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毒副作用”与“不良反应”

从术语的概念入手,解读了“毒副作用”“不良反应”这两个术语的关联与异同,以期更多的人了解两者的真实含义,并规范使用。     

“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辨析

对“古文”“古文字”“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辨别,并在此基础之上分别给这几个术语进行了定义,希望能够有助于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正确地使用相关术语。在汉字研究中,某些术语的使用目前还存在着同名异实、同实异名、概念交叉等相互纠缠的种种混乱现象。对这些混乱现象进行分析和辨别,将有利于规范使用汉字学术语,厘清某些理论上的模糊认识。以下对“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进行简要的辨析,希望能够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对正确使用相关术语有所帮助。“古文”“古字”与“古文字”这样的名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已出现了。例如,《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汉书·艺文志》云：“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郊祀志》云：“张敞好古文字。”“古文”是汉字研究中具有悠久历史而又十分重要的一个术语。但“古文”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却经历了不小的变化。许慎《说文叙》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由此可见,许慎是以“古文”来指称早于籀文的古字体的。许慎等古文经学家认为,虽然古文经书的书写时代晚于《史籀篇》,它们所用的字体却早于籀文,因为孔子等人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许慎等汉代学者对“古文”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现代,仍有不少学者持此种观点^[1-2]。近代以来古汉字学开始兴起,古文早于籀文的说法遭到了怀疑。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的自序中,根据《说文》古文与周代金文不合的现象,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上是周朝末年文字的看法。他说：“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皆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虽存篆籀之迹,实多讹伪之形。”陈介祺在为《说文古籀补》写的序里也说：“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后来,王国维又根据大量资料断定所谓古文应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参见《观堂集林》卷六、卷七)。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大量六国文字资料,印证了王国维对古文的看法^[3]。从目前来看,学者对“古文”这个概念仍然没有一个十分统一确定的认识。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战国以前的古文字^[4];或指秦统一文字以前所有的文字^[5-7];或指与隶书相对而言的先秦古文字^[8-9]。(2)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7];或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10-11];或指以《说文》古文为主,包括诸如石经古文、《汗简》古文等转抄于战国文字的字体^[3,5,8];或指流传到汉的战国时人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9]。由此可见,人们对“古文”这个术语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那么,从名词术语规范使用的角度出发,应当如何给“古文”一词确定一个较为明确而合适的定义呢？笔者认为,对“古文”一词取广义的理解并不太合适。这是因为,首先,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实际上源自古代学者的使用习惯。这种使用习惯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古代汉字面貌认识上的局限和模糊不清,另一方面也是古人使用术语时,习惯上不太注重名词术语含义的明确化、科学化的一种表现。其次,根据当代学者对“古文”一词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取狭义的理解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特别是在古汉字学界。那么,“古文”一词的明确含义究竟如何理解呢？显然,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术语,“古文”一词既非仅指“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也不能笼统地说是“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考虑到目前该术语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汉字学上对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所使用汉字的统称,如孔子壁中藏书所用文字,《说文解字》、《三体石经》、《汗简》等收录和使用的“古文”。下面看“古文字”和“古汉字”这两个术语。自汉代学者开始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以后,它就一直是用来专指“先秦时期古代汉字”。20世纪初叶,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先秦古汉字的整理和研究掀起了新的热潮,古汉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于对传统的认同,包括罗振玉、王国维、唐兰等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习惯性地把先秦古汉字统称作“古文字”。客观地说,这一用法确实影响了很多人,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继续这样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从20世纪50年代起,有学者开始用“古汉字”指称人们惯称的“古文字”。例如,蒋善国在《汉字形体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青铜器时代的终结,标志着古汉字的转化。”“汉字的象形面貌,除甲骨文外,只有依靠金文来保存,金、甲文是古汉字的两个宝藏。”姜亮夫曾说：“甲骨文字与部分殷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这才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汉字。从其形体的形式与内容来分析,都可以肯定它们是已经很进步的古汉字。”^[12]裘锡圭等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经常使用“古汉字”一词。比如,他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凡是独立形成的文字体系,都是像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那样兼用意符和音符的文字。”近年来,“古文字”、“古汉字”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仍然不够统一和明确,很多人已接受“古汉字”一词,但沿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的也还不少,两个术语共同用来指称同一个概念的用例也屡见不鲜。近年来,“古文字”一词用法调整的必要性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一些研究者就如何正确使用这一术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诚说：“古代文字可以简称为古文字,当指那些记录、传达各种古代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应该包括埃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甲骨文等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13]《语言学百科词典》“古文字”条：“指镂刻在硬物体上和写于软物体上的古老文字。”《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古文字”条：“广义的古文字指苏美尔楔形文、埃及圣书字、美洲玛雅文等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古代文字。”笔者认为,从术语使用的理据性来说,用“古文字”这个术语来专门指称“古代的汉字”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世界上的“文字”有几百种,并不是只有“汉字”一种,而且“古文字”除了“古代汉字”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民族使用的古代文字。人们之所以仍然把“古文字”一词当作“古汉字”来使用,主要还是由于习惯的原因和对传统的遵从。也许有人认为,使用“古文字”来指称先秦古汉字,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在汉语中“古文字”一词已被赋予了专指汉字而言的特定含义,因此没有必要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叫法。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其理由如下：(1)如果仍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那么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给“包括古代汉字在内的世界各种古代文字”这个概念命名呢？若称以“古文字”,则必然造成“一个名称,两个概念”的混乱现象;若不称以“古文字”,还有其他更为合适的名称吗？(2)使用“古文字”指称“古汉字”,与人们通常对“文字”这个术语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冲突,也不符合术语命名力求的系统性原则。(3)术语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和发达的重要步骤,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高度来看,暂时地牺牲使用上的习惯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4)“古汉字”这个术语早已有许多学者使用和提倡,且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和接受。总之,从术语规范的立场出发,笔者建议,用“古文字”专门指称“世界各民族在历史上创制的各种古代书写符号系统”这一概念,它应当包括古汉字、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美洲玛雅文字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为防止术语使用的混乱,应尽量避免用“古文字”来专指“古代汉字”。为进一步明确“古汉字”这个概念,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它所指的上下限。实际上,古汉字的起点时间,迄今还难以确定,商以前,可称为汉字的原始阶段。其下限年代,过去一般以秦篆为界(包括《说文》小篆)。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文字材料表明,隶书的萌芽始于战国期间,直到汉文景之世,它仍然保存了古汉字结构的鲜明特点,所以,古汉字应包括西汉早期的文字材料^[14]。因此,“古汉字”这个术语的定义,大体上可以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包括原始古汉字、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系文字和汉代早期处于隶变过程中的古隶书等。     

