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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中,如何处理好外国专名(主要是人名和地名)的翻译,是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在科技书刊中除了纯专名以外,大量的还是由专名加通名组成的术语,如Galois field〔数〕伽罗瓦域,Faraday effect〔物〕法拉第效应,Halley’s comit〔天〕哈雷彗星,Sabin vaccine〔医〕萨宾疫苗……等等。下面想分四个方面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看法。一、外国专名要不要译成汉语？近来有不少人主张在翻译科技书籍和文章时,凡遇到专名都直接引用原文,这样做在有限的范围内(如在专业性较强的学术书刊中)是可行的,但对大多数情况来说是不切实际的,至少在近期内是这样①。其主要理由如下：1)一些由专名组成的科技术语在文章中并不总是以英语出现。例如：牛顿定律(Newton’s law②)在俄语中作эакон Ньютона;伊朗中北部卡维尔沙漠的学名为Dasht－i－kavir(波斯语)。2)一些由专名组成的科技术语不全是“名词加名词”一种形式。例如：华顿氏胶既有写作Wharton’s jelly的,也有写作jelly of Wharton的。在俄语中,门捷列夫定律写作менделеевский эaкон,门捷列夫序数(即原子序数)则写作менлелеевское число(前者修饰的是阳性名词,后者修饰的是中性名词)。3)有些专名或是直接转化成通名(如：Curie居里<放射性强度的单位>,newton牛顿<米.千克.秒制中力的单位>,ohm欧(姆)<电阻单位>……),或是派生出相应的通名(如：Darwinism达尔文主义,pasteurization巴(斯德)氏灭菌法……)。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近期内还有必要把外国专名译成汉语,因而也还有一个统一译名的问题。二、外国专名的译名必须统一科技术语的专名部分一般采取音译③,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而在译法方面,“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这两条原则也是大家都表同意的。然而,由于每个人在应用这两条原则时所掌握的分寸不同,加上其他种种原因,外国专名的译名一直十分混乱,“文革”以来尤为严重。一方面是把不同的专名译成相同的汉语名字,如把Bauer和Bayer都译成“拜耳”(前者的通用译名应是“鲍尔”),把Bauer和Powel都译成“鲍威尔”等。另一方面是把同一个专名译成不同的汉语名字。例如：德国著名的细胞病理学家Virchow通常就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译名——魏尔啸、微耳和(最近报纸上又出现一个新的译名——微尔啸),俄国著名的化学家Mенлелеев据说有20多个不同的译名(较通用的有“门捷列夫”、“门得列耶夫”、“门德列也夫”等,但它们的读音差别并不很大)。又如：细菌学中的Koch’s postulates,有的把它译作“科赫原则”,有的把它译作“郭霍氏要点”。病理学中的Chargres fever,在一本词书中译作“恰格尔斯热”,在另一本词书中译作“查格雷斯热”。更成问题的是有些术语在同一本词书中使用不同的译名。例如：Australian X encephalitis在一处译作“澳大利亚X脑炎”,在另一处译作“澳洲X脑炎”;Schwartzschild radius译作“施瓦兹希尔德半径,Schwartzschild black hole译作“史瓦希尔德黑洞”……。译名如此混乱势必给科技知识的普及、学术经验的交流等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困难。三、外国专名译名的订正与统一不可否认,由于种种原因,确有不少通用的外国专名,其译名的读音与原音相距甚远,按理需要一一加以订正。但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统一译名显得比订正译名更为重要。这是因为：1)与一般的名词不同,人地专名往往只被看作是一种没有什么意义的符号,虽然取名的人可能赋予它一定的意义。所以,一个专名的译名即使同原词的读音有些出入,只要已经流传开了,就不需要花力气去纠正。2)由于两种语言本身的差别,加上译者本人条件的限制,用汉语音译外国专名一般也只能做到近似。用一个近似音去代替另一个近似音,既没有什么必要,也缺少可靠的标准。3)一个外国专名译成汉语时即使发音一样,也可由于同音异形词的不同组合而产生不同的译名。例如：Reid既可译作“里德”,也可译作“李德”;Mary既可译作“玛丽”,也可译作“玛莉”。如果所遇到的外国专名是个音节较多的词,就有可能出现十几个或更多的译名④。对这样产生的不同译名很难评定其优劣,只要求得统一就行了。4)有些译音与原词发音相差很大,但已经为公众普遍接受的外国专名,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一般也不宜轻易更动。例如：英国前首相艾登(Eden i：dn),苏联首都莫斯科([俄]москва),物理学中的波意耳定律(其中Boyle[bil]一般译作“博伊尔”)都与原词的发音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它们已经得到公认,再急于去订正反而会增加译名的混乱。为了作好译名的统一工作,我认为有一点是必须坚持的：即在一般的书籍文章中首次出现的专名后面必须附上原文(篇幅较大的书后最好附有专名索引)。四、外国专名翻译中的“优选”问题上面提到,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译音不准,但已通用的外国专名,一般不宜轻易变动。然而,“约定俗成”不等于“一成不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有些专名的译名已经被“自然淘汰”了。例如：Koch(科赫)的一个译名“郭霍”已经废弃不用了,San Francisco(圣弗朗西斯科)的一个译名“三藩市”也已废弃不用了。但是,为了加快译名的统一,我们应该加速“自然淘汰”的进程,实行“优选”。首先,一些明显有错、而又不是什么通用的译名应该加以淘汰。例如：物理学中的Pfund series,“冯德系”和“芬得系”这两个译名可暂时并存,而“普芬德系”这一译名应予废弃(因为在德语中,p在这种情况下多不发音)。另如天文学中的Schwartzschild radius,准确的译名是“施瓦兹希尔德半径”,而不是“施瓦茨柴尔德半径”(作为德语姓名,它的组成部分之一是schild,而不是child⑤)。其次,一些读音和字形截然不同的译名应该“择优”先统一起来,如Schwann cell可推荐译成“施万细胞”,以代替旧的译名“许旺(氏)细胞”。(在词典等一类工具书中,旧的译名应该用括号或其它办法加以标明,因为这能起到“承前启后”的有益作用,防止可能造成的混乱。)第三,统一译名可以由易到难地分批进行。例如：首先要去解决“魏尔啸”和“微尔和”的统一问题,然后再去解决“魏尔啸”和“微尔啸”或“微耳和”同“微尔和”的统一问题(后一种不统一通常不会产生歧义)。另外,必须特别重视新译名的订定和统一⑥,千万不要等到一个译名已经叫开了再去纠正和统一。目前,地名似应以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为依据,人名则应参照辛华(即新华社)编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或《英汉译音表》等。最后,鉴于外国专名译名的统一不是学术性很强的工作,“优选”中似应采取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应该在这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如分批公布经过审定的译名。在外国专名的翻译方面,也有若干学术性问题需要研讨并加以解决的——如外国人名的译名要不要完全“汉化”(Virchow要不要由“微尔啸”改成“魏尔啸”);外国地名是否要尽可能的采用音译(Cambridge是否要从“剑桥”改成“坎布里奇”);某些音节较多的外国专名在译成汉语时要不要适当简化⑦;一些带有专名的术语在译成汉语时加上少量用以“定性”的词(如把Менделеевский эакон译作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把Haber process译作哈伯氏制氨法……)是否恰当⑧……等等。我相信,经过充分的讨论,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篇幅的限制,本文就不去一一讨论了。(1)有的同志提出翻译外国专名可采用汉语拼音或其他替代办法,但这都不是在近期内能够做到的。(2)本文中引用的外文如果不加说明,一律为用英文拼写的专名。(3)专名部分如果是地名的话,有时会采取意译或音意合译的办法。例如：Newcastle disease过去译作“新城病”或“新城鸡瘟”(现仍沿用,暂时似不宜改译成“纽卡斯尔病”);West Nile encephalitis译作“西尼罗河脑炎”……。(4)俄国化学家Менделеев的众多译名多半就是由发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的不同组合造成的。(5)外国专名的读音一般应以所在国的读法为准,如Galois是法国人,应译成“伽罗瓦”而不能“望文生音”地译作“伽罗依斯”。(6)在新闻单位工作的同志要特别重视新译名的订定,一些错误的译名常常是通过报刊流传开的。(7)多音节的外国专名原则上应予简化,如近来通用的“门捷列夫”就略去了“耶”这个音。但有些简化(如《辞海》中把Schwartzschild从“施瓦兹希尔德”略作“史瓦西”把Sommerfield从“佐默菲尔德”略作“索末菲”)则引起较大的争议。(8)我认为这种加词如果应用得当,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值得肯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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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度诺贝尔科学奖已相继揭晓,本年度诺贝尔医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奖分别由美国、以色列、挪威科学家获得,文学奖由奥地利女作家获得,和平奖由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获得。10月4日,2004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率先揭晓,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决定,把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有“气味专家”之称的美国科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以表彰两人在气味受体和嗅觉系统组织方式研究中作出的贡献。