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球案”

晚清时期,日本无故侵吞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引发中日琉球问题之争。清廷重臣李鸿章主张通过外交途径,以“据理诘问”的对日方针,解决纠纷;在清廷准备与日本议结“球案”之时,李鸿章又建议琉球问题“惟有用延宕之法最为相宜”。李鸿章在清廷处理琉球问题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李鸿章的浅见和软弱,导致清政府在“球案”交涉中的败局。     

小国的触角

小国,尤其是靠近大国的小国,拥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小国,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小国,都非常重要.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思应用到国际体系中,就可以推出“牵小国而动体系”的假设.     

爱与美的追求——壮族作家苏方学创作简评

在近年来引人注目的壮族作家群中,苏方学是颇具特色的一位。他在人们涉足较少的国防科学技术题材领域里默默地耕耘着。他擅长于运用广角镜头观察和反映生活,他有意识地把国防科技人员的生活与少数民俗风情揉合起来,着重写科学家群体和少数民族部落,把笔触深入到先进的科学意识与落后的民族心态的“临界点”上和“聚变”中爆发出来的心力、才力和意志力,描绘和塑造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学     

我国第一位驻外公使——记郭嵩焘出使英法

郭嵩焘,1818年生于湖南湘阴一个地主家庭。19岁乡试中举,29岁中进士,点翰林,跻身封建士大夫阶级上层,步入政界。他与著名洋务派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关系非同一般。18岁读书长沙岳麓书院时,他就与曾国藩换帖订交,后来又与曾国藩、左宗棠成了儿女亲家。他与李鸿章是同科进士,至交朋友。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官运亨通于清廷,而是落得个“骂名穷极九州四海”的下场。作为没落的封建士大夫的一员,他在打破近代中国闭关自守状态的过程中,迈出了领先的一步。著名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梁启超称他是洋务运动时期“最能了解西学”的人。     

日本怎样应付能源问题

日本是”能源消费大国”,每年的能源消费量换算为石油,约达4.l亿千公升,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但日本又是个“能源资源小国”,自给率仅占12％。日本的能源又以石油为主,占74％,而石油的99.8％依靠进口,其中80％来自中东。与欧美比较,日本的能源问题更为突出。现在,不仅日本政府和财界一致强调能源问题是“八十年代日本最大的难题”,而且广大群众也对此表示关切。许多日本人谈“油”色变,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广告天天以能源为题大作文章。     

在外交大国与大国外交之间——读王毅外长“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有感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精辟地分析过大国与小国的不同。他极具洞见地指出：“小国的目标是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命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与痛苦。”     

“日本”与“日本人”悖论之我见

中国文人笔下的“日本”与“日本人”读中国作家描写日本的作品,可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日本”与“日本人”常常处于分裂的状态,前者的美丽、令人神往与后者的丑陋、令人厌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现象,在中国作家描写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中很少看到。《留东外史》(不肖生,1914年)是第一部描写中国人留学东瀛的长篇小说,写所谓的学子在日本鬼混,吃喝嫖赌,洋相出尽,但仍具强烈的爱国之心。一位精通武术的留学生叫黄文汉,专门与日本警察过不去,想方设法捉弄他们,还教训过狂妄无知、军国主义思想严重的日本军官中村清八。在武术比赛中,他智勇兼施,连挫东洋大力士,为中国人争了光。然而,同样是这个黄     

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梁启超《李鸿章传》一书评述

引言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史学界一直把他视为反面人物，概以“千古罪人”定论。但近来重读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一书后，觉得梁启超当时对李的评价是中肯的，可以这样说李鸿章的结局就是时代的结局，我认为李鸿章非常有远见，但是缺乏对世界潮流的宏观视野导致了他虽然努力但收效甚微。     

清末爱国外交官杨儒客死俄京

谈及清朝的外交官,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自然首推李鸿章。可是与李鸿章同时代,有位爱国的外交家杨儒,却鲜为人知。在清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清廷奉行屈辱外交之际,杨儒能以君国为重,置个人得失于度外,在同沙俄强敌谈判中,凛然正气,那攀拳报置之心,远非一般人士可比。杨儒,字子通,汉军正红旗人,生年不详,从他同治六年中举来推算,可能出生在道光末年(1848年)左右。曾出任常镇道、温处道、徽宁池太道。光绪18年(1892年)以四品卿身份出任美、日、秘三国大臣(公使)。1896年调任驻俄、奥、荷三国大臣,“去国九年,差期两届”。后来他在同俄国谈判中,忧急成疾,跌伤中风,半身不遂,病中又染伤寒,于1902年2月19日客死俄京彼得格勒。     

李贺何以称鬼才

唐代的诗坛曾升起一颗耀眼但却短暂的流星,这便是天才而又短命的诗人——李贺,他以独特的创造风貌被诗坛誉为“鬼才”,对于他独特创造风貌的具体表现论述颇多,本文在这不再赘述,本文试图从个人心理,审美心理以及诗坛风尚这三个方面探讨一下李贺这一独特创作风貌的成因。一、变异心态文学是充满主体生命的审美创造,作为创作主体的人,其特殊的心态对作品风格的显现有很大的影响,李贺诗歌反映出的心态可用“心如死灰”四字概括。请看他的真实剖自：“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恕谢如枯兰”（《…     

中国通长野朗的“满洲占有论”辨析

抗日战争前与抗战时期,被称为中国通的日本人长野朗写了许多介绍当时的中国、评论中日之间各种问题的论著.在他的对华观中不乏一些良好的思想要素,但也蕴涵了许多不健康的思想因素.譬如,他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问题上,存在着不少的偏见与荒谬之处.长野朗“满洲占有论”的主要目的在于,政治上为日本占领东北制造理论依据,经济上替日本筹划掠夺东北的自然资源;他的“中日共存设想”狭隘霸道,充满着侵略扩张的思想意识.     

