”，要么投入到现实的功利主义的利用之中。按西方人的理解，神话是宗教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但它是一种与历史文献、宗教典籍、神学作品不同的叙事。     

略评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模式”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发展模式也因此成为西方研究的热点,“中国模式”也在西方话语中成为讨论的热点。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更多的是片面性甚至具有荒谬性,为回应西方话语中关于“中国模式”的种种误解,我们应该以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引导全世界正确对待中国发展道路,正确理解“中国模式”。     

浅谈现代中国绘画的视觉空间

对视觉空间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界早就有所重视。视觉空间是反映现代中国绘画“写意”、“写心”、“传神”特征的窗口，是美感的载体，它包含着一种理念。它在中西绘画中都有各自意义上的独立存在。其视觉心理，一是倾向于客观，具有科学性；二是倾向于主观，具有浪漫性。艺术空间多向客观和主观两极发展。其视觉空间，一是追求纵深，再现“前前后后一连串的物象”；二是追求平排，表现物象时，“步步移”，“面面观”，观其内涵，略其形色。艺术空间多是“心”、“景”合二为一，“悟化”的结果。西方绘画，中国古代和现代绘画视觉空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西方、中国古代绘画视觉空间应包含于现代中国绘画视觉空间之中。     

中日两国近现代化历史比较

中国和日本两国现代化的社会历史基础，“对西方挑战回应”的态度以及传统文化结构与文化观念嬗变的差别，使中国现代化道路具有日本的现代化道路根本不同的特点。中国的现代化。在文化上不能以儒滨复兴为前提，只能以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以民族形式为形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根据，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为根据。     

西方美术对于日本“浮世绘”版画的影响——日本美术“西化”的一个侧面

“浮世绘”版画作为日本江户时代最具民族风格的一种绘画形式，曾对日本美术与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的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16世纪～19世纪的东西艺术交流中，对于西方绘画的学习所作出的尝试和不懈努力。本文试图通过结合文化交流背景，“浮世绘”版画的发展历程以及具体绘画作品，分析阐释日本“浮世绘”版画中对于西方绘画元素的吸收。     

中国不高兴？友邦很“惊诧”

一本目前正在畅销的，批判中国现实、阐述中西方关系症结的新书，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广泛共鸣或争议，这本书叫《中国不高兴》。西方友邦的名嘴或报刊杂志都对这一普通文化事件发表了“高论”。美国《时代》周刊认为，《中国不高兴》一书是在中国影响广泛的又一部民族主义畅销作品，并对中国急剧“膨胀”的民族主义力量感到担忧。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如同众多“忧虑过度”的西方媒体一样，更加“真切”地描述了西方世界的普遍忧虑：     

日本“锁国闭关”的再认识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日本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典型倍受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学的关注。17世纪中叶的中国与日本历史发展阶段相似，同样面临着内忧外患的考验，也同样有一个“闭关锁国”的阶段。然而日本顺利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入围世界现代化国家之列，而中国却一步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倍受蹂躏与屈辱。学术界通常将着眼点集中于“明治维新”，以此作为日本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但却忽视了两国的“闭关锁国”并不完全相同。本试将目光集中到日本的“闭关锁国”时期，对其重新审视、思考。     

学科的危机抑或精神的危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暴露了学科的门类设置过于陈旧、研究格局日益固化的缺陷，既难以有效地应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所促发的精神和文化问题，也与近30年来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思想新潮愈益隔膜。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是这一学科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它赖以成立的基础。而目前的状况显示，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正遭遇不同程度的质疑乃至根本的动摇。要想焕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活力。就需要根据当代文化、文学和学术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出新的学术思路和理论视野。正是基于学科现状和前瞻性发展的需要，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了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建学科的合法性”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讨论一系列与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寻求重建学科合法性的多种可能。来自美国、日本、香港和中国大陆的50多位学者就文学性、文献学、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教育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下面刊发的是与会者的一组文章。     

变脸的东瀛自衣天使

凌叔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女作家，由于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其“日本通”的一面几为遮蔽。中国现代史上精通日本的人，如周作人、戴季陶、郭沫若、郁达夫等，几乎都是男性。在这种背景下，凌叔华不能不显得很“另类”，然而，作为一名女性知识精英，她笔下的日本景观却有一种男性日本通们无法企及的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