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认为:他们揭示了人类嗅觉系统的奥秘,告诉世界“我们是如何能够辨认和记得1万种左右的气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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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5月24日在京召开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会议。会议议程有二：(1)总结1987年译名协调工作和讨论1988年译名协调计划;(2)对今年要公布的第一批微生物学名词中的外国科学家译名,进行讨论与协调。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的在京委员、微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王大耜教授、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黄昭厚同志,办公室主任樊静同志和有关学科代表等21人,出席了会议。译名协调委员会主任吴凤鸣同志主持了会议。通过这次对去年译名协调工作的总结讨论和对第一批微生物学名词中的外国科学家译名的协调讨论,大家对译名协调工作又有了进一步体会,积累了新的经验,探索了新的方法,可供今后译名协调参考。1.各学科外国科学家译名的协调,大家强调应根据“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通则”进行,主要是贯彻“名从主人”、“约定俗成”、“服从主科”和“尊重规范”四条原则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好“规范”和“惯用”(约定)的关系;同时还要结合各学科的译名材料,不断开展研究,总结新的经验,补充译名通则,丰富译名理论,为逐步统一外国科学家译名做出努力。2.译名协调前,分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需确定本学科要公布的名词术语中的外国科学家的姓名是属于哪个国籍和民族,以便确定其正确读音。一般讲这是确定译名的前提,为此、有时需做些考证工作。会上有的同志认为也应适当考虑一个外国科学家主要在哪个国家工作和发表著作的情况,借以辅佐订其译名。3.与会不少同志谈到,译名要尽可能注意规范化,特别是对新出现的译名。只有多参照新华社编的各语种译名手册和地名委员会编的译音表来确定译名,使译名尽可能规范和统一,各学科的译名才好协调。4.译名的“约定俗成”范围应愈小愈好。约定俗成可分大约定、中约定和小约定三类。对像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这类知名度非常大的科学家,其译名已定型,无需讨论;对有的科学家译名虽不规范,但相关学科都那么称呼,也宜不改;对有的科学家译名在一个学科内或在相关学科中,有不同译法,最好按规范译名来订,5.只当两个学科对同一外国科学家的译名都基本合理时,才根据“服从主科”的原则来订其译名,不然仍应按照“尊重规范”的原则,统一到规范译名上。6.会议还重点研究了译名的简称方法和带不带“氏”字问题。会上对与多音节的外国人名相连的名词术语,以及对与二个以上外国人名相连的名词术语,有两种表达意见,一种是全部译出全名,另一种是可采用译名简称。但多数人认为都用全称译名来表达术语,则太繁杂、冗长,不便使用。所以认为与名词术语相连的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可采用译出姓名的第一音节的简称,如天文学术语赫罗图(Hertzsprung－Russell diagram);甚至两个以上人名并列时,可径直采取将其外文第一个字母连用办法来表达,如HR图(Hertzsprung－Russell diagram)。对如何对待各学科存在的译名后边带“氏”字的术语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当译出全名时不要带氏字,而当只译出姓氏的一部分(一般译出第一个音节),或译单音节姓氏时,可在其后加个氏字表达。会议历时一天,讨论热烈深入,显示了一年多的译名协调工作无论在认识上,抑或是在方法上,都取得了进展。(梁际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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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技术术语中,有一类是以科学家姓氏命名的定律、效应、方程,系数等构成的。要统一这一类术语,就要作好外国科学家姓氏的译名统一工作。我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组织编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时,遇到大量外国人名的译名,作好这些译名的统一就是我们编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几年的摸索中,我们感到译名统一的过程就是如何处理名从主人与约定俗成这样两条译名原则的关系过程。根据我们的体会,这两条原则在运用中都不能绝对化,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约定俗成的掌握要有一定的伸缩性,这一点大家比较清楚。因为“约定”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约定,有大范围的约定,如牛顿、爱因斯坦、哥白尼、达尔文这些得到各界承认的约定俗成;也有某一学科范围内的约定(即所谓“小约”);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约定”也并不鲜见。同样,名从主人也不能绝对化,因为西方人流动性较大,且历史上经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所以要认真追溯某个人物的姓氏究竟属于哪个语种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有一些甚至会成为科学史上的一种专题考证,这当然不是大多数从事译名工作的人所能承担的。况且,在西方人名中,不少语种的姓或名(西方人在早期是没有姓的)若认真追溯上去,他们往往来自同源,所以把名从主人绝对化加以追寻,实际上又将导致取消这一原则本身。我们在贯彻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原则时,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1.贯彻名从主人的原则时,切不可硬性地“正名”。有些同志对名从主人这一原则也不能绝对化不很理解,因而在译名工作中提出过要“正名”,即不承认任何约定俗成的译名,要以名从主人的原则统一所有外国人名的译名。例如,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人物“达芬奇”这个在学术界、艺术界广泛采用的译名就进行过“正名”,按该人的外文名Leonardo da Vinci改译成“利奥纳多·达芬奇”。这种改法单从翻译的角度看当然没有错,因为达芬奇所处时代欧洲人的家姓还正在形成的过程中(欧洲人的家姓形成经历了从9世纪到16世纪这样漫长的过程,个别地方甚至到19世纪才完成),而他在当时是属于没有姓的,Leonardo只是他的名,而Vinci则是地名,da是介词。所以他的名的准确译法应是“芬奇地方的莱奥纳尔多”。这样正名虽没有错,但广大读者却不知道他是谁了,更重要的是相当多的读者不可能想到查“达芬奇”这个人物条目要到“利”字头里去找,这样就给读者带来了不便。另一方面,这样人为地正名,不可能改变广大学术界人士的习惯,因此,只能是给这个本已统一的译名增加一个新的译名,造成了新的混乱,违背了正名者的初衷。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对于人名译名这种没有学术内容只是一种符号的东西,统一远比准确重要,况且,不同语种之间的译音准确与否只是相对的,而对于汉语这种具有四声特点的语言来说,要追求译音绝对准确只能是一种蜃景。2.贯彻约定俗成译名时要注意各学科之间的协调。因为科学家在全社会中的知名度往往不及作家、演员等(例如：牛顿、爱因斯坦这样一些人类历史上划时期的著名科学家,在我国社会上的知名度就远不及某位相声演员),所以要这些学者姓氏的译名都必须具有“大约”的特点才承认是不现实的。许多以科学家姓氏命名的术语,如“玻尔对应原理”、“厄缶实验”、“蒲福风级”、“门捷列夫周期表”等,都有一定的应用范围,对这种较小范围内的约定俗成译名也必须尊重,以避免为求准确而硬改所造成的混乱。例如,“蒲福风级”是以英国海军将领、水文地理学家Sir Francis Beaufort的姓氏命名的,若按标准译法应译作博福特,但若把蒲福风级改译成博福特风级,就会使人误以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风力分级标准了。同时,在科学界也有一些学者,他们的活动范围涉及若干学科领域并且都有建树,而不同学科对这同一个人物有不同的译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尽量在几种译名中选择一个与其原语种发音更接近的来统一,决不另起炉灶,重新译名。例如化学家、物理学家L.C.Pauling,在化学界有译作鲍林的,也有译作泡令的,物理学界则译为泡令,并有“泡令定则”等术语。对这几种译名,我们考虑“泡”的发音与Pauling中的Pau相近,而“鲍”字在汉语拼音中属“B”字头,与原文相去甚运,于是我们就统一用“泡令”,而不是照译名手册另译一个“波林”来代替。这里指的协调统一也不能绝对化,而是能协调统一的尽量统一,但也有少量译名,不同学科间的不同译名沿用时间很长,一时难以统一,我们就选定其中一个作主要译名,但同时注明又译“××××”,便于读者了解这个人物的另一较通用的译名。除了要防止把同一人物译成多个名之外,还要防止把同一家族的人译成不同的姓氏。例如,英国一个造船师Sir Samuel Bentham,他的儿子是植物学家G.Bentham,他的哥哥是功利主义哲学家Jeremy Bentham。造船师的S.Bentham一般均译为本瑟姆,但哲学家的J.Bentham的译名则是边沁。两个译名中,本瑟姆的译名符合译名手册的用法,但“边沁”这一译名在我国的“名气”远比S.本瑟姆和G.本瑟姆大,所以,我们就用“边沁”这个相对来讲不如“本瑟姆”准的译名统一了这几个人物姓氏的译名。3.采取措施,逐步按统一的译音表来统一各学科人名的译名。我国科技领域的人名译名与社会科学领域有过一些系统性差异,这种差异有其历史原因。解放初期政务院曾设立过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负责统一各学科领域的名词术语。在当时审订名词术语时就遇到了以人名命名的定律、效应、公式等术语的订名问题,也就涉及到人名译名的统一。由于当时新华社人力有限,顾不上译名的统一这类问题,更无暇制订译音表,所以,当时自然科学组内一些对科学和汉语均有研究的学者就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编制了一些主要语种的译音表。