充分发挥班主任在“心育”工作的主导作用

本文针对中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分析,阐明了班主任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应保持良好的心态,特别是在日常教育管理学生的工作中,要遵循“心育”的原理,坚持“心育”原则,贯彻“心育”思想。在解决矛盾、处理问题时首先从“心育”角度出发,做到先“听”后“讲”、先“理解”后“教育”,使班级每个学生都成为心理健康者,充分发挥班主任在心育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论柳宗元后期诗歌

柳宗元后期的诗歌创作,透露出一种幽怨凄苦的“寂寞心”。性格特征、政治遭遇、家庭生活、贬地环境四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是其形成的原因。另外“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常见心态,而柳宗元与谢灵运的“寂寞心”却有不同之处。     

李鸿章:夹缝中的“现代意识”

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1865年,李鸿章在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理想与现实的两难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     

文化上的敌对——一个日本主流史学家的中国观

津田左右吉(1873-1961),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上世纪30年代,他对日本神话的研究遭到日本右翼学者攻击,并由于“对皇室不敬”被告上法庭。但战后他开始享誉日本学术界;1947年成为日本学术院会员,1949年被天皇授予文化勋章。一直以来,日本的史学家对津田左右吉推崇备至,奉他为历史学的巨匠。1938年,他出版了《支那思想与日本》(之所以沿用支那一词,是因为这样才忠实地反映作者的心态)一书,对中国文化多有议论。在此,我们细细阅读一个日本主流知识分子的中国观,感受当时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日本     

李鸿章对朝政策与《朝美条约》的签订

1876年签订的<朝美条约>是清政府为维护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而采取的一种新的外交政策(即李鸿章将传统的以夷制夷和西方的均势外交相结合的政策)的产物.通过分析李鸿章对朝政策出台的背景,及这种新的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朝美条约>的签订及影响来阐释清政府这一时期对朝政策的矛盾心态,客观认识、评价这一时期对朝政策.     

袁凯的心态演变与诗歌创作

作为元明之际足以和“吴中四杰”比肩的袁凯。其诗歌创作随着外部环境与心态的变化而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元末,他的心态以“闲适”为主,诗歌创作也表现出浓烈的“山林”气息。入明为官以后,他的心态以“畏祸”为主,在写作“台阁”诗的同时,也写作了大量压抑伤感的“私人化”作品。靠“佯狂以自全”的方式获得“归隐”后,他的内心充满颓废,诗歌创作呈现出“山林”与“台阁”的双重失落。袁凯身上既浓缩了元明之际吴中文人的普遍性特征,也表现了自己丰富而独特的个性。     

小国政治的喜剧

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著有《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美国内外,这个论断流传甚广。笔者不赞同、无兴趣于米氏的悲观主张。但是,我却想把这个说法借用和改变一下。按照“二分法”,“大国”对的是“小国”、“悲剧”对的是“喜剧”,于是,我把“大国政治的悲剧”改为“小国政治的喜剧”。当然,这里的“小国”是相对而言的。有的小国应该叫做“中型国家”或者“重要国家”。“小国政治的喜剧”指的是什么呢?这要从最近一些亚太中小国家的举动谈起。因为在我看来,这些国家正在上演着“小国政治的喜剧”,尤其是北太平洋的韩国和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     

中西文化冲突中康熙心态析——从“扬汤之争”到“礼仪之争”兼论中国近代化问题

康熙亲政的半个世纪,中西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遭际。康熙对西方文化既有亲和致用心态又存“体”“用”矛盾的心态,当西方文化之“用”危及封建清王朝之“体”时,即行禁止,他对“扬汤之争”和“礼仪之争”的处理反映了他这种复杂变化的心态。中国在康熙时代的中西文化碰撞中由初始的开放趋向封闭,终未能涵化出一种新型的文化,中国没有主动地走向近代化,从而落伍于世界近代化潮流。     

李鸿章办洋务浅析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一生中镇压过太平天国革命,对外签订过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人们在提到他时自然要说他是刽子手、卖国贼。但是,李鸿章一生中有三十多年时间从事于对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洋务运动。近年来,史学界也开始注重研究他的洋务活动,尽管表述各有不同,但都认为他是洋务运动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的说他是洋务派的旗帜和主角;有的说他是洋务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还有的说谈洋务运动,就不能离开李鸿章,研究李鸿章也不能不谈洋务运动。在公认的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奕訢、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中,奕诉是皇族,由于满州贵族的腐败,他实际上对洋务运动起的作用并不大;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发起人,但他在1872年就死了;左宗棠也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推行者,他在1885年也死去了。只有李鸿章始终参加和主持了这个运动,他办的洋务最多,为时最久。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