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漕舫首部结构强度设计

采用直接设计法对运河漕舫的首部结构进行了强度设计.在给出该船体首部结构的设计载荷为波浪冲击载荷与静水压力载荷的基础上,采用有限元方法对该漕舫进行了结构以及载荷模拟,并根据有限元计算结果对船体首部结构提出了加强方案.研究结果对运河漕舫首部结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及设计参考,对该船体结构航行的安全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清代转运天津截漕述论——以雍正二年转运至通州为例

清代,从东南地区运往北京、通州及边陲的漕粮时常由于漕船迟至、北运河不畅等原因被截留在天津,这些截留在天津的漕粮会在适当的时候再行转运。记载转运天津截漕过程的史料很少,雍正初年曾任兵部侍郎的李绂在其文集《穆堂别稿》中留下了一篇日记,详细记载了雍正二年转运天津截漕至通州的全过程。     

明清时期漕船的趱运

明清时期,为保证漕粮船只按时抵达目的地,朝廷分别委派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对漕船进行催趱。明初,中央官员的委派并无定制,自万历六年开始以御史为专职催趱漕船的中央官员;清承明制,直至清末。催趱漕船的地方官员,明清两代略有不同。明清两代以漕运为国家命脉,视漕粮为＂天庾正供＂,朝廷设官派员,专司催趱之责,及由此而起。然而在催趱漕船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弊端。     

博弈与冲突:从《清实录》看道光朝的闹漕斗争

道光朝是整个清代急剧变革的时期,其既失去了康乾盛世的繁荣,又面临重重的国内外矛盾,是清王朝迈上衰落道路的转折点。当时漕运已是社会各种势力博弈的焦点,其中官、绅、学、民之间的利益纠结与冲突使闹漕斗争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而统治阶级与地方政府力图通过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达到维护封建统治与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目的。     

深窄漕加工铣床的研制

根据生产需要，从实际出发，利用闲置的设备，研制了一台可以三维运动的深窄槽加工铣库。该机床制作成本低廉、铣刀加工角度．可调、整体技术含量高．可完成240mm加工空间的特殊部位形状各异的深窄漕加工，特别适合于深槽、深孔的铣削、钻削和镗削，具有一机多用的功能。     

隋唐东都洛阳城水系浅析

隋唐时期的洛阳城水系发达,河流众多,其水系主要分为自然水系和人工水系两大部分.伊、洛、瀍、谷构成了洛阳城的自然水系系统.此外,在城内以洛水为主干兴建了许多渠道,在洛水北岸有漕渠、泄城渠、写口渠,在洛水南岸有通济渠、运渠等,还南引伊水与运渠相通.同时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在所开四段运河中,有三段的衔接处均在洛口,以洛阳为中心的漕运网的全面建立,给洛阳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繁荣.     

基于势流理论的门桥兴波阻力计算

提出了门桥漕渡水阻力计算，特别是兴波阻力计算的新方法。该方法基于势流理论，考虑门桥的漕波速度和水流速度，通过坐标变换，确定了速度势的适定性条件。并选择合适的格林函数满足除门桥湿表面以外的其他定解条件，则场内的速度势只要由这一格林函数及其法向导数在门桥的湿表面上分布即可决定，大大降低了计算工作量。最后，利用面元法进行数值计算。     

南昌滕王阁明清庾楼群汇考——江右史话批判之四

本文通过地毯式发掘、排比明、清江右省、府、州、县、厅<官志>"省会水次漕仓"原始档案,系统还原明、清两代五个半世纪间.南昌章江水次五十余县邸阁漕仓"望江楼"群密集汇聚历史原貌;率先揭举明景泰三年又嘉靖六年江右官宪挪移高安等县废仓直接改筑滕王阁之滕学建筑秘史;并深刻揭示汉晋邸阁隋唐转型运动虽降至明、清,仍不断重复其农业文明仓储文化遗传基因漕仓邸阁/名胜楼阁/会馆公寓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三重复合身份循环转换的生命轮回模式;全面辩证洪州滕王阁原生态邸阁历史文化圈自然、人文、经济地理学核心价值;穿透封建史学迷雾与江右史话泡沫,复原千古名楼滕王阁庐山真面目.     

明代川西北的卫所、边政与边地社会

卫所是明代在川西北统治体系的重要军事依托。在以安抚为主的治边政策影响和文官系统层层监管下,卫所成为明代川西北边政的主要执行机构之一。除肩负军事防御职责外,卫所同时兼管与藏羌事务相关的具体行政职权,无形中拓展、加深了卫所与川西北边地社会之间的接触广度和深度。更为重要的是,为解决卫所粮饷等物资供给问题,明代官方举措和卫所戍军自发性的谋生活动,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代川西北戍军与藏羌民族之间的族际互动。     

明代万历时期云南人口数量考证

关于明代云南的人口数量究竟有多少，有的学认为直到明末崇祯时云南的人口仅240万．最高的估计也只有300多万。为此，在广泛收集并分析有关明代云南军籍人口、民籍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献记载的基础上，通过详尽的考证，分别得出了万历时期云南军籍人口、民籍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由此推断出万历时期云南的人口数量应在500万人以上。这为从事云南移民、民族分布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可信的基础。     