为区分外语中一些发音相近的音节,他们编制的音表中把t、tt为尾的译作“脱”(如品脱,夸脱等),把te为尾的译作“忒”,把ter为尾的译作“特”,把l与r加以区别(1译作“耳”,r译作“尔”),la与ra也加以区别(la为拉,ra为“喇”),还有把po译作“坡”不作“波”(波字在汉语拼音中是bo,而“坡”则是po)等等。60年代初,新华社编印的各语种译名手册不再作这类区分,把“耳”与“尔”一律作“尔”;“特”、“忒”、“脱”一律作“特”;“拉”与“喇”均作“拉”等,因此,科技界人名的译名用字与新华社的译名用字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差异。当然,现在要讨论哪种方案更好,仍然各有各的道理,问题是要认清统一比准确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在统一译名时,除各学科术语中已有的人名作为约定俗成对待外,其余一律按名从主人的原则,根据新华社编的各语种译名手册译出。为了更好地区分哪些人物应作约定俗成对待,我们从国外若干种百科全书中收集了约1万个科技界名人,编译了一本《外国科技界名人录》。书中人物的译名均参照各学会名词机构所编专业学科词汇中的用法确定。学科词汇中没有的,则一律按译名手册定。这样就把约定俗成的译名数目限制住,不使再增加。为进一步统一作好准备。随着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工作的开展,科学家人名译名的统一工作也提到了日程,相信在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加以组织、协调,一定能事半功倍地完成这一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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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自然科学家姓名的译法,和外国人名一样,原则上应是音译。原因比较简单,这是由于姓名是供人称呼,只要用一定的音表达出来就行了。但是事实上,外国人名中个别的词是有一定含义的,如表示辈分(代的顺序)的,长幼的,爵号的,等等。同时我国汉字又是绝大多数表意的,译名时不可能全用非表意的汉字,结果,译者的目的虽然是音译,而事实上往往被理解为一定程度表意的。况且我国与外国自然科学的交流已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有的外国自然科学家且早已到我国来访,甚至有的长期参加工作,因而对他们的译名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有许多已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了。当然,有的尚未达到一定程度的规范化(或标准化),只可以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名称。又因为有许多非英美国家的人名常常通过第三国文字(一般用英文或日文)转译为汉文,也有一定程度的走样,因而翻译界提出了名从主人的原则。此外,在翻译时,原则上以音译为主,但偶而采用意译、形译或混合译法也是有的。所以人名的译法方法很多,而科学家虽只占一般人名中的一小部分,但译法也是五花八门,样样俱全的了。我对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的看法是：首先要把已定形且已普遍沿用的汉名,如牛顿、居里、爱迪生……等,划为约定俗成类,予以肯定,同时希望以后不再有名词列入此类中。至于不符名从主人原则的少数译名,也可归入此类。今后要译外国自然科学家的名,要先了解其原名,实现“名从主人”,然后才予翻译。翻译的原则是音译法,而且是同名同译。不过,过去已经有了译名的,怎么办？我的看法是：已有而不符新规定的译名作为约定俗成,对第二个人就要新译(音译),这是参照外国地名的译法而提出来的。例如英国的Cambridge已译为“剑桥”,而美国的Cambridge则译为“坎布里奇”。当然,这一方法可能会出现例外。假使第一个人名译名后若干年又出现他的亲属,怎么办？是否译为异名,值得考虑。对于这一情况,我看把旁系亲属译为异名未始不可,至于直系亲属,仍以译为同名为宜。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原则上采用音译法,但对于日本人名,只要这位科学家原名有汉字的,就要采用形译法,即搬过来用就行了。但少数日本人以汉字为姓、日文假名为名,这些人的名只可以音译了。这一方法还可适用于以日造汉字为姓名的科学家,译名时不必另造汉字。这样一来,日本科学家的译名会出现汉字形译(搬用)和音译混合的形式,但因为日本人名本身就有汉字和日文假名混合的形式,所以对我们的混合译法是无可非议的了。采用音译法时,我想原则上要按文种列译音表,但表中对某些字母不同的几种发音,则要按发音情况而分别译出,并予注明。表中的汉字要尽量采用常用汉字,但要避免用具有普通含义而又便于搭配的字,例如Handel不要译为“汉的儿”。此外,不可用古汉字,不创新汉字,也要避免使用近期内新造科技用字,如“氧”、“焓”…等。采用音译法,有一个最易出现的难题,即多少个汉字与一个外文音节相对应。汉文是简单的单音节字,而外文一个音节往往在简单音节上增加一个或几个辅音。对于后者,有人主张尽量增加音节而译成汉字,但也有人主张尽量删去不译。我看原则上在辅音字母数较多而发音很低(不重要)的音则予删去,例如气象学家Hildebrandson希尔德布兰德逊,其中有加重点(.)的字(字母)可以略去不译。最后,希望大家本着互相谦让的原则,对自己熟悉的译名又有愿予割爱的精神,共同把协调工作搞得更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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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想到要获得诺贝尔奖,也从来没有料到自己会帮助亿万患者。”当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6日宣布曼斯菲尔德和美国科学家保罗·劳特布尔共获200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这位英国科学家表现出这样的实在和平静。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堆满资料的一间办公室内,从事了一辈子物理研究的曼斯菲尔德表现出自己的坦然。“每天我所需要考虑的事情,仅仅就是工作”。这位70岁的老人语速缓慢地说。2003年,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曼斯菲尔德和劳特布尔,是因为他们在如何用核磁共振技术拍摄不同结构的图像上获得了关键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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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或医学奖瑞典当地时间2002年10月7日11:45中午(北京时间7日17:45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宣布,2002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罗伯特·霍维茨、英国科学家悉尼·布雷内和约翰·苏尔斯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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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所知 ,legionnaires (或Legionn aire s)disease译作“军团病”最早见于《英中医学辞海》 (青岛出版社 ,1989) ,后又见于1995年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的《医学名词》(4 )。然而 ,作为规范名的这个译名至今没有推广开来。例如 ,《英汉医学词汇》(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二版 ,2 0 0 0 )把legionnaires disease译作“军团病” ,而将其同义词legionellosis译作“军团菌病”。近来 ,医界多倾向于将其称作“军团菌肺炎”。这个译名长时间内得不到统一 ,是因为该术语在刚开始介绍过来时表述得不够清楚。大家知道 ,该术语因 1976年美国退伍军人组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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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来术语引进的方式大多数人主张应以“意译”为主 ,即应按科学概念的内涵定出“名符其义”的译名 ,以反映所指事物的本质属性。但是 ,事物的属性往往包含不止一个方面。试以英语中ｓｐｉｔｚ (ｄｏｇ)这个术语为例 ,它曾被译作“尖嘴狗”、“丝毛狗”、“尖嘴丝毛狗”、“狐狸狗”、“花嘴狗”和“波美拉尼亚狗”……。这些不同的译名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ｓｐｉｔｚ(ｄｏｇ)的多种特性。例如 :有的译名突出了该种动物嘴脸的形状 ;有的译名侧重于该种动物皮毛的质地 ;有的译名抓住了该种动物的类属或产地 ;有的译名则通过类比的方法说明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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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virtual reality译为“灵境”似有不妥。第一个明显的缺点是与英文原意相距太远;第二不妥是有可能引起误解,以为现代科学技术里头已经产生了玄妙而神异的境界;第三不妥是无法应付大量“同族”的名词,例如virtual library,virtual manufacturing,virtual space,等等,总不好将它们中包含的virtual统统译作“灵”吧。然而我认为好的中译名应是规范的,同一字,在相同的科技领域中,应有确定的译法,使人在看到中译名时,容易理解其原文应是什么。我认为,本着翻译工作“信、达、美”的原则,最主要应考虑的还是尽可能忠实反映原文的意思。所以,我同意将“virtual”老老实实地译为“虚拟”。至于reality,译为“现实”,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现实”作为一个名词似乎比“实在”用作名词更普遍一些。