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新疆防务建设述论

为维护封建大一统，“守中治边”和“守在四夷”是清前期统治者治边理念的核心。与历代王朝不同的是，清朝设立了主管西、北边疆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理藩院。为了巩固和加强对新疆的统治，稳固西北边防，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置伊犁将军，在新疆实行军府制统治；八旗、绿营分驻新疆南北；在边境地区设立卡伦，定期巡边；辟治交通，建立新疆台站体系；屯田实边等等。     

试论宋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的治边方略

与以往相比,宋元明清诸王朝的治边方略大致呈现出一种波动起伏的特点。两宋奉行“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方略,在具体的边疆政策上,体现为明显的消极“守势政策”,然其传统夷狄观念甚为强烈。元朝尤其是前期秉承草原游牧民族的习性,对开疆拓土十分积极,同时,元朝对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较为淡薄,但其民族政策开明与落后并存。明朝治边方略核心是“守在四夷”,其重点是防范北部边疆的蒙古势力,在南方地区,其策略则是守境安民,达到稳定的目的。清代前期的治边方略仍是“守中治边”,但对边疆地区持有积极态度,后期治边思想与方略的局限性逐步明显。     

试论孟子的民族思想

孟子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当时,我国除了华夏族之外,四周还存在着夷蛮戎狄等民族集团,对此,孟子的思想中必定会有所反映。本文认为孟子的民族思想主要由以文化作为标准划分民族的思想、朴素的民族平等思想、歧视少数民族落后文化的民族歧视思想、通过“以夏变夷”实现民族一体化的思想等四个部分组成,并对其作出分析。     

浅谈历代统治者“因俗而治”的治边政策

"因俗而治"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治理政策,是实现其统一大业、维护其最高统治权的重要措施。"因俗而治"政策有其产生的客观因素,政策随各朝各代的更迭而有所变化。"因俗而治"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对国家统一和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其附带的负面影响也不应被忽视。     

云南藏族生态文化

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首次明确提出了"治藏方略",习近平指出要充分考虑青藏高原特殊自然条件和群众风俗习惯,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生态环境保护的更好.青藏高原的生态地位十分重要,保护好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本文通过对以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代表的云南藏区的实际调查,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式,结合生态人类学、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和藏学,从理论上提出并研究"云南藏族生态文化"的概念以及"云南藏族生态文化核心体系",并对云南藏族生态文化的实践应用展开论述.云南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研究,将为习近平"治藏方略"在云南藏区的有效实施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对中国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神话与仪式建构的国家认同——白族与傈僳族“三崇信仰”比较研究

以明朝大将王骥为崇拜对象的"三崇"信仰广泛流行于云南滇西少数民族地区,其中又以云龙白族地区和腾冲傈僳族地区最为典型。二者各自对王骥的形象进行了本土化的阐释、加工和神化,使王骥的形象从历史形象向宗教形象转变。与此同时,二者又发展出了不尽相同的宗教仪式来表达对"三崇"神王骥的崇拜。在神话与仪式的交互作用下,在宗教层面上建构起了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认同。     

忽必烈与云南

忽必烈既是元朝的建立者,也是影响元朝一代统治的杰出帝王。他亲自率军平定大理国,并结下深厚的云南情结。为了构筑用兵中南半岛的基地,并大量汲取云南的各类资源,忽必烈先后派第五子忽哥赤和重臣赛典赤经营云南。在忽必烈的精心指导和积极支持下,赛典赤对云南的治理取得成功,云南再次统一于中央王朝的版图,并出现安定繁荣的局面。忽必烈治理云南的贡献,还表现在成功地实现管理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如云南正式成为中央直辖下的一省,并与中央政府建立直接的密切联系;自中庆入湖广达大都驿道的开通,为明代建立贵州省准备了条件;创立成效显著的土官制度,由此开创边疆治策多样化的时期,同时启动了对南部边疆的深入经营与全面开发。     

试论乾隆帝对准噶尔“抚”的政策

清朝建立以后,为了统治地域广阔、民族成分繁多的领土,对西北边疆各少数民族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并根据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加以发展、丰富和完善,逐步形成以"因俗而治"为核心的边疆民族统治政策,这一政策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保持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康熙、雍正统治时期这些政策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到乾隆帝统治时清朝发展处于极盛繁荣时期,与边疆少数民族接触更是频繁。因此,他继承了前朝这一政策,对少数民族继续推行"因地制宜"的民族政策,尤其对实力强大的准噶尔部,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施以"和抚"之策,并且在平定叛乱后也仍然实行安抚,同时做好善后安置措施,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绥抚"思想,实现了维护清朝边疆稳定,巩固中央政权的目的。     

