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务系统平台建设的管理策略及效益研究

定量研究了中央政府发起和建设统一电子政务系统平台的管理策略及效益问题.建立了地方政府的收益模型,确定了地方政府的最佳参与时间,并对各个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中央政府的补贴模型以及模型寻优求解的数值算法.     

双向直接投资与中国地方政府税收收入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影响中国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07～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和面板门槛模型,对双向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增加双向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并且这种影响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越高地区越显著。第二,以FDI为门槛变量时,优化产业结构抑制东部地区税收收入增加,而增加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税收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将会减少中西部地区税收收入,而有助于增长全国和东部地区税收收入;第三,以OFDI为门槛变量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工资能推动税收收入增长。因此,在中央政府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同时,地方政府应当积极提高本区域经济开放程度,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和有效利用更多外商直接投资。     

地方政府研发补贴的区域竞争

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干预的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区域竞争模型,运用空间面板方法基于中国31个省级地区2009-2015年的数据,分析地方政府在企业研发补贴上的区域竞争模式.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呈现负的空间效应,地方政府采取相互替代的竞争策略,财政分权度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企业所从事的基础性、全局性研发活动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研发补贴上的竞争实质上是对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竞争.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则呈现正的空间效应,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和留住以市场为导向、流动性强的非国有创新企业采取相互模仿的竞争策略.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区域竞争会根据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竞争的对象向创新要素转移,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以及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基于演化博弈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分析

针对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从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排污企业以及中央政府的决策演化过程,建立了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参与者的行为演化规律和行为演化稳定策略,分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与经济发展指标的权重系数、环境规制执行成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处罚额、排污收费费率、排污企业的治污成本与污染物削减量,都会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产生影响.最后,为促进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严格执行提出了政策建议.     

不确定环境下的威权机制与经济发展

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 分别站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立场上， 论文拓展在经济学领域日渐流行的实物期权模型方法而深入探讨了威权机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通过定义转移成本和威权租金这两个概念， 论文揭示了威权机制加速经济发展的原理， 并且解决了以前文献未能解决的关于政企合谋的激励问题： 政府威权与微观经济主体是怎样结合的难题. 特别的， 针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应用威权机制加速发展经济的动力不完全一致的情形， 论文设计出了中央政府最优转移成本目标得以有效执行的最优契约机制， 以确保实现中央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因此， 当转移成本所造成的负面成本足够小时， 论文揭示了威权机制在允许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或合作的条件下， 促使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关键作用， 并且对于未来经济发展我们得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建设性建议. 另外， 论文的研究成果对于完善和丰富科学发展观也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防洪系统脆弱性的模糊极大熵诊断

参照可持续系统的特征,将防洪减灾过程分为防灾、承灾及恢复三个阶段,以脆弱性描述承灾阶段中防洪 系统面临洪灾时应对、抵御洪水的能力,构建了防洪系统脆弱性诊断指标体系,基于GIS技术建立了基于极大熵原理的模糊诊 断模型,提出了降低脆弱性的减灾策略.运用信息熵所反映实际样本的效用值修正权重,为权重分配提供了依据.应用实例 符合北江下游防洪实际,说明了模型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多目标碳配额分配下的减排技术投资策略研究

本文研究政府在多目标碳配额分配条件下,行业内减排效率差异企业的最优减排技术投资策略.通过建立政府与企业的博弈模型,采用理想点法对多目标规划问题进行求解,分析碳配额政策对企业技术投资决策的影响.数值分析结果显示,在政府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多目标配额分配条件下,低减排效率企业更有可能投资进行技术升级,以获得政府分配的更多配额,而高效率企业的投资动力不足.另外,技术投资成本下降或减排技术代际差异扩大时,行业内两企业投资升级技术的可能性增加.所得结论对于政府制定合适的碳配额分配政策,以及相关配套措施促进全行业的技术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流动下跨区污染的两级政府政策分析

利用Stackelberg博弈模型,探讨在包含中央和地区两级政府的混合经济中,人口流动下跨区污染的政府政策选择4 指出：当地区间的包含环境因素的生产技术存在差异时,为实现经济的最优状态必须进行地区间的收入转移;而在两级政府政策的博弈过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区政府拥有最后选择权,只要中央政府制定适当的收入转移政策,经济均可达到社会性最优状态.分析了资源实现社会性最优配置的特征,导出了中央政府为实现社会性最优所应确立的收入转移原则.     

环境规制下的地方政府与工业共生链上下游企业间三方演化博弈和实证分析

考虑在面临中央政府的环境绩效考核和社会大众的环境关切压力下,地方政府决策是否在现行的"限额交易"环境规制措施之外进行废弃物的利用补贴或者废弃物外部排放征税以推动上下游制造商群体间工业共生链的形成,本文建立了地方政府与上下游制造商群体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三方行为演化规律和演化稳定策略,并在基础上构建混合回归模型对结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央政府"限额交易"规制措施之下,地方政府采取的征税、补贴规制措施所构建的混合式环境规制政策均能有效的进一步推动上下游制造商群体工业共生链的形成;(2)工业共生链的演化稳定需要有效控制外部减排成本;(3)随着工业共生体系的逐步成熟以及考虑到征税对经济活力的影响,地方政府一般仅将补贴和征税作为推动上下游制造商群体工业共生关系形成的短期规制举措。     

中国风险投资网络的网络特性与社团结构研究

根据中国中小板和创业板的风险投资数据,建立了两种风险投资网络.首先对中国风险投资网络特性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之间具有明显的小团体性;中国风险投资网络对于随机攻击的鲁棒性较强,但对于蓄意攻击则鲁棒性较弱.然后本文运用Girvan-Newman法分析两个风险投资网络的社团结构.研究发现,中国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上海以及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在同一地区内部,风险投资公司进行联合投资的意愿与该地区的风险投资公司多寡成反比.研究还发现,在同一子网络内部,投资于同一行业的风险投资公司之间联系紧密,在不同子网络之间且投资于同一行业的风险投资公司则相对稀疏.本文研究结果是现有文献的补充,并对地方政府更好地促进风险投资网络社团结构发展以及风险投资机构更有效地选择联合投资对象提供了一些参考和借鉴.     