当然,如果因为在其他已经被普遍承认的科技汉语译名中已经正式采用了“实在”(如何祚庥先生举出的“物理实在”),那么把virtual reality译作“虚拟实在”,以便规范“reality”的中译名,我认为也是可以接受的。现在还有另一种建议是把reality译为“实境”,我觉得这也是很接近英文原意的,可能比“实在”更容易被接受。总之,我赞成“虚拟现实”或“虚拟实境”,我可以接受“虚拟实在”。这样,对于已有的和还将继续出现的大量“virtual XYZ”,也就都有了规范化的译名。至于cyberspace,我认为“电子空间”也不错,只是稍稍太“实”了一点,因为cyber究竟不同于“电子”。所以我赞成王可同志建议的“电象”,似乎同概括性较强的cyberspace这个词更为匹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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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tension是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的重要并发症,目前将其译作“内张力”,该译名带有明显翻译腔,未能反映该术语的内涵及特征。基于原始释义、真实语境中的使用及词素三方面,提出将“内扩张”作为该术语的中文译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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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编辑部转来的林元章先生《对“等离子体”名称的质疑》一文,我们早有同感。此名词英文是plasma,其他拼音文字都采用类似的拼法或音译。中文是方块字,科学名词尽量采用意译是我们的传统。意译有“望文生义”的好处,但要有分寸,过之则将留下后患。近年来我们的新实践经验表明,意译要掌握几条原则。1.新名词应该尽量照字面直译,企图在译名中包含概念解说的作法不一定可取“等离子体”译名的缺点有二,一是太长(一般以二三字为宜),二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它已不能概括此词现代的含义。这些缺点都源于当初订名时企图把概念的解说包含在订名中。plasma的早期定义是离子(包括电子作为负离子)正负电荷相等,它整体上保持电中性,故曰“等离子”。后来出现了non-neutral plasma,就得译作“非中性等离子体”,使我们陷入“不等的等离子体”的尴尬局面。现在看来,像台湾那样把plasma一词直译作“电浆”是可取的。这样,plasma ion source可译作“电浆离子源”,而不必叫做“等离子体离子源”。plasmon可译作“电浆子”甚至“浆子”而不必作“等离子体子”或“等离子体激元”,简短多了。有人说,“电浆”是个什么东西？让人看了莫名其妙。其实对于外国人来说,plasma一词也是莫名其妙的,有个Plasma Center(等离子体研究中心)还被一般人误认为是献血站呢,因为plasma有“血浆”之意。其实科技名词只是代表一个概念的符号,一般说来不能把概念的内涵表现在字面上,就像一个人的姓名并不包含这个人的身份、人品、性格等各方面的信息一样。名词的制定应当简短和专有化,解释概念的内涵不是必要的。早年我们把spectrum译作“光谱”,这个“光”字是我们加上去的。后来到了微波波段,只好把spectrum译作“波谱”,对于电子来说,spectrum又得译作“能谱”,同一个外文词,对应着多种中文译名。令人为难的是,在一篇外文文章中笼统地提到spectrum时,我们不知道在该处该译作什么谱。2.保证科技名词的专有化,应回避日常用语科技名词都有专门的内涵,用太俗的用语容易使概念混淆。例如luminescence一词包括荧光(fluorescence)、磷光(phosphorescence)等发光过程,但白炽灯泡的发光则不属于此列。现在把luminescence译作“发光”是不恰当的,“发光”一词太通俗了,不宜用来表达专门用语。且不说“发光”一词已沿用很久,难以改变,我很久都想不出此词好的译名。现在想了个半音半意的译名供大家评议：“留明”。“明”者光明也,有“光”之意。“留”有驻留之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长余辉的发光过程,但主要还是取其音。于是luminescence mechanism作“留明机理”而不作“发光机理”,luminescent powder作“留明粉”而不作“发光粉”,等等,听起来似乎还爽朗。3.半音半意的译名是可取的近年来科技术语中缩略词愈来愈多,除了在汉语中插入几个外文字母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半音半意的译名是一种出路。这是有先例的,如invar译作“殷钢”,permalloy译作“坡莫合金”。把charm quark译作“粲夸克”则是王竹溪先生的杰作。SQUID全译应作“超导量子干涉器件”,这样长的名称是不可能推广使用的。曾有人建议叫做“冷子管”,没有被广泛接受。我的方案是叫“司圭器”,“司圭”取其音,“器”取其意。此外,SQUID有可能用来作量子化的电压标准,“司”为掌管,“圭”者圭臬也,有标准之意。同样地音译,这样可多少照顾一点含义。 ①赵凯华教授是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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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术语研究》2006年第1期刊登了题为《一名之立,费三百载——logic定名评述过眼录》[1]的文章,作者是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杨全红先生。文章介绍了“逻辑”一词定名历经三百余年的旧闻轶事,读来十分有趣。杨文旁征博引,将平日所作笔记刊出,每录言论,则以言论之作者冠为名头,言论之后又标出引文出处,中规中矩。以“逻辑”定logic,可以说是汉语术语规范过程的一个缩影,个中玄妙,也值得我们一再深思玩味。据杨文引述,周振鹤认为：中国学术的发展过程中缺少“逻辑”这样的西方哲学的概念,致该概念引入中国以后其定名花了三百多年的时间。在明末,耶稣会士依拉丁语(logica)音译作“落日伽”,后又意译为“道”、“理”;至晚清,严复译作“名学”。日本人又译为“论理学”。据统计,到清末为止,逻辑的译名计有近五十种,没有一种占压倒多数。民国初年,章士钊力主使用音译“逻辑”,引起报上争吵。其后亦多词并立,至20世纪下半叶,终告逻辑取胜。严复曾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译名之难,由此可见。不过,译名难,定名亦不易。以西人所云logic一语为例,据说至清末,其在我国即有50种译名之多。一个术语在一个国家之译名竟达半百,其混乱是怎么也难免的了。为规范和统一该术语,我国学人一直在努力,商榷和争鸣即时有所闻,据称民国初年报刊上还因此上演过一段“文斗”呢。该词之“逻辑”译名最终为国人接受已是二十世纪下半叶。难怪有人要说：“一词之立,费三百载”！一语“逻辑”,五十异名。“译名”自然不是“异名”,但是译名确实导致异名。中国古文中常有通假,意指汉字的通用和假借,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包括同音通假,如以“公”为“功”,借“骏”为“峻”;双声通假,如借“祝”为“织”,借“果”为“敢”;叠韵通假,如借“崇”为“终”,借“革”为“勒”。古书多用通假字;今简化汉字也常常采用,如借“谷”为“穀”,借“吁”为“籲”等。[2]“译”与“异”同音,倒也符合通假的定义。然而从译名到异名的逻辑,却是隐藏在“一名总有多人译,思前想后各不同”的客观道理之中。由此,译名之单数仍为“译名”,译名之复数,便是“异名”。章士钊说,这是“文人通病,每不肯沿用他人已定之名”。他认为,“以义译名”(意译)常常不能吻合原意,所举之例便是logic(逻辑),以作为“音译可免争端之证”。但是音译与意译之争似乎经久不衰,难分轩轾。或问,西方逻辑何时登陆中国？第一次中译文本又系何人所为？杨文有答者曰：傅季重：明朝李之藻同傅汎济合译并于明崇祯四年(1631)刊行的《名理探》,为西方逻辑的第一个中译本,以“名理”译logic。明末来华之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亚里士多德的logic时,将其译为“辨学”(亦谓“辩学”,见于《辨学遗迹》)。清道光四年(1824),乐学溪堂刊行的佚名译《名学类通》中,则将logic译作“名学”。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1900),严复在作名学讲演时开始使用“逻辑”一词,并着手翻译《穆勒名学》。他既首创“逻辑”这一音译名,又不摒弃意译的“名学”,因为他认为在中国只有“名”这个词才与西方的logic含义相近。1902年在《穆勒名学》的按语中,严氏说：“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胡晓翔：《浅议译名的是非及翻译的标准》,《上海科技翻译》1996(3)。回首“逻辑”术语公案,杨文引王秉钦[3]言论：第一个提出讨论这个问题的是章士钊先生,他在《民立报》和《甲寅》周刊上发表意见,主张音译。章士钊《逻辑指要》称：“明李之藻所译,是葡萄牙人傅泛际书半部,……马相伯讲授逻辑,以致知二字牒之,未定专称,所撰《致知浅说》……。”其中“傅泛际”或与“傅汎济”无异。李之藻(1565—1630)是明末科学家,字振之,又字我存,号凉庵,浙江仁和(治今杭州)人,万历进士,历任南京工部员外郎、太仆寺少卿等职。曾随利玛窦学习西洋历算,主张西法,致力于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逻辑学等。读杨先生文,使我联想起“经济”。经济是现今高频词,至少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媒体的表现如此。关于经济一词的来历,众说不一,颇有争议。有人说“经济”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人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再传到中国。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经济这个词是“出口转内销”。早年间在中国,也有以音译“经济”即economy的时候,写成汉字,表示为“依康老蜜”(容挺公：《致甲寅记者论译名》),[4]今天再看时确实有趣得很。《甲寅》杂志创刊于1914年5月10日,章士钊主编。读者容挺公对以音译名词如“逻辑”、“依康老蜜”用作学名提出异议：“……倘指科学,用作学名,则愚颇以音译为不适。”百年以后,时过境迁,“老蜜”不再,“逻辑”依然。说明音译意译各有千秋,绝不是简单一句话所能取舍判断。天下文痴,乐在品书。读好文章,当然过瘾。不过也有小小困惑：章士钊(1881—1973)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行严,号秋桐。历史上另有“章氏”章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也是学者,太炎是他的号。