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史学方法论刍议

我国的技术史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特别是近十年来,技术史研究与国家文化建设、经济发展、政策研究密切结合,无论在研究力量、研究范围、普及教育及宣传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整备和拓展。但是技术史与其它同类学科以及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古人云:“兵欲精,必先利其器”。技术史学方法论是研究技术史的重要工具、是技术史工作者的“器”,要使我国的技术史研究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除了其它条件外,亟需在方法论上作出发展。本文即是这一工作的粗浅尝试,旨在得到同行的教正。     

论技术叙事的文化研究

旨在以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新文化史等领域的概念分析工具为参照,对近20年来的科学技术论和科技史研究进行考察,显示了技术史朝向"新文化史"发展的趋势,并思考有关编史学核心问题,以尝试为之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本文历史地回顾了技术史解决"与境论"问题的系谱,从而指明技术史对建构论的引入开启了技术的"新文化史"进路,分析了各阶段采用的文化研究方案的优缺点;对"技术新文化史"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进行了系统考察;最后着重讨论了技术叙事的文化分析框架.     

西方技术史学理论的演变逻辑——以国际技术史委员会为中心

把国际技术史委员会(SHOT)在技术史学理论方面的成果与变迁,作为理解西方技术史学理论变迁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的切入点,利用《技术与文化》的史学专题讨论、其他相关论著和SHOT年会资料,系统梳理SHOT各发展阶段技术史学理论的基本旨趣、核心议题与关键特征,对其变迁动力进行逻辑解释,从而把SHOT群体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作出的理论反思构建成一幅完整的学术发展地图。这为把握当今技术史的发展取向提供了历史依据,也为中国技术史研究提供理论参照。     

技术学的兴起及其与技术哲学、技术史的关系

技术学是以技术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系列学科的统称，是介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性学科门类，仿照科学学的学科结构，可将技术学的分支学科区分为理论技术学，专门技术学，应用技术学三个学科系组，技术学经历了长期的孕育过程，同技术哲学，技术史有着难分难解的交叠关系，技术学与技术哲学，技术史既有研究视角，基本内容的差异，又有某些共同性的研究课题。     

新文化史家视野中的技术

科技史与一般史的融通已成为近年来倡导科技史"再建制化"的学者们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文章从新文化史取向出发,当代新文化史家思考技术的视角和方法,涉及物质文化视角的技术史研究;日常生活中身体对技术体验的研究;以及书籍史阅读史视角的技术史研究。     

农业史和妇女史视域中的技术与社会——白馥兰中国技术史研究探析

白馥兰是当代英国著名技术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她的技术史研究从参与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起步,继承和突破李约瑟的科技史研究,以农业史和妇女史作为双重核心。其技术史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线索是技术与社会,遵循着自技术而来、向社会而去的理论进路,旨趣在于以技术观社会。就研究视角而言,包括广义技术视角、人类学视角和汉学视角。就研究局限而言,包括文献方面、观念方面和比较方法的不足。总之,白馥兰展示了一位从李约瑟时代走来中国技术史研究者的代表形象。     

美国技术史学科的建制形成与地域特征

美国技术史学科的诞生与工程学教育大有关联。高校基于工程师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地位培育其职业意识，早期偏向精英化路径，20世纪中期转而依托以科技为主线的人文观，这一融合为技术史学科及其学会的创立提供了条件。工程学对美国技术史学科的人员构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认识论都影响至深。学科始终关注与社会广泛相关的工程系统，进而基于美国“适应、改良、应用”欧洲技术的历史路径，发展出以域境主义为特征的技术史叙事策略，并在当代出现细分化、全球化、社会史化等新趋势。     

查尔斯·辛格：英国科技史界的巨擎

适逢牛津版《技术史》全八卷在国内出版，该书主编查尔斯·辛格引起学术界瞩目。鉴于国内对辛格了解很少，本文梳理相关英文文献并进行评价。辛格早年从事临床医学和肿瘤研究，后受妻子多萝西娅·辛格、威廉·拉姆齐和本杰明·马滕等人影响，逐渐转向历史研究，在医学史、科学史和技术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辛格具有国际主义情怀，二战期间曾积极救助犹太难民以及受迫害的教师和学者。再是，辛格对李约瑟的学术研究有很大影响。     

世界技术成果时空分布的量化特征及世界技术中心的转移

基于一本美国出版的技术史年表提供的3329条数据,本文通过数理统计方法探讨了世界技术成果时空分布的量化特征及世界技术中心的转移.从时空上看,世界技术中心是在转移的,转移顺序大体上是: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希腊、古罗马→中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本文从技术门类层次上揭示了近现代世界技术中心转移规律的内在机制.     

