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司法解释的功过评析和出路

刑法司法解释是司法解释的一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大量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其功过、存废学界还是存在不少争议的。本文从法律依据、司法解释的权限、刑法的价值等方面评析刑法司法解释的功过,并试图从我国现状为刑法司法解释寻找出路。     

一元二级刑法司法解释模式

我国的"二元一级"刑法司法解释模式需要改革,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学者们根据自己对刑法司法解释权的认识和理解提出了多种重新配置我国刑事司法解释权的方案。但这些方案都有不足之处,从我国检察院和法院的分工和职能来看,我国应该建立"一元二级"模式的刑法司法解释模式。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刑法司法解释在弥补我国刑法立法的不足、保持刑法的稳定、克服刑法规范的抽象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司法机关对刑法进行司法解释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合理性原则、明确性原则。     

刑事司法改革：规范刑法司法解释权若干问题再析

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反映在刑事司法领域不仅仅要求司法独立,更要求正确适用刑事法律、法规,规范行使刑法司法解释权。有权机关在行使刑法司法解释权时应严格把握刑法司法解释的司法权能,防止其越位立法,明确刑法司法解释遵循从旧兼从轻的时间效力,彰显刑法谦抑的精神品格,防范突破罪刑法定宪纲性的原则要求。只有刑法得以被正确的适用,才能真正将刑法抽象的正义与公平转化为现实的正义与公平。     

未成年人犯罪司法解释路径之探寻

未成年人犯罪是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一类特殊的社会现象,刑事法对该现象的研究应该有不同于成人刑法的特殊视角。基于完整的少年司法制度短期内无法登堂入室的现实情况,应该充分重视通过司法解释的管道来达到理想与现实的有效沟通。所以,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司法解释应该以现代少年刑事政策为灵魂,以保守实质解释论为基本立场,适时借鉴人格刑法学的相关理论来展开探索。     

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与受贿罪的认定——对“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的反思

针对司法实践中查处受贿犯罪时经常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两高”发布了及时查处、依法惩治新类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解释。细加分析“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的规定,不难发现其立场有违刑法受贿罪的规定,并且条文中“及时”、“掩饰犯罪”之用语不明确、欠严谨。因此,对“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进行反思,有助于厘清异议,正确适用刑法和司法解释解决受贿罪定性问题。     

关于刑法司法解释中存在的不足与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在防止封建司法擅断和保障人权方面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如要真正发挥作用，只有通过司法实践来实现这一理念上的目标与价值。刑法司法解释是一好的方式，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但是，我国的刑法司法解释确有不尽人意之处，这必定在适用中影响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司法解释与法律相悖的两个实例分析

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2000]33号、[2000]4号司法解释与刑法相关规定的对比，指出了[2000]33号、[2000]4号司法解释中存在着与法律相悖的现象，其中，[2000]33号司法解释中有两处的误，[2000]4号司法解释则存在两个矛盾；作同时指出了解决这些失误与矛盾的方法。     

关于受贿罪的几点补充思考

受贿罪是我国目前多发而且社会危害性最大的几种犯罪之一,笔者从受贿罪的主体、数额等方面入手,结合法学界对受贿罪的研究成果和我国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分析我国对受贿罪研究的疏漏之处,并对我国关于受贿罪的刑事立法提出几点建议。     

诉讼欺诈的定性及其调整路径探析

近年来,诉讼欺诈现象日趋突出,有关案例层出不穷,但刑法理论界对该行为的定性尚存争议,司法实践中也是做法不一。首先对最高检《答复》提出质疑,接着分析诉讼欺诈的犯罪认定,最后提出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其作为诈骗罪的一种表现形式的刑法调整路径。     

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讨

在中国,刑法解释学还是一门幼嫩的学科,刑法解释的许多方面还不成熟,还存在许多争议。检察机关是否应具有刑法的司法解释权？刑法解释的具体方法是否排除扩张解释？客观解释论是否与罪刑法定相冲突？笔者就这三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司法解释与行政解释比较研究

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都是一种应用解释,并且兼有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特点。二者在解释的主体、解释的范围和解释的效力等方面具有差异。行政解释应当接受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受到司法解释的约束,但同时,司法机关应当适当地尊重行政解释。     

司法解释比较研究

由于恪守三权分立与国家主义的观念，大陆法系国家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否定司法解释的合理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陆法系的司法解释经历了从严格解释到自由解释的发展历程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解释权一直是法官固有的传统权力。我国清朝之前，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解释。近年来司法解释体制得以迅速发展和完善，但我国司法解释的自体化特征十分明显。     

刑法解释的创造性限度

关于类推解释、扩张解释的含义及其关系，存在着理解上的混乱，文章澄清了这一混乱；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禁止类推，但允许扩张解释，这是刑法解释的创造性的限度；文章提出了区分扩张主义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的独到见解。     

论我国司法解释制定主体的现状与规范

司法解释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针对工作中具体的法律应用问题所进行的阐释。司法解释在我国存在已近半个世纪,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如今由于司法解释制定的主体过多,带来了司法解释泛滥、质量下降等弊端。对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制定主体进行梳理,逐一分析其合法及合理性,并据此进行合理化完善已刻不容缓。     

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成功与不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继“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后对人身权保护的又一次飞跃,在统一性、补白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上均有创新和突破。但该解释在理论和实践上亦存在着不足,反映了我国立法技术欠成熟和司法解释欠完善问题。立法应当立足于“人”和“一般人身权”的新高度,全面审视人身关系的价值。     

论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现状与立法再完善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相关条文作出了修改、完善,但是,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理解和认定上的困难。《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还需要进一步界定"食品安全"的内涵,细化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罪状;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其他严重情节"需要作出合理的解释,便于司法机关准确界定罪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现实中仍存在司法认定的困难,不能适应新的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要求。在对刑法作出新的司法解释时,要注意严密刑事法网。另外,再次修订刑法时,应当增设生产、销售妨害食品安全器具罪等罪名,拓宽食品安全犯罪的调整对象,扩大对"掺入"罪状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