杨文列在“章太炎”名下的言论(64页),称“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此与同文前引陈福康言论(61页)中“章氏认为……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似为同调。但两个“章氏”确有不同。或请释之。①瑕不掩瑜。无论如何,愚得以品读一词三百载,幸甚至哉！ ① 确系“章士钊”之误,作者随他人(林行止先生)而错,本刊向读者致歉。——编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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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出版工作者,或科技工作者)：汉语科技出版物中如何把外国人名音译成汉语,真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齐说不一,各行其是,往往相持不下,叫人无所适从。现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发明对数的Napier在一本科普读物中竟然变成了三个人！乙(科技工作者或文字改革工作者,也可能是出版工作者)：请问什么叫做“音译成汉语”？甲：当然是指用我们的方块字的读音来表示原名的读音了。最近我们开了一个译名统一问题研讨会,准备制定一份统一的译名表。我们的原则是“译音要准确”。乙：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您所谓的音译不过就是用方块字给外国人名注音,这是不可能做到“准确”的。上过中学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好的外语教师极力反对学生用方块字给外语单词注音,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妨碍学生学会准确的发音。事实上,汉语的音素同许多别的语言、例如英语的音素迥然不同,而且彼此的语调也各异,所以用方块字给外语单词注音,一般说来,是不可能做到“准确”的。这在语音学上似乎已是常识。甲：“译音要准确”这个说法也许不恰当,应该说“译音尽可能准确”,或者说“使两者的读音尽可能相近。”乙：您对我上面那番话似乎还不太了然,您耐心听我再解释一下。您说“使两者的读音尽可能相近”,请问：由谁来读？由谁来判断是否相近？是听澳大利亚人念英语原名同闽南人念方块字音译进行判断呢,还是听南美人念西班牙语原名同宁波人念方块字音译进行比较？我想,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恐怕只能是,比如说,让BBC的播音员念英国人名,让中央台的播音员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念方块字音译,这样来判断是否相近。即使如此,如果要说两者在语音上有什么相近的话,恐怕只能说相当于闽南话与普通话的相近。更何况实际进行音译和判断的人,无非就是您、我之类并非语音专家的人,各自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音译和判断,当然很难得到确定一致的结论。因此,“使两者读音尽可能相近”这是一条行不通的“原则”,而科技出版物中对外国人名的音译恰好都是各自声称在实行这种“原则”,所以才产生了您说的那种“齐说不一,各行其是”的局面。实际上,对两种不同的音译在语音上争论不休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罢了;而且,究竟哪个是五十步,哪个是百步,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甲：您这番话听起来挺新鲜,不过倒是大实话。可是现在的实际问题是需要结束音译上的混乱局面,制定一份统一的译名表。乙：我再给您说一个您会感到意外的大实话：如果您真要制定一份统一的译名表,唯一的办法就是希特勒的办法——独裁,这就是说,最后是一个人拍板。事实上,要找BBC和中央台的播音员来帮忙是不大可能实现的,而没有这样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权威标准,就必然众说纷纭。因此,为了解决问题,您只好在我们这些人里找一个人,假定他有相当的权威性,由他做出最后的裁决。但是,您这样一份译名表不一定具有事实上的权威性,只不过是您的一套做法而已,如果得不到大家的承认,那仍然是一纸空文,结果仍然是各行其是;而且您的译名表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名,您不可能把所有外国人名都囊括无遗,因此无法避免将来仍然会不断产生的同样的混乱局面。甲：…………………乙：我觉得,现在的混乱局面确实应该结束,但问题不是制定一份统一的方块字译名表,而是确定一种处理外国人名的统一做法,因为汉语科技出版物中对外国人名除了音译成方块字外,还有另一种并不罕见的做法,即拉丁化,这就是说,如果原名本来就是拉丁字母拼写的,则直书原名;如果原名不是拉丁字母拼写的,则采用标准的拉丁化拼法。即使音译有了统一的译名表,如果与拉丁化形式并存,那仍然是一种混乱局面。我不明白汉语科技出版物中为什么一定要把外国人名音译成方块字,我认为这种做法有弊无利。甲：您这话又有点叫人难以接受,似乎太绝对了吧？音译,弊可能有,但不能说完全无利,至少中国人看了念得出音来,这就是一利,而拉丁化做法连念都没法念！乙：看来您对我上面那些议论只是觉得新鲜,并不完全信服,仍然认为音译能够为读者提供语音上的帮助。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看看是否能说服您。英国人名Adams的常见译名是“亚当斯”,您也可能争辩说“阿达姆斯”可能更好些,那么请您想象一下,请中央台的播音员用他那字正腔圆的语调来念“亚一当一斯”或“阿一达一姆一斯”,再请BBC的播音员来念Adams。如果要强调两者在语音上相近,那显然是可笑的;如果要说这两种音译哪一种更接近原音,也是很难判断的。这样的例子唾手可得,俯拾即是。由此可见,音译只不过是一种极不象样的注音方法而已,不过是为外国人起个汉语名字罢了,没有什么语音价值可言。实际上,音译是自有翻译以来就存在的一种习惯做法,似乎只有写成方块字才能被中国人接受,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理由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我们没有必要固守这种没有任何好处的陈规陋习。如果您还不信服,那也无关紧要,让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看看音译的弊在何处,这才是本质的问题。这一次您也许会觉得更为“新鲜”。您知道,我们现在正处于“信息时代”。书面材料,尤其是科技出版物,应该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信息。如果用方块字来表示外国人名,读者无法准确地把音译同原名联系起来,换句话说,音译掩盖了原名的固有信息。例如,读者无法确知您这本书里的“阿达马”是否就是他在别处见到的Hadamard,也无法判断您这里的“阿达马”究竟是他在别处见到的Hadamard还是Adam。而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您无论作为出版者还是作为撰稿人,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使读者获得一种准确的信息。即便您能制定一份统一的译名表,但要克服上述困难,读者必须随身携带、随时查阅。可以想见,这会给读者带来多大的不便。如果人名拉丁化,上述弊病自然消除,读者就能把现在获得的有关Hadamard的信息同他过去以及将来获得的信息联系起来,从而对Hadamard有一个准确而完整的概念。书面材料应该为读者获取信息提供方便,但音译成方块字的做法却恰好是为获取信息设置了人为的障碍：“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您开头提到的Napier一分为三的事固然是由于作者对材料不熟,但也不能不看到这正是音译妨碍了他获得必要的信息。其次,由于我们处于信息时代,国际信息交流的重要性日趋突出,不仅我们要了解外国的科技信息,外国人也要了解我们的科技信息。音译成方块字的做法同样是为这样的交流设置了人为的障碍。法国术语学家F.Hominal在其近著《现代汉语数学词汇》(Terminologie mathématique en chinois moderne)中提到：汉语数学术语及表达方式不统一,尤其是外国人名音译成方块字后很难再“破译”回去。这就是说,仍然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例如,我要是把上述作者的姓氏写成“奥米纳尔”而且不提原书名,恐怕您就很难找到原书了。仅凭该书的出现,就足以说明外国需要了解我国数学发展的信息。外国人阅读汉语数学著作已经很吃力,如果您还要求他们也随身携带一份译名对照表随时查阅,恐怕就更加强人所难了。(法文中的chinois一词,除了表示“中文”外,还含有“看不懂的天书”之意。)因此,音译的做法不利于国际信息交流。如果采用拉丁化做法,这种弊病也自然消除。最后,从长远看,也是由于国际交流的需要,汉字要向拼音化方向过渡,很可能就是采用现在的拉丁化拼音方案(目前只起到给汉字注音的作用),但音译却是同这个方向背道而驰,为文字改革设置新的障碍。请您想想,在多年采用“阿达马”之后如果改为拼音文字,是写成Adama还是写成Hadamard？如果要一般人都能进行改写,那就只能写成Adama,结果无论对外国人还是对中国人都将是一场混乱。这是不容掉以轻心的问题,要看得远一些,现在就应该考虑清楚。文字改革自1957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以来,除了制定几批简化字以外,并无实质性进展,而实质性进展总是逐步试行推广的。我认为,科技出版物不妨先走一步,外国人名采用拉丁化形式,可为文字改革提供经验,起到促进作用。甲：看来您是主张人名拉丁化了,可是中国人怎么念呢？乙：真是“连念都没法念”吗？那要看是什么样的读者。我们谈的是汉语科技出版物,它们的读者(至少可以假定是中学生)一般都有一定的外语语音知识,虽然很不完美,但不至于见了拉丁字母拼写的人名竟然完全张口结舌,而且他们的念法,就与原音相近的程度而言,未见得不如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来念方块字译名。再拿前面的例子来说,让一个中学生凭他的语音知识去念Adams,再用他的普通话念“亚—当—斯”或“阿—达—姆—斯”,究竟哪种念法更接近于原音呢？这仍然是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中学以上程度的读者对于拉丁字母绝不能说不熟悉,他们能象方块字一样记忆、识别其视觉形象,即便胡念一通,也不会妨碍他们获取信息。而且,请注意,书面材料是允许“胡念”的。甲：什么！允许“胡念”！乙：是的。请想想我们对日本人名的处理：一般的书面材料都是直书日文汉字原文(至多做了异体字的改写,如“栄”作“荣”)。可是怎么念呢？从电视、广播以下所有的中国读者,包括日语工作者在内,大概都是当成汉语念的。如果要说这同日语原音有什么相近,那是荒唐可笑的。这难道不是允许“胡念”吗？既然日本人的名字可以“胡念”,那么拉丁字母拼写的人名为什么不能“胡念”呢？所谓“胡念”,不过就是念得不象原音罢了(音译就是其中一种！)