“世界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英语”与“作为国际语的英语”术语辨析

“世界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英语”“作为国际语的英语”虽然都可以用来谈论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和地位,但它们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文章依据社会语言学理论探究这三个语言学汉译术语背后的概念并阐述其联系和区别,令术语使用更加规范。     

“抽苔”还是“抽薹”

正确使用科技术语,对语言文字规范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术语本身有误,就会让使用者感到困惑,继而造成使用上的混乱。“抽薹”误作“抽苔”便是其中一例。文章分析了错误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修改建议。     

术语“自主学习”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界定

在西方，专家们对“自主学习”这一概念应使用的术语争论不已。文章从纵向角度探析了英语中关于“自主学习”的不同术语及其含义，剖析了不同术语之间的关系，比较了中西文化中“自主学习”的不同内涵，并探讨了正确理解“自主学习”含义的重大意义。     

“抽苔”还是“抽薹”

正确使用科技术语,对语言文字规范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术语本身有误,就会让使用者感到困惑,继而造成使用上的混乱。“抽薹”误作“抽苔”便是其中一例。文章分析了错误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修改建议。     

话“术语哲学”

2003 年,国际术语学研究所举办了东西欧术语学基础理论比较研讨会,在此会议上,来自东、西欧的术语学研究者畅所欲言,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奥地利(代表欧洲中西部地区)和苏联等东欧国家逐渐发展起来的术语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研讨。俄罗斯女学者阿莱克谢耶娃做了“术语学和哲学之间的相互影响”的主题发言,国际术语学研究所副所长布丁教授也以“对术语哲学的展望”为题做了演讲,它探究了术语学的哲学源头,分析了术语学理论与“知识工程”和“知识本体”的内在联系,以此作为对东欧学者的呼应。文章旨在介绍布丁教授这篇演讲里的重要观点,以期为广大读者充分了解术语学的理论基石提供途径。     

剖析术语误译,兼论“找译译法”

文章以国内公开发表的三篇典型术语误译纠错论文为例,对术语误译使用的翻译方法和术语正译使用的翻译方法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三篇术语误译纠错论文中术语误译所使用的翻译方法均为“现有译法”,而术语正译所使用的翻译方法均为“找译译法”。文中的“找译译法”指的是依据原语术语的含义,通过适当的方法,直接从译语专业文献中找出与原语术语相对应的译语术语的翻译方法。“现有译法”指的是在目前翻译专著、论文中经常提及的直译、意译、音译等术语翻译方法。原语术语,按其在译语中有无对应的译语术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另一类是无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在我国术语翻译文献中,虽未见到“找译译法”的字样和系统的理论论述,但不时会见到诸多译者以不同方式表达出的“找译译法”思想。“找译译法”是我国术语翻译宝库中的瑰宝,继承“找译译法”并将其付诸翻译实践对于降低术语误译率、提高翻译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传播”定义发展探究

目前中国对“政治传播”这一术语的概念界定尚不明晰,没有统一的认知,甚至出现将“政治传播”和“政治传播学”混淆使用的情况。文章通过梳理政治传播在西方和中国的发展脉络,比较各种对“政治传播”这一术语的定义,发现“政治传播是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这一定义相对准确。     

