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与勾结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安抚的态度对待侵华日军和侨民,以谋求日方的合作.这种“以德报怨”的政策,是蒋介石为实现其战后反共、反苏战略目标的重要步骤.这一政策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或局部的成效,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国民政府失败的命运.     

论抗战时期特殊的边疆教育政策及其实施

“边疆教育”是民国时期对少数民族实施的一项特殊教育政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推进边疆教育实施了一些政策,对边教推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考察和梳理边疆特殊的社会情形、边疆与边疆教育、国民政府特殊的边疆教育政策,有利于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边疆教育的重视及实施状况,同时也能够为边疆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民国后期西北垦殖事业研究—以陕西黄龙山垦区为例

抗日战争爆发后,难民问题成为国民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国民政府以“寓救济于生产”的救济理念,开始注重西部垦殖事业,在中国西部设立国营垦区。①其中,陕西黄龙山垦区办理得最为成功,堪称全国垦区典型。黄龙山垦区的形成、难民安置措施及土地政策、垦区取得的成果及其社会影响等对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移垦事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浅议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出版法规的实施

全面抗战开始后,基于文化建设与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同处重要地位的认识,国民政府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文化政策,出版政策也转为战时状态。《修正出版法》、《修正出版法实施细则》、《新闻检查标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等战时出版法规的问世,一方面确为战时环境所需,但另一方面,出版界人士牺牲“小我”利益换取国家“大我”利益的选择,并没有阻止国民政府以战争为由,加深对新闻出版界的钳制。     

20世纪30-40年代陕甘宁边区与国统区合作运动比较——以延长,延川;中部,宜川为例

20世纪30-40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国民政府在陕北地区都推行了农村合作运动。然而各自在陕北地区的合作政策有所不同,边区政府的政策更为切实可行,而国民政府的政策比较僵化。政策的差异造成合作组织形式与数量存有明显的区别,也使信贷投资、农业生产、纺织业发展存有较大的差别。总体而言,边区两县的合作运动优于国统区两县的合作运动。     

抗日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部的经济政策及其影响

抗日时期 ,出于建设“抗日建国”大后方的需要 ,国民政府相继制定与实施了一系列开发西部的经济政策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并藉此而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但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目标的日益临近 ,国民政府不仅渐趋停止了对西部的经济开发 ,反而又进一步加紧了对民众的盘剥。因此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所实施的开发西部的经济政策 ,事实上主要是应对民族危机和时局变化的产物 ,并非长久国策。     

论战时国民政府开发西部取得的成效及其不足

抗战爆发后，随着东南的沦陷，国都的西迁，大后方的地位日见重要。为了抗战建国，国民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大后方的政策，诸如扶持建立工业、发展农业、兴办水利、开发交通等。在国家政权力量的介入以及人民的支持下，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使西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生了一定的变动，不仅初步改变了西部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但是由于抗战特殊时期，国民政府无力投巨资于西部的开发；同时由于西部各地方实力派的掣肘，使许多开发措施很难真正付诸实施；加之国民政府自身的短视，对开发西部抱以功利主义的态度，使得开发政策总是因人因时而变，没有长久性和系统性。其开发成果也相应受到了影响。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美宣传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美国开展了强大的宣传工作。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调整宣传策略,在抗战三个阶段宣传重点各有不同。对美宣传颇有成效,最终促使美国政策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转变。     

抗战时期云南的田赋征实

田赋征实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云南,作为一个后方大省,亦按照国民政府决策实行了田赋征实,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同时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制度方面的原因,也使得田赋征实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人优抚安置制度述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军人优抚安置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国时期的优抚安置制度。然而，由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政治腐败和经济困难等方面的原因，军人的优待和抚恤政策并没有得到广泛实施。     

全面抗战时期陕西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因国民政府法令的强制规定和陕西地区棉纺织工业的发展,陕西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得以成立。作为战时陕西最重要的同业组织之一,陕西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在战时开展了诸多活动,包括协调同业,与军政部、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等政府机构交涉等。陕西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虽然是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下的产物,却并未完全沦为国民政府的统制工具,而是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其在活动中始终以维护同业利益为根本宗旨,为保存战时陕西棉纺织工厂的实力与促进陕西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民国时期的骂人风习

民国时期骂人风习较为普遍,报纸杂志上多有记载。其中关于骂人的促动因素,主要涉及列强制定的侵华政策和国民政府的错误政策,因列强的经济入侵、国民政府经济盘剥和商人逐利等造成的经济失衡现象,教导育人以及对名利需要的追求等。至于骂人的方式,可以分为直接式骂人、借古讽今和诗画创作形式的隐晦式骂人以及幽默讽刺式的骂人。     

1933年华北危局下国民政府中央势力北进

1928年底的东北易帜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全国统治的建立,但华北军、政实权却掌握在张学良手中。1933年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加剧,国民政府在华北问题上经历了由依靠地方实力派到中央直控的策略转变。经过这一转变,国民政府贯彻了既定的"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对日方针,同时也努力将中央势力向华北推进。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指导下,这次努力因1935年何梅协议的签订而遭重创,加剧了华北的危局。     

战后苏联对中国东北的政策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战后初期,为了维护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取得的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苏联采取了大国合作政策。但是为了把东北变成符合自己安全利益的特殊地区,防止美蒋势力在东北占优势,苏联开始暗中支持中共力量在东北的发展壮大,以牵制国民政府。这一矛盾的双重政策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中共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     

南京国民政府的盐税与统税改革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在这些措施中,对盐税的改革以及裁厘改统是其实行的主要经济措施。盐税改革在客观上统一了全国的盐政和盐务,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裁厘改统,废除了在中国实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厘金政策,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上述政策的实行,有利于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为国民政府加速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统一提供了财政上的支持。但其剥削和压榨广大人民的一面是不言而喻的。     

试论台湾光复初期的师范教育

彻底清肃日本殖民教育的影响,这是1945年台湾重归中国版图后国民政府急待解决的大事。考诸光复初期(1945—1949)国民政府在台湾的各项教育举措,师范教育尤为当时改造之重点。国民政府以“去日本化”作指导,通过特殊时期大规模的教师征招、培训,在台湾建立起了以中国教育制度为基础的新的师范教育体系,为本国文化在台湾的传承、宏扬创造了条件。     

试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之弊端

田赋征实政策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解决军粮民食问题而实行的战时政策。在当时全民抗战的情形下,为坚持持久作战,保证军粮的供应无缺,实行田赋征实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实行征实的过程中,由于制度与人员管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弊端百出,贪污现象层出不穷。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政策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将民众运动纳入到其整体执政框架内,以社团为工具,以社团立法和民众训练两种方式实施对民众的双轨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政府实施的社团政策符合现代国家管理的趋势,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远未达到通过社团控制民众的目的,党民关系渐呈疏离之势。     

试析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武汉国民政府，是广东国民政府的继续和发展，武汉国民政府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参加并在一定程度上领导的，以国民党左派为主的，国共合作的，执行联俄、职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政权；它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因素，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的政权。     

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演变及其原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援助最多,同时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暗中奉行另一手策略,先后与日本及英法美等国私下交易,不惜出卖中国的利益以维护苏联本国的利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苏联的政策也不断发生着变化。最终中苏关系伴随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走向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