这同“连念都没法念”不是一回事。甲：不过,请注意,音译成方块字以及直书日文汉字原名,是有一种固定的正规念法的,就是用普通话念方块字(我现在不强调语音上的接近了);而拉丁化人名,照您刚才所说,似乎没有固定的正规念法,可以“胡念”！乙：这不难解决,可以规定一种适当的念法,比如说,基本上当成汉语拼音形式来念,某些具体的细节当然还需要语音专家和文字改革专家共同研究。但是,归根结蒂,书面材料,尤其是科技出版物中,处理外国人名的任何做法,主要是提供一种文字符号,表示外国人名,语音上的考虑是次要问题,读者是凭视觉而不是凭听觉来获取信息的。即便是我们之间口头上的学术交流,在提到外国人名时,不论说话人是念原文还是念音译方块字,除了彼此熟知的人名外,一般还要同时写出原名,听话人才知道“先生何许人也”。因此,视觉形象才是获取信息的主要依据。科技出版物中外国人名拉丁化的必要性,除以上所说外,还应看到这在国际信息交流中已是通用的方式,凡属拉丁字母拼写的文字,例如英、法、德、意等文字,彼此都是直书原名,而对中国、日本和苏联的人名,则采用固定的拉丁化拼法;此外,日文科技著作中早已普遍实行外国人名拉丁化的做法(只是中国人名除外,同我们一样,也是写汉字,当然是日本念法)。现代科技信息的主要来源是拉丁字母拼写的文字材料,人名的拉丁化形式较之原名更为常见,可见人名拉丁化的做法是国际信息交流中的主流,我们应该顺应这一潮流,而不是逆流而上。我国不少科技书刊早已采用这一做法,例如《数学译林》,创刊五年来一直如此,并未发现任何弊病。这里只是说科技出版物。至于报纸、电视、广播这些大规模宣传工具,由于拥有最广泛的读者和听众,在现阶段也许还不适宜于人名拉丁化,但这并不是音译继续存在的理由。例如,现任美国总统和前任财政部长本系同姓,为了不致混淆,前者取名“里根”,后者取名“里甘”,但这却抹煞了原名的固有信息。他们同姓这个信息对于一般人也许并不重要,但毕竟是音译抹煞了的信息,而且似乎不能说所有的人都不需要这个信息。随着全国人民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发展,普遍推行人名拉丁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将日益增大。为了消除目前科技出版物中音译的混乱局面以及所产生的种种弊端,为了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推动文字改革,我建议科技工作者、出版工作者、语言工作者和文字改革工作者认真考虑是否可以在科技出版物中废除音译,统一实行外国人名拉丁化的做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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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科学术语中,有些术语带有外国科学家的姓名。审定我国自然科学术语,以期达到规范与统一,各学科均遇到了协调统一外国自然科学家的译名问题。为解决这个迫切问题,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领导下,于1987年2月成立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委员会组成人员除名词审定分委员会推荐的人员外,我们还邀请了长期从事有关译名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参加,诸如新华社、中央编译局、地名委员会、国家语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和辞书出版社等。三年来,译名协调委员会配合各分委员会的名词审定工作,开了10次译名协调会,先后对天文学、大气科学、物理学、土壤学、地理学、林学、生物化学、地球物理学、微生物学、医学、测绘学、化学、遗传学、海洋学、生理学、生物物理学和电子学等17个学科要公布的术语中的827条外国科学家译名,进行了协调。其中涉及的国籍有英、美、德、法、苏、意、奥地利、瑞典、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挪威、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波兰、希腊、瑞士、日本和印度等。我们在对上述17个学科的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中,发现除了一部分知名度很高的大科学家各学科的译名一样之外,在大部分的科学家译名中,有不少译名各学科是不一致的。如：Poincare 庞加莱(物理学、海洋学) 坡因卡(电子学) 旁卡(测绘学)Auger 奥格(地球物理学) 俄歇(化学、电子学)Erans 埃万斯(化学) 埃文斯(医学) 艾文思(电子学)Pockels 泡克耳斯(物理学) 普克尔(电子学)Burgers 伯吉斯(化学) 柏格斯(电子学)经过协调,达到了统一。各学科的译名在译音和用字上不够规范的不少,除了公认的约定俗成的和本学科用惯了的之外,通过协调大约有300多个不妥的译名得到了修订,使之趋于规范化。这样,通过三年来的译名协调工作,17个学科要公布的术语中的800多个科学家译名,基本达到了统一和规范化,为我国名词审定工作和科技界的外国科学家的译名统一,做了一项基础性工作。这也是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和各学科有关同志,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领导下,对我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贡献的一份力量。为搞好外国自然科学家的中文译名,在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制订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通则”。协调工作中我们依据“通则”和实践经验,总结出搞好译名协调工作的主要经验是：遵循“名从主人”、“约定俗成”、“服从主科”、“尊重规范”四条基本原则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1.名从主人姓名的读音,应以本人所在国家的习惯为准。所以汉译一个外国自然科学家的人名,首先应查明该人的国籍,然后尽可能按该国的发音或国际习惯发音确定其汉译名。例如Haro galaxy这条术语中,Haro是当代墨西哥天文学家,1976年前多译为“哈罗”,后来按西班牙语将Haro galaxy定为“阿罗星系”。再如Auger是法国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原译为“奥格”,但这是按英语译出的,我们根据法文发音将其订为“俄歇”。2.约定俗成对于科学界通行很久,人所共知的译名,即使发音不够准确或用字不够妥当,一般也就不宜再改了,否则会产生更多的分歧。在我们协调过的17个学科名词中,有一些是属于这类译名,如：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居里、库仑、欧姆、高斯、康普顿、达尔文、德拜、安培、阿基米德等。这些译名应本着“约定俗成”的原则,不再硬性正名或强行“名从主人”了。这样做主要是从实际出发,以利于统一。但是约定俗成的范围,应愈小愈好。愈小愈有利于规范化,否则无限制地以“约定俗成”论,则会达不到协调统一和规范的目的。因此协调的译名词条,应明确哪些是该学科约定俗成、不可更动的,哪些是可与其他学科协调、能够改动的。3.服从主科当遇到各学科对同一个外国科学家译名不一致、而译名又都基本合理时,应本着“服从主科”的原则来定。即考察该科学家主要在哪个学科方面贡献最多、知名度最大,译名就由该学科来定,别的学科要向其靠拢。如Bessel,虽在天文学方面也有贡献,但他主要是数学家,原来天文学界曾译“白塞尔”,而且该译名已很通行,这次天文学名词审定时,他们服从了数学界的译名,改译为“贝塞尔”。再如Euler,虽在物理学方面也做出了不少贡献,但他主要是数学家,所以他的译名应主要随数学界译名而定。Euler在物理学界习惯译为“欧勒”,这次服从数学界,定成“欧拉”。再如Fortin,物理学界原译为“福廷”,而气象学界译为“福丁”,考虑他主要是气象学家,故物理学界服从气象学界,订为“福丁”。4.尊重规范《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通则》中指出：“外国科学家译名以汉字音译为主,力求准确和规范化,……译新名时原则上参照新华社编的有关译名手册和地名委员会制定的译名表。”根据这点,各学科在科学家译名的订名上,除了已约定俗成和服从主科者外,如发现原译名有不妥之处时,应尽可能使之规范化,即参照“手册”和“译音表”,加以订名。这是达到统一的一个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定名的用字上也要力求规范化,以减少差异,有利统一。在对各学科译名进行协调时,常会遇到上述四条原则以哪条为主的问题。通过译名协调实践,我们得出：具体译名要具体对待。有时要重点考虑“名从主人”,要为其“正名”;有时要重点考虑“约定俗成”;有时重点考虑“服从主科”,向主科靠拢,与主科一致;有时则要重点注意规范化,在译名和用字上要与新华社等编的手册和译音表一致。当遇这四方面有矛盾时,则需细致深入讨论确定。如微生物学有个术语,英文名为Gram stain,微生物学译为“革兰氏染色”,协调时考虑Gram如不是约定俗成的,译名为“革兰氏”不规范,鉴于他是德国人,按德语发音拟修订其译名为“格拉姆”,简称“格氏”。会后征求意见,微生物学界多数不同意改,认为“革兰氏”已惯用了。因此,再次协调时就以约定俗成论,该条术语仍订为“革兰氏染色”。通过三年来译名协调实践,我们还取得了一些新的经验,得到一些具体规则,补充、丰富了“译名通则”的内容。如：1.日本人名表达在《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通则》中,曾规定“使用汉字和曾自造汉名的外国人,可直接采用其汉字名(包括日本汉字)”,《天文学名词》中有一个日本天文学家的名字,其英译名为Hayashi,其日本汉字为“林”。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考虑到为了不与其他姓林的科学家混淆,根据其全名订名为“林忠四郎”,其读音在日本为はやし,而在中国按汉语发音读为lin zhong si lang,不读成Hayashi。我们觉得这样表达和读法是可取的。2.协调确定：译出全名时后边一般不带“氏”字,单音节人名或简称名可加氏字。3.译名有时采用简称。当一个外国科学家姓氏太长、译成汉字字数多而读起来困难时,在学术界常把译名简化。如：Cassegrain focus订为“卡氏焦点”。Gregorian year订为“格里年”。Hertzsprung－Russell diagram订为“赫罗图”。Arias－Sell reaction订为“A－S反应”。4.与人名相连的术语,有时亦可意译表达。如：Bartholin cyst订为“前庭大腺囊肿”。5.顾全大局,服从公布当后面协调的学科有与前面协调过的学科相同的科学家时,本着译名通则的“同名同译”原则,两个学科的同一科学家译名应一样。但有时两个学科的同一科学家译名不同,这时需要协调统一。当前面协调过的学科名词已确定、并公布,这时后面协调的学科,就不能单从“服从主科”角度考虑,而要发扬顾全大局、忍痛割爱精神,向公布的学科靠拢。