王夫之夷夏之辨与民族爱国主义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是以＂夷夏之辨＂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从王夫之关于夷夏问题的基本观点看,王夫之夷夏论的核心仍然是维持＂道统＂与＂治统＂的一致性,并未突破中国传统夷夏观的基本格局。王夫之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践,始终都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他在夷夏之辨中所流露出来的民族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家国同构＂的历史局限,但其中所传达出来的爱国如家、忠于祖国的道义精神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是中华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夏、夷观

在整个先秦时期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戎夷蛮狄诸多部族,无论就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都还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所谓"夏"、"夷"间的最主要区别即表现于饮食、服饰、社会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等方面.然而,二者之间在以上诸多方面的差别,可以随着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而逐步消失.夏夷思想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统一中国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产生而日渐系统化的.华夏族由于占据了自然环境优越、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带,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周边四夷的歧视心理和敌对态度.但与此同时,战国秦汉时期对周边地区大规模的政治军事经营,却又具有一统天下夷狄诸族的意义,容纳夷狄和统一夷狄的思想遂构成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夏夷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华夏一体与天下一统最终成为夏夷思想的理想抉择.     

僰道西南媚景长——杨慎与云南少数民族

中国史学自《春秋》起,即含有民族偏见:“尊王攘夷”“异内外”“夷夏大防”的所谓“春秋大义”,歧视除中原华夏族(汉)之外的“四夷”。对西南地区,中原人士认为“西南外夷,种别域殊,”(《汉书·叙传》)“不毛之地,无用之民。”(《西南夷传》)视中国版图内之西南夷地区为外域。谬种流传,已根深蒂固。明代安宁杨一清云“云南荒服,前代不入版图,太祖高皇帝命西平侯沐英征服之。”(《条处云南     

云南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体育现状与保护策略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和数理统计法。对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体育现状与保护策略进行总结,特别是云南省现有民族和体育项目概况,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成果概况,云南大多数高校体育教学概况,云南省民运会概况。建议把保护和发展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同全民健身运动结合起来,把保护和发展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结合起来,把保护和发展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同学校体育教育结合起来,把保护和发展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同发展地方经济和促进文化交流结合起来,实现国家立法,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法规。     

开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可行性探讨

对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意义,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指导思想以及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开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可行性思路.     

民国时期云南改土归流述略

民国时期云南改土归流的起因与前朝不同,目的是巩固云南边防,抵御法英侵疆。受当时云南处于多事之秋的客观环境影响,在急进与缓进的指导思想之下,云南政府与土司经过博弈,土司辖地最终形成土流并存的政治格局。民国时期云南改土归流体现的治边思想依然是传统治边思想的延续,但其实施方法有所创新。当然,改土归流的失误也显而易见,对流官的任用不当导致了边疆民族的诸多起事。     

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均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对于增强人民体质的价值,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对于促进民族团结的价值,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对于发展民族经济的价值等方面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进行了研究.     

云南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习俗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探讨

生活在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其特定的生存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下,形成了自身多彩的文化和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其中,婚姻习俗作为各民族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文化事象,有着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各具特色的传统婚俗文化,反映着各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表现着共同追求自由、幸福、美好生活的内在愿望。文章试就云南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与构建和谐社会作初步的探讨。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织机研究

通过实地调查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织机,对现存的传统织机进行分析和归类、初步研究了不同民族织机的结构、工作原理和操作方法.文章认为,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织机种类丰富,具有典型的民族风格.其传统织机主要有踞织机和踏板织机;踏板织机以水平机和斜织机居多;互动式踏板织机由于工作效率较高,在很多少数民族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明朝治边政策研究

明朝为处理好边疆问题,巩固边防,统治阶层在继承历代王朝治理边疆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制定了一整套适应自身的治边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一系列的边疆问题,为促进民族融合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同时也给边疆问题埋下了诸多隐患。研究这一时期的治边政策对于我国当代的边防工作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汉唐两朝在云南地区的治理政策及其影响之比较

两汉、唐朝都曾对云南进行了长期治理,但两汉的治理力度明显强于唐朝。设郡县、派驻大批官吏和军队、强化对地方首领的控制,使两汉在云南的统治不断深入,东汉永昌郡的设立,使云南全境完全纳入了中央王朝版图。到东汉结束时,已经有效管理云南330年,并使后来的蜀汉、西晋仍能有效管理云南。而唐朝更多地依靠和扶持地方势力管理云南,导致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政府难以有效应对,南诏的崛起最终结束了唐朝对云南的控制,历时130余年的治理最终以失败收场。     

论民族体育的社会效益

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正迎着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腾飞的春风,展示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夏五十六个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繁荣的无限生机,光跃着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精髓之一——体育的“奥林匹克”精神.其逢勃发展的趋势以及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正越来越多地受到体育界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民族传统体育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复兴,使它荣登现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大雅之堂,并与现代体育共同发展,相互辉映.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成功举办,正以它无与伦比的国际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显示着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人民的和平、团结的理想愿望,展现出我国各民族的繁荣和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