恩格斯著作中“蛋白体”的原意

问题的由来恩格斯在其著作(特别是《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多次在使用“蛋白”、“蛋白质”这样的术语的同时使用了“蛋白体”这一术语,而这一术语又是和恩格斯关于生命的著名论断——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相联系,所以它就成了人们十分关心的一个概念。“蛋白体”这一术语在现代化学中已经消失,至少一般科技工作者很难有机会在当代的化学文献中遇到它,于是对它的理解便发生了困难。结果只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人按照自己的逻辑加以理解,几乎到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地步了。有人说:蛋白体“大体上是与原生质同类的东西”;又有人说:“蛋白体应该是指蛋白质和核酸两大类生物大分子的复杂体系”;另有人说:“蛋白体是以蛋白质为基础的多物质体系,     

中国古代军语英译策略浅析

以《孙子兵法》四个英译本中军语英译的描述性分析为基础，探讨了中国古代军语的英译策略，提出了重复、转换拼写法、语言翻译与文外解释或文内解释相结合的方法。     

中国古代军语英译策略浅析

以《孙子兵法》四个英译本中军语英译的描述性分析为基础,探讨了中国古代军语的英译策略,提出了重复、转换拼写法、语言翻译与文外解释或文内解释相结合的方法。     

基于汉语术语学的《尔雅》研究

《尔雅》是中国古代解释汉语词义的专著,也是中国第一部汉语辞书。从汉语术语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古代经典作品《尔雅》进行深入的讨论和解析,提出《尔雅》不仅是中国第一部汉语术语辞书,也是中国第一部百科汉语术语辞书,其在汉语术语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是汉语术语史的主要研究资料之一。     

基于汉语术语学的《尔雅》研究

《尔雅》是中国古代解释汉语词义的专著, 也是中国第一部汉语辞书。从汉语术语学的角度出发, 对中国古代经典作品《尔雅》进行深入的讨论和解析, 提出《尔雅》不仅是中国第一部汉语术语辞书, 也是中国第一部百科汉语术语辞书, 其在汉语术语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是汉语术语史的主要研究资料之一。     

编订名词馆与《数学中英名词对照表》的编订

编订名词馆是清末学部负责统一各学科名词的机构。在数学名词方面,该馆统一了算学、代数、形学、平三角、弧三角、解析形学等类名词约1000个,将其编订为《数学中英名词对照表》。编订名词馆统一数学名词的活动开创了中国官方统一数学名词的先河,这一活动所遵循的原则是:有选择地采用旧译词;常发掘雅驯的古字来另译新名;基本不直接采用日译词。尽管由于日译词涌入并流行以及白话文普及对文言文的冲击等原因,具有严译风格的雅驯译词后来被淘汰,但《数学中英名词对照表》中“仍从旧译”的大部分数学名词留存至今,对后来中国的数学传播起到积极作用。     

天人合一论的生命哲学与环境伦理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精神实质,也是古代生命哲学最深远的理论背景,中国古代生命科学通过阴阳应象、生命应时应方与五行类比的理论方法与逻辑,最终落实到以一整套自然治疗措施来调整个体生命的失衡,这一切都与现代环境伦理的精神深刻一致。     

试论中国古代地学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

该文从６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地学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即中国古代地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山川崇拜的关系、中国古代地学与旅行考察的关系、中国古代地学与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中国古代地学与哲学思想的关系、中国古代地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古代地学与宗教、风俗的关系。从这些关系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探索自然、考察社会，社会需要是中国古代地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因素，也是未来地学发展的基本因素。     

惰性气体元素中文名之由来

文章主要目的是研究惰性气体元素中文名词氦、氖、氩、氪、氙、氡的形成。在19世纪末，这些元素名词是以意译方式出现，如阴（氩）与曦（氦）。在1907年《化学语汇》第一次提出氩、氦、氪等音译名词后，惰性气体元素中文译名便开始往音译名词上发展。而氖字，可能最早出现于1908年。氙字是首次出现在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然而在此前一年在化学讨论会所通过的是氤。至于氡字，是在1937年教育部所举行的化学名词审查会议中所决定的。     

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几个问题

化学成分体系的确定是中国古代玻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采用外束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PIXE）、感应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ICP—AES）等技术对中国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并结合国内外其他学者对古代玻璃研究的现有成果，从科技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玻璃（主要是东汉以前）研究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指出：应加强对西周到战国时期中国出土的釉砂、玻砂、镶嵌玻璃珠（含陶胎镶嵌玻璃珠），以及伴随古代玻璃同时出土的绿松石等文物的科技研究，并结合对中国古代陶瓷和冶金技术的研究，以进一步探索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     

汉源术语的本质及其特征

术语是折射人类思维进化的一面镜子。中国的科学思想发展呈阶段性特征——从古代科学到近代科学再到现代科学,每个阶段的术语状况都有所不同。中国独特的科学技术思想通过古代汉源术语研究可以得到彰显,这对当代汉语术语创建以及汉语术语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文章从中国古代科学知识与思维类型、汉语专业词汇、汉源术语的确定和汉源术语的特征这四个方面阐释汉源术语的本质及其特点,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对其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