即使前面公布的译名,可能不甚妥善,一般也不宜再另订,否则不利统一。例如：Geiger－Müllercounter tube这条术语,电子学习惯订为“盖革—缪勒计数管”,而《物理学名词》公布的是“盖革—米勒计数管”(经协调定的)。我们认为,这时应服从先公布的结果,统一订其名为“盖革—米勒”。再如Wilson这位科学家,《天文学名词》公布其译名为“威尔逊”,而物理学原译名为“威耳孙”且也比较惯用。后来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本着服从公布、以利统一精神,改订为“威尔逊”了。为进一步做好译名协调工作,我们觉得今后有些地方还应加以改进。如：1.有的学科提出的译名材料中,对有些外国科学家的国籍未标清楚,进行译名协调时,难以对其原译名加以可否。希今后提出译名协调的学科,先要作好这项工作,必要时需花些力气对一些科学家的国籍,做些调查研究工作。2.有的学科提出的译名材料,未能把全部要公布的名词中的外国科学家译名全提出来。协调后发现有落掉的,有的后来补充协调做了弥补;有的则未补充协调,该学科自己决定用了他们的译名,事后发现这里面有的订得不妥,给后来译名协调工作和术语统一工作带来困难。希今后有落掉的,要补充协调,不要本学科自己就确定了。3.有的学科译名协调后,未能将分委员会讨论结果反馈给译名协调委员会。后来发现有的学科并未完全按协调结果定名,使后来协调工作被动、难做。4.有时由于协调人名多、时间紧,各译名未能得到充分讨论、协商,最后协调结果未能明确,尤其是本学科参加会议人员亦未明确,从而影响后来工作。5.虽然我们曾把87、88两年协调的译名材料,分别整理出来了,但87年的材料不够完善,并有差错。今后要把所有协调过的译名,统一以英文字母顺序按外文名、国籍、学科、协调前译名、协调后译名和备注的格式,整理出来,供参考。希今后各学科的译名材料,也按这个格式提出来。总之,三年来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工作,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领导下,在译名协调委员会委员和各学科有关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从零开始,摸索前进,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要实现钱三强主任提出的在2000年前把我国科技界各学科术语都审定公布一批的宏伟目标,我们还需不断总结经验,奋力向前。我们相信,译名协调工作今后虽然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正如我们委员会名誉主任陈原先生所讲的：“今天协调不了明天再协调,明天协调不了后天再协调,总有一天协调出来,那就很好。”让我们与大家共勉,做好这项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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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在台湾召开了“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学术研讨会”。为便于两岸名词的交流,会议以全国名词委审定出版的《大气科学名词·1996》(以下简称《大气本》)和台湾编译馆1998年出版的《气象学名词·第四版》(以下简称《气象本》,此本主要用于英汉名词对照,同一中文名词往往会有几种英文写法)为蓝本,共同编订出版《两岸气象学名词对照本》。研讨会就对照本的收词范围与准则、名词翻译通则、未来活动等方面确定了具体内容。本文通过对《大气本》和《气象本》的对照分析,将大陆与台湾的大气科学名词粗略分成七大类进行比较,这对其他学科也许有一定参考价值。第一类是完全一致或比较一致的名词,这一类占多半数,尤其是早期出现的一些术语,也是大气科学名词的基本词汇,如湿度、涡度、气候适应、平流等,两岸用法完全一致。稍晚些时候出现的一些名词,也是基本的、常用的,两岸用法有差异但不影响理解,如空气污染、声[雷]达等,见表1。这类词是两岸名词使用统一的基础,统一起来也没有多少难度。第二类是由于两岸词汇系统的差异造成大气科学名词的不一致,如激光—雷射、个例—个案、软件—软体等,见表2。这类词统一起来难度较大,一方面他不仅仅涉及大气学科,另一方面双方都已约定俗成。由于该类词涉及多学科,在大气学科词位(学科分类层次)也较高,往往一个词下面出现若干下位词,因此若能统一意义很大,如湍流—乱流,其下位有一系列组合词：湍流能量、湍流涡度、湍流交换、湍流扩散、湍流通量、湍流谱、湍流逆温等等。第三类是由于两岸在外国人名翻译上的差异造成的学科专业术语的不一致。两岸对外国人名译法的原则基本一致,多取音译,但取音及同音字选用的差异也造成术语的差别。即使对当代外国政治名人也译名相异。大气科学中如厄尔尼诺—艾尼纽、罗斯贝数—罗士比数、弗劳德数—夫如数等词也都不一致,见表3。这类词数量不算大,但往往是很重要的。全国名词委已成立了外国人名译名协调委员会,今后涉及人名译名的新词汇有望统一定名。“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学术研讨会”对人名译名也初步提出翻译一般通则的意见,如：音译为主;音节大于等于3者至多取3个音节;二人或多人组成的词,各取一字,其间加上“-”等。但要使今后两岸人名译名一致,还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两岸人名译名音/字对照表,才能避免同音不同字的现象。第四类是两岸已经形成习惯,即“约定俗成”的名词。如气溶胶—气[悬]胶、湍流—乱流、温度表—温度计、温度计—温度仪等,见表4。这类词统一起来难度大些,因为凡此类词,大多数属于多年习惯使用且为常用词,双方各自的用法基本统一,都不存在明显的“科学性”问题,难以确定双方“推荐用名”的原则。第五类是需要弄清含义的名词,见表5。《气象本》中大雨、暴雨、大豪雨的概念是什么,因没有定义,难以与《大气本》进行对照。再如《大气本》中“活动积温”与“有效积温”是两个概念,而在《气象本》是两个英文词汇,对应一个中文名。类似“global radiation”(总辐射—全天空辐射)等词的用法比较乱。上述词需要在弄清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第六类是分歧比较大的一些词,见表6。这类词的特点是对应同一个英文词,可能概念相同,但两岸用了完全不同的定名。如“生物学零度”指在其他条件适宜的情况下,植物生长发育的下限温度。显然,在此温度下,植物会停止正常生长发育,但不致死。“生物致死温度”却明显表示是使生物致死的温度。这类词类似第五类,需先给出各自的释义,再进一步研讨定名。第七类是一些新词,见表7。《气象本》中收集较多。《大气本》因出版早,加上在当时主要侧重于“基本、常用词”的审定,因此新词少。类似表7中的词,在大陆常有应用,但尚未经审定统一定名,这类词正是我们今后着力研究的重点部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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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要探讨了医学英语术语中音译、形象翻译和类化翻译的存在形式,研究其规律,以便更好地表达医学英语的科学内涵。列举了若干典型的例子,并作了简要的译释。医学英语是一门特殊的、体系庞大的专业科技语言学科。而医学英语术语中的翻译,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都需要应用音译、形象翻译、类化翻译等方法来翻译单词、词组、短语和句式。兹就笔者在长期的医学翻译过程中如何进行医学英语术语的音译、形象翻译和类化翻译,略陈管见。一 音译音译在医学英语中占有很大比例,许多以人名、地名命名的疾病、症状、体征、微生物、药品的商品名以及检验方法和诊治方法等,几乎都用音译的方法处理。在英译汉的过程中,通常只要查阅医学英汉词典或有关医学书刊基本上能够解决音译的问题。但如果遇到国外最新研制上市的药物商品名[1],应该如何音译呢？笔者的体会是,根据该药物的作用性质结合其英文拼读,再准确选用合适的汉字来音译,然后在中文译名后面用括号附上英文原名。在进行汉译英时,由于使用汉字的准确性差异,单凭汉英医学词典不能及时和完全解决问题。这时,查找相关的专业书籍和杂志有助于解决问题。其中,最棘手的难题就是在翻译中医药学论文时,遇到某些含义深邃的中医基础理论术语,如阴阳、气功、推拿、针灸经穴名和中药方剂名等。这些名称,不仅要音译,而且还要在音译名称后用括号附上一定的意译,否则,外国读者会不知所云。例如：“阴阳”的音译为“yin yang”或“yinyang”(two aspects of contradiction)。又如：中药方剂“桂枝汤”的音译名为“guizhi tang”或“guizhi decoction”(cassia－twig Decoction)。二 形象翻译形象翻译在医学英语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非常有利于译者、读者翻译和阅读,它能引发译者和读者以取类比象的思维方式去理解词意。“AIDS”最初的中文译名是“爱滋病”。由于此病最初被认为是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染和传播,故取其“由爱滋生的疾病”之义而形象地译为“爱滋病”。此译达到了音译和意译两全的效果。后来发现也可通过血液及其他途径传播,为不误导大众,因此把“爱滋病”改译成了“艾滋病”。此外,还有中医学理论中描述危重病人愈后面部皮肤色泽时的形象比喻：白如豕膏(as white as the fat of swine)、黄如蟹腹(as yellow as the abdomen of crab)、青如鹅羽(as black as the feather of goose)等。三 类化翻译类化翻译在医学英语中占有主导地位,绝大多数医学专业词都是用类化翻译法来处理的。类化翻译法包含着英语构词法中的转化法(conversion)和派生法(derivation),而以派生法最为多见,派生法是英语中创造新词的灵魂。例1.原文：The aged and weak patient who suffered from essential hypertension,coronary heart disease,diabetes mellitus and cataract is patient of the sufferings of so many diseases.译文：这位年老体弱身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和白内障的病人,忍受着如此多的病痛。解析：转化法。第一个patient是“病人”“患者”的意思,第二个patient的意思是“忍受的”“忍耐的”;第一个suffer是“患病”“遭遇”的意思,第二个suffer的意思是“痛苦”。例2.原文：In these studies,72(24 in each experiment)New Zealand white rabbits,weighing 2.0 to 2.25kg,wer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elines for animal experimentation establish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in Vision and Ophthalmology.