林恩·怀特的中世纪技术史研究及其当代意义

林恩·怀特的中世纪技术史研究涉及广泛、影响重大.通过对能源、机械、农业等方面的论述,他表明西方中世纪取得了重大的技术成就.他进而认为中世纪以来西方的技术动力根本上来自拉丁基督教的思想.他的三个论题:马镫与封建制、农业革命、技术进步的基督教根源得到了正反双方的大量讨论,而他关于中世纪技术成就本身的研究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对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的科技关系的考察

近代以前的科学史不能看成单纯的科学思想史,把科学思想史与科技关系史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对古代科学、科学思想的特点以及它们的缓慢发展进行较合理的说明.     

H.A.别尔嘉耶夫技术哲学思想初探

介绍了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对技术和机器以及现代文明的基本看法。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指出他对技术内在矛盾、技术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制约等所做分析的合理性，同时指出他为摆脱技术奴役所做尝试的不可行性。     

社会合理性批判的历史逻辑:从物化批判到技术批判

随着现实社会的更迭,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合理性批判的形式也不断革新,社会合理性批判的逻辑从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演变为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又更新为芬伯格的技术批判。尽管批判的对象都是技术,但是批判的策略和改革的策略却根据现实形式不断发生变化,从卢卡奇的阶级革命到马尔库塞爱欲解放和感性解放再到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这些批判理论都是对社会现实展开批判和改革的尝试。从另一种角度上,通过梳理社会合理性批判的历史逻辑,能够在技术的境域内更加历史地把握社会发展的脉络。     

技术自然主义:老子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与超越

老子建构了以"道"为核心范畴的自然主义哲学体系,并以自然主义反思春秋战国时期的技术发展,形成了自然主义的技术思想,这种思想可以称为技术自然主义。老子的技术自然主义以"道法自然"为作为技术合法性的形上依据,以"大道废"作为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以"复归于朴"作为技术发展的理性路径,以"小国寡民"作为技术发展的理想国。老子的技术自然主义实质是要以"道"的自然性规范技术的发展,以道驭技,建构技术价值与技术规律相统一的技术发展道路,反对技术的滥用。老子以形而上学的方式为技术发展寻求了理性的发展路径,指明了人类技术文明发展的终极关怀,在技术的本质、技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当代的技术研究、技术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科技与社会研究的分析框架与经验基础

当前提高科技与社会研究的水平，有两个问题需要予以特别注意；（1）分析框架的多元化。分析框架规定着科技与社会研究的范围，制约着研究者的视野，进而影响到研究的质量。长期以来，我们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单一，而且，该框架也固有许多缺陷。应当尝试各种可能的框架，在比较和综合的过程中，选择和建立新的更佳分析框架。（2）加强科技社会史的研究。对于科技与社会研究。科技社会史具有激发直觉和灵感、提供历史的检验等作用；此外，科技与社会研究和科技社会史研究以科技社会嫡史学为中介，存在一种互相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因此，加强科技社会史的研究，是提高科技与社会研究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     

中国军事技术哲学研究60年:回顾与展望

作为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重要分支,我国军事技术哲学研究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发展之路。基于对军事技术哲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勃兴的历史与逻辑考量,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该学科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国外同行的相关研究视域及成果,分析了我国军事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范式及存在问题,展望了其未来的拓展方向。     

无边无际的战场:学会并控制技术——论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技术观

现代技术可以成为幸运,也可以成为不幸,这是人类的命运。在技术时代,哲学思维应该敢于正视人类的命运,并把这一命运视为使命。未来人道主义的条件是学会并控制技术,这里是人类斗争的一个无边无际的战场。学会技术,控制技术,二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学会技术,因为不学会技术,人类就无法生存;必须控制技术,因为不控制技术,人类就沦为技术的奴隶。这是一场无法预测的斗争,人类的前途全然维系在:“搏击蛟龙而不使自己变成蛟龙。”     

西部地区技术转移的历史考察

古代的技术转移大都伴随技术人员的流动而进行,转移的技术主要是技术器物和技术方法.近代的技术转移主要集中在技术器物、技术制度及技术人员三个层面上.现代的技术转移主要包括技术器物、技术人员、技术制度及技术观念等方面.技术转移要注意与当地的气候风土和民族文化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技术转移持续有效地实施与实现.     

转基因技术引入过程的社会视域分析

本文对转基因技术发展初期的社会选择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指出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语境条件下,农业化工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抗除草剂品种成为技术研发的优先方向,企业并购成为技术推广的主要策略,同时由于政府部门监管模式的转变,转基因技术的演进逐步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变迁轨迹,为之后的社会争议埋下了伏笔。     

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

文章讨论了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作者认为,这两个时期共产党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即: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为现实需要和国家建设服务。其原因在于:在这两个时期共产党面临着相似的严峻形势,同时延安时期培养的科技干部在建国以后的科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一强调科学技术功利性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还指出:延安时期就已萌发的对科技工作统一规划和管理的思想,在建国初期吸收了苏联的科技规划工作经验后,终于使科技发展规划成为了整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还论及中国共产党为更好地领导科技事业而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和利用所作的尝试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