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翻译及其实际成效的问题研究

徐光启是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一生数学成就卓著.他在<几何原本>的翻译和西方科学方法论在中国的倡导等方面,虽劳神费思,最终却收效甚微.可以说,明清之际近代数学的东渐既是一种技术意义下的"工具",也是与我国固有传统文化极不相同的一种文化.     

“故事思维”的探索——评吴光明的《故事思维——文化沉思录》

近代以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构成了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理解之谜,逮至今日,这一自我理解的难题仍然在两个方向上摇摆不定:要么停留在西方概念的阴影里;要么以与西方概念决绝的姿态而播弄传统术语已。吴光明以其在"身体思维—具体思维—故事思维"方面孤往而又卓绝的探索,可以看作彻底打开这一谜面的睿智之士。借助"故事思维"这一理解逻辑,传统才能真正为我们所理解,并能以与西方传统相比肩的方式进入世界文化的对话中。     

从拉丁语到古汉语——汉译《几何原本》卷一“界说”的翻译分析

《几何原本》是第一部汉译西方数学名著。一般认为,古代汉语和拉丁语在语法结构、文体形式、词语语义等方面有着巨大差异。因此,一部西方科学巨著如何跨越语言屏障得以翻译?又如何在异质文化中得以传播?要回答这些问题,首要之事需要探考利玛窦、徐光启怎样把克拉维乌斯拉丁语版的《欧几里得原本十五卷》(Euclidis Elementorum Libri ⅩⅤ)翻译成古汉语的《几何原本》。本文以汉译《几何原本》第一卷"界说"(定义)为例,从术语勘定、拉汉比照、语句解构、定义分析等方面,对36条"界说"进行全面释读。研究表明,无论是语义还是文体,汉译《几何原本》的"界说"基本上做到了用切近而自然的对等语再现了原文信息。利玛窦和徐光启用古汉语重构了古典西方数学的逻辑推理和公理化体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人格面具与身心健康

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曾指出过这样一个现象:每个人都有一副“人格面具”,这副“人格面具”是人经过对自我人格的伪装向社会展示出来的。在这些“人格面具”里,尤以两性人格面具最为有趣。一个人拥有一副“人格面具”,往往是为了给人一     

两种文化问题的历史考辩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化和整合问题,已开始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浓厚兴趣。不过,国内文献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斯诺(C.P.Snow)首先提出了科学文化同人文文化的概念,对于科学文化同人文文化相互不理解、相互对立这一现象进行了探讨”;“还没有谁比科学家兼文学家斯诺更早提出‘两种文化’的概念,这两种文化分别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按照这种说法,“两种文化”不过是1957年斯诺偶然提出的一个新命题,而与前此西方社会的整个社会思潮的发展绝无干系。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在我们看来,两种文化问题从一个角度深刻揭示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误区,透露了当代社会进步内在动机的某种深层的消     

东西方科学思维的“半球风格”

随着一种基于人类大脑半球机能一侧化的"半球认知风格"理论观点的提出,人们发现在人类认知活动的各个层面上广泛存在着所谓"半球风格"现象。运用该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概括和指称东、西方两种科学思维方式的差异,能够为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东西方两大科学体系的各自特质、认识方法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提供一条新颖而实证化的研究路径。为避免这种分类与概括的简单化和主观化,从辩证思维的高度出发,牢牢把握人类科学思维的社会与文化属性,并有选择地运用实验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中的量化手段和测评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     

东西方科学思维的“半球风格”

随着一种基于人类大脑半球机能一侧化的"半球认知风格"理论观点的提出,人们发现在人类认知活动的各个层面上广泛存在着所谓"半球风格"现象。运用该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概括和指称东、西方两种科学思维方式的差异,能够为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东西方两大科学体系的各自特质、认识方法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提供一条新颖而实证化的研究路径。为避免这种分类与概括的简单化和主观化,从辩证思维的高度出发,牢牢把握人类科学思维的社会与文化属性,并有选择地运用实验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中的量化手段和测评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     

探寻科学与人文文化的汇合点——对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化整合思潮的反思

本文对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化整合思潮作了评析和反思。文章认为，当代西方人文主义者把人文文化看作是整个文化的基础，将科学消解于人文文化，或用人文文化来统一科学，其结果是走到了与科学主义正好相反的另一个极端；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汇合更重要的是文化精神上的汇合，它们应当汇合于既超越狭隘的科学主义，又超越陕隘的人文主义的人文精神。     

对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希望

我把自然辩证法看作哲学领域中的一个部门。我说过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当然自然辩证法也是恩格斯的一本著作的名称。因此自然辩证法这一个科学群，也就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印记。西方的学者，一般不接受自然辩证法这一学科名称，而使用“科学技术哲学”或者类似的名称。     