区域差距与两级政府公共教育分担的博弈分析

在代际交叠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分权体制下中央和区域政府公共教育投入的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存在区域不平衡情形下两级政府公共教育投入分担及其对区域差距演变的影响.分析显示,中央政府是否应进行公共教育投入依赖于区域差距的程度,但二者并不呈单调正相关关系,同时导出并分析了在区域差距程度的不同范围下中央和区域政府的均衡教育投入分担,并进一步据此探讨了差距的演变趋势.最后,结合我国实际,讨论了政策含义.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财政转移支付效率研究

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自给能力发生了变化,中央的自给能力不断加强,但地方财政的自给能力不断减弱.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逐年增大,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解决财政转移的效率.重点研究了非对称信息下财政转移支付的效率,并提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奖惩系数.     

考虑声誉效应的应急物资储备系统动态激励模型

突发灾害发生后,应急物资需求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充足的应急物资对于保障灾后救援效果以及减少经济损失具有重要作用。通常情况下,政府在灾前委托一个或多家企业储备应急物资,一旦突发灾害发生,立即调拨所需物资至受灾区。但在实际情况下,由于政企合作契约的不完备及政企目标的差异与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很容易出现偷懒、消极怠工等道德风险,突发灾害发生时很难保障充足可用的应急物资。为此,在政企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引入声誉效应机制到政府和两个企业组成的应急物资储备系统,构建了考虑声誉效应的应急物资储备系统动态激励模型,求解了政企多期合作下政府最优奖惩系数和企业最优努力水平,给出了声誉效应机制发挥长期激励作用的条件。与不考虑声誉效应的应急物资储备系统激励模型相比,在一定条件下考虑声誉效应的应急物资储备系统动态激励模型可以提高企业努力水平,实现了供应链系统成员收益帕累托改善,降低了企业出现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有利于维护政企之间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     

基于异质性地方政府激励锦标赛模型及政策意义

基于政治经济学框架,将地方政府异质性引入到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参与的晋升锦标赛,拓展传统晋升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同质性和异质性竞争者情形下竞争参与者的行为水平,获得如下研究结论:首先,获胜者和失败者之间的报酬支付差距是一种强激励因素,竞争者异质性会影响到竞争者的努力投入水平;再次,竞争者异质性使得产出波动对劣势竞争者不再只是负面因素,反而给其带来了战胜优势竞争者的机会空间;最后,从竞争者异质性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速"西强东弱"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差异,得出一些对政府治理改革有益的启示.     

非对称环境下政府采购拍卖模型及配置效率研究

鉴于采购拍卖在供给侧改革中的重要引导作用,这一特殊市场交易方式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各级政府购买性支出中,涉及资金规模巨大,这类资金配置效率如何?在非对称的采购拍卖环境下,本文以竞标者的获胜概率为突破口,建立一个政府采购拍卖模型,进而,演绎出投标者的均衡投标策略和政府的最优采购机制,发现:我国目前政府采购机制存在低效率的配置空间,其症结是政府与国有企业间的利益分成关系所致,若在投标中公开这一分成关系,即可改进政府采购资金的配置效率;对政府而言,设计一个激励相容的采购机制,不但保证了竞标结果的有效性,还可以保护竞标企业的私密信息,降低政府的采购支出.依据文中的结论,我们认为应从信息公开,机制设计和市场竞争公平性三方面优化我国采购体制,以改进政府支出效率.     

大数据“杀熟”如何破？基于政府-消费者协同监管的演化博弈

电商市场频频被披露隐性存在的大数据“杀熟”现象,暴露出电商市场存在平台道德风险问题的隐患。以政府监管为主导,建立电商平台“杀熟”定价行为及用户消费渠道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结果表明：政府的惩罚力度对平台道德风险问题的规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政府惩罚力度足够大时,系统稳定于（网络消费,公平定价）的理想情形;但如果政府惩罚力度不足,消费者的公平关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电商平台的定价策略,系统均衡结果将趋向于（网络消费,“杀熟”定价）或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电商市场陷入平台大数据“杀熟”的困境。那么,电商市场应如何破除大数据“杀熟”所造成的信任危机？基于此,建立政府和消费者协同监管机制下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得到：社会收益与监督成本是影响消费者监督策略的关键因素,社会收益与监督成本的差值越大,消费者选择“积极监督”行为的演化速度越快;而且,当政府惩罚力度不足时,消费者监督带来的舆论压力和声誉损失可以有效约束平台的“杀熟”行为,倒逼平台进行“公平定价”。研究结果对电商市场大数据“杀熟”行为监管机制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     

整合地方政府竞争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

构建了包含企业、家庭和地方政府的三主体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并采用外围地区政府首先发起竞争的模式分析了集聚均衡格局的长期演化.分析发现:整合地方政府主体后,“中心-外围”集聚格局的长期均衡以“条件支撑”状态为主,即集聚均衡支撑与否, 不仅取决于贸易自由度的高低,而且取决于外围地区政府实施的竞争政策能否超过某一“门槛”水平.这一“门槛”水平关于贸易自由度呈驼峰形(即倒“U”形),贸易自由度处于较低或较高水平时,外围地区政府夺取中心地位的竞争“门槛”都相对较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同时,区域一体化加深将有利于外围地区实施夺取中心的竞争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