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宏大叙事的解构——浅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文学观得到集中体现的一部著作，该文中他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文以载道”和“诗言志”两派，并且主“言志”而绌“载道”。但追溯中国古代文论史，“言志”与“载道”在这里都受到了误用，“诗言志”实则为“诗缘情”，它强调文学创作时自我情感的自在状态，为己而非为他人。这种“自己表现”的文学观，其实是对数千年来强调文学教化的社会功用的宏大叙事的解构。     

诗缘情而言志－试论诗的本体

关于诗歌的表现内容，有“言志”说、“缘情”说以及“情志合一”说。“诗言志”本有丰富的内涵，但作为儒家政本主义文学论纲，被人为地抽象化，于是有“缘情”说的矫枉过正。“情志合一”说则是双重否定之后，“缘情”与“言志”的整合。     

转一时之风气 示来者以轨则──试论苏东坡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苏武是我国北宋时期的文学大家，他在诗、赋、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词作，激昂排宕，转一代之风气，在文学史上独放异彩。词自《花间集》至柳永，始终不脱“艳科”的范围，这些花柳之词，冶荡之音，与正统的言志、载道的诗文相比，品位甚卑。宋初以词为“小道”“小技”。文人作词，不过是为消遣，故词又别称“诗之余”。作词或被视为有才无行，有玷令德。苏武开始作词时，柔媚香软的柳词正风靡一时，时谓凡有井水处，人皆歌柳词，柳词影响之大，传播之广，于此可知。但这种流行曲只在民间有市场，登不得大雅之堂。东坡一…     

文学教学与联系实际

解放初期,在文学教学中提出联系实际这一课题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当时所以这样的提出来,主要的是针对当时的实况,要把某些严重的错误倾向纠正过来。当时主要的错误倾向是,把文学看成是孤立的“载道”或“言志”的空文;甚或认为只是陶冶性情个人消遣的娱乐品;有的且降而把文学看成为文字游戏从事于寻章摘句、咬文嚼字。如     

评孔孟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

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是教育家们常论常新的课题。我国对人与教育的第一次论争是战国时代，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他们从理论的高度对人与教育的关系进行了全面阐述。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理论，而孟子则提出了“性善论”与“充善端”的理论。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微有歧异，但最终都认为教育在改变人性、促进人的发展方面起决定作用。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仍具有重要意义     

“言志明道”与“缘情尚文”——摭谈秦汉隋唐文章理论的双轨发展

我国古代文章学理论在唐代以前就初具规模。“言志明道”说明了社会生活乃至阶级属性对文章功能的干预作用;“缘情尚文”则显示了文章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纵观整个古代文论,“言志”与“缘情”、“明道”与“尚文”始终处于对峙发展之中.本文试以秦汉隋唐文论的状况分析为基础,找出文章理论双轨发展的规律。     

“酒”和“山水之间”与“醉翁之意”——20世纪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原因新论（二）

三、“两个口号”论争的主要内容 以上介绍仅只“两个口号”论争的时代背景及其过程，我们当然需要知道“两个口号”论争的具体内容。针对徐行2月号《礼拜六》和《新东方》发表《评“国防文学”》等文认为“国防文学”属于“全民族的文学”而非“真正彻底反帝的社会层”并“骂国防文学的主张者陷入‘爱国主义的污池’”等观点，周扬紧接着就在这年4月《文学界》第一号发表和周立波同名的《关于国防文学》。     

浅谈韩英小品文创作的艺术追求

运用实证法,从韩英小品文的创作活动与作品中概括了他的艺术追求的多样化:艺术精神上的理想主义,小文章在大时代中的文学回声,向周围的艺术空间潜入。同时也指出了他创作小品文的一种忽略——载道重于言志。     

非人／人：“五四”新文学价值转向

“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由“非人”的价值取向转向人的价值取向。从“五四”新文学“白话文学”和“人的文学”两个“中心理论”全面考察和剖析,从文言话语模式向白话话语模式转向,实际上在文学本体的表层呈现着“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从“载道文学”向“人的文学”转向实质上是在文学本体的深层透射着“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     

传统：中国新诗问题的一个关键词——在台北“海峡两岸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传统”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新诗论争中的关键词，围绕着它，不同的学者与诗人都有着十分不同的理解，“反传统”与“传统”相互纠缠，彼此很难协调，但是中国新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一点常常被人所忽略。     

传统文化精髓的自然传承——重读贾平凹的《我的老师》

长期以来,被各种版本的语文教科书收录的贾平凹先生的散文《我的老师》一直好评如潮,其倍受推崇的主要原因就是文坛大家贾平凹先生竟然能够认一个只有三岁半的小儿"为师"。不能否认,这种"以大认小"、敬仰童心的思想意识确实使文章在立意上彰显出贾平凹之坦荡胸怀、大家风范。但是,如果以此就推衍出《我的老师》一文具有"独特之处"的创新精神则未必成立,因为这种"以大认小"、"敬仰童心"的思想却是古已有之——并不为贾先生所独创。     