山东运河区域经济对《水浒传》成书时代上限的有限界定

同宋江起义历史本事及以宋江起义为素材的各种文艺作品相比,《水浒传》中的宋江起义有明显的变化:规模上扩大了,改变了流寇主义的斗争形式,在山东梁山建立了根据地。起义队伍规模的扩大及于山东梁山建立根据地也相应地对山东运河区域提出要求———鲁西地区提供相当程度的物质供应;而梁山起义军在短时间内筹集到300万石军粮决定了《水浒传》产生时期与山东运河区域的经济繁荣密不可分。考察山东运河区域经济的历史状况,能够得出《水浒传》成书的上限在明永乐宣德年之后的结论。     

台儿庄明清时期的商贸业

台儿庄地处鲁南,历史上因运河而兴。由于台儿庄地处京杭大运河南北交融的中心地带,因此作为中国漕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运河商贸业,在明清时期的台儿庄得到迅速发展,繁盛一时,不仅促进了鲁南苏北地域经济繁荣,而且促进了中国南北方物资交流。挖掘和研究台儿庄明清时期商贸业的形成与发展、商贸业的表现形势,以及商贸业繁荣的标志、原因等,对于指导台儿庄古城建设及其现代业态布局,推进文化旅游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明代广西人口数量考证

通过对官方统计的广西布政使司所辖的民籍人口数进行了细致的考证 ,和对未纳入统计范围的军籍人口数和大量少数民族人口数的尽可能推测 ,估算出明代万历 6年今广西境内的人口至少已达到了 4 0 0万人。     

明代云南的土军和土兵

明代云南土军分为三类：一为少数民族土司控制的本族军队,二是由当地各族民众组成的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军队,三是编入卫所中的在编军队,各卫里面的中左所军队即属此类。云南的土兵,按照广义的内容范围,包括卫所土军、地方土兵和土司军队三部分。按照狭义的定义,则专指卫所中的土军。卫所土军在云南诸卫所中,一般而言,除正规的五所外,另外增加的千户所,多是由土军及归附的地方土兵编成。地方土兵则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乡勇土兵。而土司军队则是由云南土著民族士兵群体构成的军队。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军。     

明代"开中"在黔实施述评

明洪武三年至弘治五年计120多年间,实行"开中法"以解决边远地区军粮问题。明初,大批军队进入贵州,造成军粮不继。贵州建省后,明廷又调集大军入黔镇压各族人民起义。因此,明廷长期在贵州实行"开中法"。     

论宋太宗两次北伐中的军粮供应困境

宋太宗对辽高梁河之战、雍熙北伐均以失败告终。两次北伐中，军粮需求量大、百姓不堪重负；幽州及其周边遭遇兵燹，军粮供给受限；军粮征调地域较广、转输难度大。以上军粮供应的困境限制了宋军的军事行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宋太宗两次北伐的失败。     

论《桃花扇》是忠清之作——兼评徐振贵《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

《桃花扇》中的几个时间都是经过精心设定的,表明孔尚任既有对历史的沉思,又有对现实的关怀。清初官方断明亡于崇祯朝,是亡于闯贼、亡于权奸、亡于门户,承认明朝及崇祯的正统地位,并祭祀明陵、礼葬崇祯、褒奖殉难诸臣,不承认弘光朝,而《桃花扇》的观点与官方一致,所以剧中祭崇祯及殉难诸臣并不意味着反清。“入道”即避乱,是暂时的,最后的结局是老赞礼下山颂圣。因此,应认为《桃花扇》是一部忠清之作。     

民国时期广西乡村民间借贷负债额特点分析

民国时期,在广西乡村民间借贷体系中,由于借贷的高利率和乡村借贷资金的缺乏等原因,农户负债的数额较小。因债户偿还能力较低,负债额呈增大趋势。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阶层的借贷数额差异较大,负债额占农户收入的比例较高,这对农户的生产生活和乡村经济发展不利。     

长征的胜利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长征的胜利在客观上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没有长征的胜利,就难有西安事变的发生.其联系具体表现如下1.长征的胜利为把红军与东北军在西北形成的内战对立关系向统一抗日方向转化提供了条件.2.长征胜利前红军对东北军的三次重大军事打击,是促使张学良、东北军走抗日道路的重要条件.3.长征胜利后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事变发动和解决的政治基础.4.长征的胜利把党和红军的指挥中心放在陕北是事变发动和解决的重要因素.     

郑芝龙与隆武朝

郑芝龙本是明末闽粤沿海海商海盗集团的首领 ,受抚后 ,担任福建总兵之职。他借助明廷的名号和力量 ,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贸易。明亡后 ,明的残余势力先后在南京和福州建立福王、唐王政权。郑芝龙遂翊赞唐王 (隆武帝 ) ,统管当时全闽兵马 ,以至权倾朝野。但他拥立唐王的目的并非为了抗清复明 ,而是为了保住自己海上贸易的特权 ,故当清军大兵压境时 ,他不作任何抵抗就投降清廷。历来史家都把唐王政权的灭亡归咎于郑芝龙 ,其实是不够客观的。本文分析了唐王政权灭亡的原因 ,论述了郑芝龙辅助隆武帝抗清所起的积极作用 ,力图给郑芝龙以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