传统中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试释这一奇特现象

摘要从公元前一、二世纪的西汉时期开始,中国运用阴阳、五行等思想解释健康和疾病,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科学”的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医学体系,在中国运用与发展了两千多年,这就是“中国传统医学(CTM)”。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中国医家对中医按科学和理性精神进行了整理、消化和吸收,使之切合于当代医学知识体系,这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传统中医(TCM)”。中医在16世纪就为西方有所了解,尤其是针灸,18、19世纪之交在欧洲曾风靡一时。但接着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现代生物、化学、医学的兴起,中医在西方受到了冷落。到了20世纪70年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传统中医再次在欧洲和美国大受欢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传统中医在临床上的效果,而是在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产生了一种宽泛的思潮,即对不加区分地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人类生活、开发自然所带来的危险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危机感下,西方人迫切需要一种对人体改变不大,对环境破坏较小,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医学体系来补充或取代西方现有的生化医学。传统中医,特别是针灸,在西方得以流行,就是得益于这种对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不断进步的观点表示怀疑,对现代科技对环境的破坏表示忧虑的危机感。文章主要是通过对欧洲的环境主义和对科学技术的怀疑主义的背景分析,解释为什么“传统中医”能在这一思想大趋势中进入到西方社会。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中医”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性的整理和吸收,这使得它比较容易为强调科学和理性的西方文化所接受。“传统中医”当今在西方受到欢迎,这一奇特现象当从以上两方面进行解释。     

杨振宁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他的影响

杨振宁从启蒙到赴美留学前,没间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深造期间以及其后在那里工作的40余年里,他对以科学文化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有了深刻的接触、了解与学习。基于比较与辨别,对于中西文化,杨振宁分别采撷其精华而放弃其糟粕。杨振宁认为,他自己对文化特质的这种自觉塑造,对他的事业及人生有莫大的影响。思考如何更好地继承我国传统文化,并发挥其积极作用这一问题时,深入分析在杨振宁认识世界里,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具有积极作用、哪些内容具有消极作用,是有特殊意义的。伟大物理学家杨振宁以其辉煌的人生,为如何在新世纪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明清时期安徽的科学发展及其动因初析

安徽襟江带淮,是我国最早的文化发达地区之一。历史上曾经涌现过许多科学家、发明家和能工巧匠,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宝库中增添了一颗颗明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以来,由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中国科学技术由保持千年之久的西方所望尘奠及的水平而渐     

历史进程中科技文化的多元形态

科技文化的多元形态是自身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内在动力。古代的科技文化在不同的地域以原初的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西方近代科学以追求统一为目标，但是在认识方法上却显现了多元的模式。当下的科技文化与人类的生活世界越来越密切，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实质上蕴涵着科技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合，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又将带来科技文化的多元化态势。     

“心”的探索:从东方到西方

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范畴,儒、道、佛都对心的内涵、功能以及修心养心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因此,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心文化,包含着深邃而独特的东方智慧。西方心理学对心的认识与东方心文化既有着根本差异,同时又存在共通互补之处。随着当代心理学与自然科学对人类精神世界探索的深化,西方心理学界与科学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东方心文化,并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这同时也表明,有必要开辟一条理解中国文化的心角度并架设东西方文化沟通的心桥梁。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划界思想的演变和反思

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的关系是贯穿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一条主线，但也是其至今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当前，面对后现代科学哲学日益把科学与宗教、文学、巫术相等同的剧烈冲击，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划界思想的发展历程，分析各学派在划界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借鉴吸收西方各学派的正确思想，加以辩证地综合，形成我们自己关于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关系的理论。     

力量、知识与智慧——论严复科学观的三重维度

中国科学近现代化的直接肇因在于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科学文化的输入。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严复作为清末民初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并形成了主题明确、层次清晰的科学观内容,鲜明地表现出力量、知识与智慧三重维度。严复科学观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为科学本土化实践起到了清扫观念障碍,奠定思想基础的作用。     

宗教对科学思想的促动——关于徐光启倡议演绎推理的分析

明末中西会通，由神学而至科学，演绎推理的引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功归于徐光启。深入历史的研究发现，徐光启先为神学中清晰切实的层层阐述所震动，了解了演绎推理的认识作用，而后则钻研西学，翻译《几何原本》，确定演绎推理中文名词与规则，明确演绎推理方法，并以之研究科学、论述“以耶补儒”的积极作用。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天主教神学的传播促动了徐光启的科学研究，从而将一种重要的认识方法传入中国，为当时及后来的学者所广泛学习，并用以发展知识，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历史发展。     

论科学动力学的两种趋同——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的一个比较

在科学动力学研究中,有两种趋同:一个是在上世纪中叶,西方科学哲学界对科学哲学的本性是科学动力学这一点有了普遍的认同,而俄(苏)自然科学哲学研究也几乎同步地发生了向科学动力学的重心转移,这可以称之为“趋同1”;另一个是在科学动力学中,新旧理论的一致性或会聚问题,不约而同地成为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共同的理论热点,这可以称之为“趋同2”。这是比较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突出案例。     

文化进化的模因论透视

对模因论的讨论是西方生物哲学界目前最重要的讨论之一,讨论的主旨是深入探讨模因论的基础和解释力。这就需要首先了解这一讨论的主要内容,然后分析模因论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模因概念的价值,模因论尚未说明文化在群体层面进化的规律,模因论和生物进化的传统理论如何进一步有机联系起来。这些问题使模因论还不具备足够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和预测力,因此,模因论科学有待发展和完善。     

天时、地利、物性、人力的四位一体——论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农业生态观及其思想史意义

中国传统农学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其中,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既体现了农业活动中对于天时、地利、物性等自然条件的基本遵循,又充分强调和凸显了人力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天时、地利、物性、人力四位一体的农业生态观。徐光启的农业生态观与明清实学经世致用的观念相辉映,代表了生态哲学的一种实学路径。在中西文化会通的背景下,徐光启的农业生态观还体现了其以儒家立场对于融通西方科技文明所做的初步尝试。其对于当前人类生态危机的应对以及中西文化融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和普遍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