叙述主体“我”与小说修辞意识

文本延伸必须展开叙述,而小说叙述视点又具有多样性与交错性：可以文本外＂旁观者＂视野叙述,也可以＂局内人＂修辞身份叙述。后者又包括＂我＂的一元叙述及文本内部人物间多元叙述。亦即叙述主体＂我＂分为＂假我＂、＂真我＂、＂无我＂或多元交错叙事模式。从M.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出发,认为这几种＂我式叙述＂分别反映了文学话语在表达与接受过程中的＂熟悉化＂、＂陌生化＂、＂狂欢化＂修辞策略,同时显示出文本＂独白＂或＂对话＂性的修辞意识。     

参军戏非源于胡乐辩

对黎国韬先生《参军戏与胡乐考》和《参军戏与胡乐补论》提出的参军戏源于胡乐,脚色参军与钟馗形象及祆教有关等观点进行辨析,认为黎先生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参军戏源于胡乐。陈旸《乐书》"唐胡部……戏有参军、婆罗门"意思为参军戏属于唐代独立乐部"胡部",而不属于少数民族音乐泛称的"胡乐"。脚色参军的"绿衣秉简"为官员打扮,而钟馗的"绿袍"是在戏中扮鬼神时的打扮,"简"也是官员的道具,二者服饰相似并非因为有继承关系,所以脚色参军与钟馗形象和祆教也无直接联系。     

《艳异编》与《太平广记》关系探讨

关于《艳异编》与《太平广记》之间的关系,在小说学构建之初就由孙楷第先生下了断语,之后此观点成为权威,为学界相袭沿用。然而针对《艳异编》所编选全部篇目逐一查找来源,可以得出"并非十分之七"的结论。其中,以"王敬伯"篇为例,查找故事源流,得知《艳异编》中此篇看似与《太平广记》相关,实际上并非编选自《太平广记》。     

能论

徐采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冶金物理化学、有色冶金理论研究工作,徐老现已93岁高龄,仍在坚持工作。2011年在《贵州科学》第一期发表名为《熵论》之作,紧接着2012年又在《贵州科学》第一期发表题为《能论》的文章,2篇论文约1．7万字。《熵论》在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的“宇宙的能量是永远恒定不变的”及“宇宙的熵则不断增加和趋向极大”2个名言上作了由浅而深的精辟论述。《能论》从力-功-热量-能量之间的关系及物质实体本身的属性作了详细的论述。作为编辑工作者,我们为徐老的这种献身科研事业的精神而深深的感动着。在此,通过我们的工作,让中青年科学工作者以徐老为榜样,不断鞭策自己,为我国的科研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谢谢您,徐采栋院士。     

从《屈原赋校注》看姜亮夫的校注方法

姜亮夫先生在楚辞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当代少有的国学大师,而《屈原赋校注》是姜亮夫先生的楚辞研究著作之一,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楚辞》注本之一。对姜先生的《屈原赋校注》进行一番梳理,探讨其校勘的体系,综合研究的特点和考证细致的治学精神,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屈原赋校注》的价值及其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     

称谓语的人际功能研究——以《纽约时报》社论语篇为例

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语言人际元功能的讨论为理论框架,对所选社论语篇中指称美国现任总统的两种主要称谓形式如何构建人际意义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就指称总统的称谓形式而言,《纽约时报》社论具有选择"Mr."而非"President"的倾向性。这一方面是出于其履行媒体职能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交际参与者之间就阅读位置进行对话协商的结果。     

振鬣长啸向大千——李蓁非先生《啸歌集》序(上篇)

李蓁非先生是萍乡教育界老前辈、学者、地方文化名人。《啸歌集》是作者生前编选的诗歌结集。长序从七十多年来中国历史大背景下,解读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思考,悲欢与坎坷途程,并试图从中探索中国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轨迹。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解析作者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危急存亡之秋"的诗作。它不仅保存了较珍贵的抗战史料,更留下了蓁非先生青年时壮怀未遂、报国无门、徙倚彷徨的零乱脚印,显示出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是怎么从民族战争烽火中步履蹒跚地走过来的。     

池田大作读书观初探

池田大作先生对书本的作用评价极高,认为好书如同伟大的老师,透过读书,能结交到一生的“心灵朋友”;阅读要懂得“读书的乐趣”,要发挥想像力,想像力使人类进步,想像力是创造力。他指出书本的世界是“第二个宇宙”,吁请人们成为能在这广大世界自由自在旅行的人。池田先生认为读书能使社会和谐。劝导大家利用任何宝贵的时间,尽量多读几页书。     

“有意味的形式”——雅俗共赏的佛塔与教堂建筑文化

中国文化重融合,讲究并存与一体性,西方则重不同时代或多种流派的独特精神。同样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和特色的中国佛塔与西方教堂,这两种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材料的建筑物不仅在建筑造型上有着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有意味的形式＂,而且都寄托了人的精神与思想,让人们雅俗共赏。正如梁思成先生提出的,我们的建筑应该是大众化的,为人服务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