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公正:和谐社会构建的起点

在贫富分化加剧、区域发展失衡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和构建无疑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它也是执政党成熟执政的重要标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虽然千头万绪,但分配公正显然是这一系统工程的起点,因为它直接表征了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共同富裕”,同时也是通往“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     

中国贫富分化现象分析

我国目前贫富分化现象已经引起广泛,统计数据表明我国贫富分化主要表现在区域差别、行业差别、收入差别等方面,这些差别是由于体制、政府政策、收入分配机制和市场环境等因素造成的.严重的贫富分化对社会的稳定、消费需求的扩大、公有资产的安全等有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通过市场调节和政府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来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紧迫性评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扩大。我国收入差距也不断加大,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贫富差距问题,对社会稳定构成复杂而深刻的多重影响,是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三农”问题：社会公正与社会排斥

“三农”问题是由于历史与现实、体制与制度等原因造成的长期无法解决的农民基本生存与发展问题。而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产生恶性循环,使得农村、农业、农民与城市、东部与西部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差距,最终使作为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主要社会群体日益弱势化,这是我国当前最大的社会不公正。而这种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趋势和社会公正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作为我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农民日益被排斥出正常的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之外。因此,三农问题隐含的实质是社会公正失衡与社会排斥。     

社会不公与心理失衡研究：现状及展望

社会公平是一种价值判断,建立在权益平等的基础之上。社会变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会发展的副作用＂,其中社会不公问题首当其冲,社会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均出现了极为显著的不平衡,社会公平缺失极易造成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加剧,影响社会心理,导致了群体和个体心理失衡。分析了社会不公与心理失衡的内涵,阐述了社会不公的表现及其导致心理失衡的类型与心理失衡的五种危机,指出了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平抑社会不公平感的相应对策。     

仇富和崇富的悖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成现实。目前,贫富差距不仅存在且有拉大趋势。收入增长的马太效应是一个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只是,我们需要善加区分两种性质不同、影响不同的贫富分化,即共同富裕下的贫富分化和贫困深化下的贫富分化。对共同富裕下的贫富分化来说,贫与富的变化只是一个相对的变化,实际上贫已不贫,富则更富。这是一种同向的变化,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是无论大家的收入水平处在什么样的档次上,从纵向的眼光看,都比过去更上一层楼了;另一方面是彼此之间的收入差距只是表明一个相对意义上的“贫困”,绝对贫困已经不存在…     

社会转型期我国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创新

制度是现代国家实现社会公正、保持社会安定必不可少的社会性事业,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优先发展竞技体育方略的内部机制与社会转型期公共产品发展失衡的外部环境条件共同导致了我国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失衡.本文以社会公正为视野,从调适体制、财政保障体制、表达和决策体制、多元化供给体制和监督体制等制度创新维度,提出了解决我国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对策.     

浅论和谐社会中公共政策的构建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同时我国当前的国内形势也较为严峻,尤其是贫富失衡、城乡失衡、地区失衡等比较严重。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务之急。本文分析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存在的问题,阐明了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现实困境及原因,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浅论和谐社会公共政策的构建。     

改善民生视角下的社会管理改革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住房,医疗,社会保障,教育,贫富分化等问题严重的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本文从改善民生视角下对社会管理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     

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公正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面展开,社会公正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国内社会学者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对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公正问题、现阶段的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对社会公正的影响、贫困问题与社会公正、社会公正的基本理论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审判质量管理的“满意”与“公正”之间

公众对案件的"满意度"与"司法公正"的内涵本身存在的原理性冲突,当事人对事件结果公正的不同理解、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导向,直接影响着公众对司法案件的认识和评价。一旦舆情被某种因素引导,社会舆论就容易发展趋向于一种或几种极端的论调,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其中非理性的部分社会舆情将产生巨大的力量,可能引发"满意"与司法公正的较量。"河北王朝案"就是发生在审判质量管理背景下舆情与司法的一次激烈冲突。因此,应弱化以"满意度"作为案件质量评估的指标,从而回归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本质。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会公平——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活动中出现的一些超出现行社会规范的行为,是社会关系中出现的一种不协调、不和谐现象,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生,是社会矛盾的体现和反映。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突显社会公平,形成一个公平、合理和有序的良性循环的社会,因此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核心与价值取向。     

发展的合理性指向下的公平与效率

发展具有内在的合理性规定,它不仅是一个快与慢的问题,还是一个好与坏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怎样发展的问题,更是一个为谁发展的问题。发展的合理性不仅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密切,而且要求调整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具有阶级性和阶段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其过渡性。当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待调适,做到在公平基础上追求效率。     

旅游孤岛效应形成原因及其治理路径

景区与社区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研究和产业实践高度关注的领域，也是旅游目的地实现优质发展难以回避的焦点问题.研究以反映景区与社区隔离关系的旅游孤岛效应作为切入视角，解释封闭型景区与周边社区矛盾冲突的诱发原因，并构建缓和矛盾冲突的治理路径.主要结论如下：1) 旅游孤岛效应关于空间与权利理论在分析封闭型景区与周边社区矛盾冲突时具有较高的适用性；2) 旅游资源资本化演进过程发挥作用的极化、虹吸、封闭三种空间作用力量，使封闭型景区与周边社区关系呈现出对抗程度递增的协调型冲突、竞争型冲突、对抗型冲突三种状态；3) 根据对三种类型矛盾冲突的诱因分析提出相对应的治理路径，形成缩小发展差异、降低封闭阻滞、弱化矛盾对立的三大治理思路.基于旅游孤岛效应视角分析景区与社区之间的矛盾冲突，既拓展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领域，也有助于促进目的地旅游的高质量发展，还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兼顾公平与效率实现社会科学发展

反思和讨论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对前期改革之路的回顾与反思，有利于正确认识当前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有利于正确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向和道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需要作出调整，要从社会发展的高度和全局出发来认识和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发展观决定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由这一关系决定发展观，当前更多地考虑和注重社会公平问题，是与深化改革的方向完全一致的。     

关于解决高校教职工群体矛盾的思考

当前高校内部“三支队伍”之间、不同身份教职工之间、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之间存在着突出矛盾,这些矛盾呈现出利益性明显、群体性突出、复杂性加大和联动性增强的特点。要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建设和谐校园,根本的手段是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以“教授治学、校长治校”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以教代会为主渠道的校务公开制度、“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校内分配制度和适合高校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     

文化冲突和文学翻译

本文通过分析英汉和汉英翻译中的具体实例,试图说明由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文化冲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并指出要想在两种语言之间达到“功能对等”,积淀在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而,在文学翻译中,神似是最重要的,应该力求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读者相同或相近的感受和体验。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探析

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方法论,站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的维度来审视市民社会,克服其神秘主义的影响,从而实现了“伦理关系”向“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的转换”,并由此创立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历史唯物主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动,加强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厘清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对待转型时期复杂多变的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早日实现。     

场域理论视角下高校辅导员与学生关系的冲突与调适

高校辅导员与学生关系是高校师生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置身其中的主体即可能和谐共生,也可能相互撞击。本文借助场域理论,以关系思维思考辅导员与学生关系的冲突表现、冲突影响、冲突归因,强调辅导员与学生在调适冲突、构建和谐关系中应承担的义务与责任。     

论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及整合

少数民族地区目前仍保留着传统而特有的社会关系调整机制即习惯法;与此同时,国家法的大量深入,逐渐成为社会关系调整的主导。两种机制的并存且同时发挥作用,必然带来两者的冲突与碰撞。为了切实增强国家法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调整能力,协调并整合国家法与习惯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只有采取有效措施,才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