[3]译文：在这些研究中,根据视力和眼科研究学会(ARVO)制定的动物实验方法指导原则,使用了72只(每次实验用24只)体重为2.0～2.25kg的新西兰白兔。解析：派生法。本例句中的experiment是“实验”的意思,而在其后面加上“action”就应译成“实验方法”。“experimentation”这个词在医学科技文献中出现得很少,故特意用它来举例。当然,experiment还可派生出其他含有“实验”意义的词来,但都是很常用的词,此处不再一一列举。例3.原文：Coronary revascularization likely provides improvement for only a subset of patients with left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and coronary disease.[4]译文：冠状动脉的血管再生可能为仅仅是左心室功能障碍和冠心病的亚群病人提供改善条件。解析：派生法。“revascularization”这个词是近年来产生的新词,由vascularization派生而来。revascularization还有一个近义词neovascularization(血管新生)[5],也是由vascularization派生出来的。近年来由于中医药学对外交流发展的需要,掀起了中医药术语英译的热潮,已经有一些汉语拼音英语化的中医药基础理论术语英译词见诸有关医学刊物,如“气功(学)”(qigongology)、“推拿(学)”(tuinaology)、“阴阳(学)”(yinyangology)和“本草(学)”(herbologv)[6－8]等。类化翻译中还有一种“词意对应”翻译情况,它是指在一个句子或一个自然段文句中出现一对词义完全相反但又相互紧密关联,不可替换任何一方的词或固定词组。例4.原文：Management of the child with spinal cord injury(SCI)requires a team approach aimed at minimizing disability and maximizing function.[9]译文：对这孩子脊髓损伤的处理,需要一组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小残废而又能最大限度地增大身体功能的治疗步骤。解析：派生法。本例句中的minimize与maximize就是一对词义恰好相反而又搭配工整的英语单词。这两个单词一旦在句中被同时使用,就不可用其他词替代。其中文术语的意思分别是“(使)最小化”和“(使)最大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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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中获得的科学技术知识,通过大量标示科学概念的术语表达出来和进行传播与交流。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技新术语不断大量涌现。科技知识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作为其信息载体的科技术语应具有国际性。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我国科技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工作[1－8]。近年来,不少文献对科技术语学和名词审定工作进行了探讨[9－28]。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科技术语的国际性及有关问题,迫切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4、34]。本文拟对术语国际性的一般涵义,汉语科技术语订名的各种方法,以及如何使汉语科技术语国际性好等方面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二、术语国际性的一般涵义我国术语学家在介绍布拉格术语学派时指出：“国际性,即要求术语与国际上已通用的相应术语保持概念上的一致;在概念一致基础上,在不违反本民族语言的构词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力求词形与发音上也能与国际词接近”[20]。这是拼音文字国家术语国际性的内涵。我国科学家在谈到近代天文学名词的国际性时指出：“确定国际通用名词的汉语对应词,必须充分考虑我们民族语言的特点。使用拼音字母的国家或民族,往往将国际通用名词按本民族相应的语音拼出即成为本民族名词,这种音译法对我们是不适用的。汉字是方块字,每个字都有单独含义,音译出来常常使人感到莫名其妙。更重要的是汉语有非常丰富的语汇,有极强的表现力,能够用非常简练的语词来表达外来词的涵义。因此,我们赞成“涵义对应”的原则。“涵义对应”是指汉语名词应用所对应的外文词在学术上的概念一致,近乎于按名词的科学概念来确定汉语名词”[29]。这是汉语术语国际性的一种典型观点。我国有的语言学家在谈到术语国际性时认为：“我国在移植术语过程中基本上是采用意译法,这样便形成了同国际潮流背道而驰的局面。为什么没采用音译法？众说纷纭。很多人从现象上看问题,认为汉语不易接受外来语。我的看法与此相反。我认为不是汉语不易接受外来语,而是汉字不易接受外来语。汉字文章无词的界线,音译词夹杂其中,模糊不清,当然不受欢迎。如果实现了汉语拼音化,我想,汉语也完全有可能象其他拼音文字一样,大量吸收音译借词(起码在纯术语范围内),逐渐向术词国际化靠拢。”[30]这是主张用汉语拼音实现汉语术语国际性的典型观点。我国与这方面有关的科技名词审定条例和确立术语的原则与方法的文件,亦规定科技名词订名要与国际协调一致[31－33]。三、汉语科技术语订名的各种方法我国科技术语,从定名的特点和来源来看,可分“国产”和“外来”两类。而细分则有如下一些形成汉语科技术语的方法：[23、28、11、21、35、36]1.理据订名即根据概念内涵确定有汉语特点的简明术语。这种方法又称科学订名。如：指南针(compass),火药(powder),印刷术(printing),石油(petroleum),夏令时(daylight saving time),火车(train),飞机(airplane),衍射(diffration),阻尼(damping),激光(laser),电视(television)2.非理据订名这是一类随语言发展而约定俗成的术语。大多数物质专名都属这类。有些这类专名也是术语。如：树(tree),花(flower),头(head),心(heart),脑(brain),骨(bone),土(soil),石(stone),铁(iron),金(gold),日(sun),月(moon),星(star),天(sky),风(wind),光(light),电(electricity)3.意译这是根据外文含义译成适当的汉语术语。如：标量(scalar),矢量(vector),输入(input),输出(output),直拉法(Czochralski method)意译做得好,则成为上面提到的按概念简明订名的理据订名。4.直译即按外文词义逐词翻译而成的术语。如：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菜单(menu)(注：这是计算机科学术语)5.音译这是根据术语外文发音,用汉字标音译出。如：雷达(radar),马达(motor),休克(shock),伏特(volt)6.半音半意译这是音译加上汉语类词,或人名音译加上意译词。如：拖拉机(TPAKTOP),艾滋病(AIDS),欧姆定律(Ohm's law)7.音译兼意译术语定名既体现该词原文读音,而汉字又含有其概念的涵义。如：伺服(servo),台风(typhon),基因(gene),绷带(bandage)8.形译(象译)这是用适当的形状词译出而得到的汉语术语。如：丁字尺(T－square),工字钢(I steel),三角皮带(V－belt),乙形梁(Z－beam)9.借用日语这是直接采用日本汉字术语。如：物质 元素 固体 细胞10.按外文字母译这是直接采用外文字母作汉语术语。如：X射线(X－ray),A型星(A－star),O型圈(O－ring),α粒子(alpha particle)11.造新字这是过去对化学元素和某些难表达的概念订名的方法。如：氧(oxygen),氢(hydrogen),锑(antimony),熵(entropy)从汉字发展规律来看,现在一般不再采用此法订名新的术语。12.简称以外国人名表达的术语和长术语,有时用此法。如：摄氏温度计(Celsius'thermometer),格里年(Gregorian year),赫罗图(Herlzsprung－Russell diagram),崩越二极管(impact avalanche transit time diode)13.采用第一个字母这是采用外国人名的第一个字母构成术语。如：HR图(Hertzsprung－Russe11 diagram),B－A真空计(Bayard－Alpert gauge),E－W核(Edinger－Westphal nucleus)14.采用原文这是直接采用外文缩写词和外文人名。如：BASIC[语言],FORTRAN[语言],PN[结],DNA,MOS,Michelson干涉仪,W.L.Bragg[定律]四、讨论1.确立科技术语,采用上述哪种订名方法才好？在我国改革开放向前发展的形势下,对汉语科技术语订名,如何才会更适宜、社会效益才会更好？这是当前我们开展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和术语学研究,应当考虑的问题。对此我个人认为：首先,应当全面考虑术语特性,从而确定恰当的术语。应考虑的术语特性概有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简明性、汉语特性、国际性、科技语体特性;审定科技术语时还要考虑现实性(约定俗成)[20－28,31－33]。其次,要使一个术语具备所有上述特性,常常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各特性间常是相互制约的、有矛盾的。根据概念内涵订出“名符其义”的术语,是首要一点,其余各点也应适当加以考虑。有时为了有利于某个方面,订名时可适当侧重该方面一些。其三,对已惯用的术语,除十分不妥时,一般不宜轻易改动,否则不利于统一。2.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国际交流口益加强,术语的国际性显得愈来愈重要。如何使术语的国际性好,是个复杂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探讨一些可行的规则,是解决办法之一;对具体术语进行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妥善订名,是解决办法之二。为适应这项需要,我个人认为现在汉语科技术语的国际性应包括如下三点：(1)概念内涵与国际一致。不能我们指的是甲,他们指的是乙。这样,无论是撰写学术论著、进行学术交流,还是开展外贸、合资经营,都不致误解、产生差错和贻误大事,以致造成损失。(2)尽可能订出有利于国际交流的术语。从这点来看,适当采取“用原文”和“音译”订名方法,可能有一定好处。因为音译术语无论对把汉语译成外文,还是对外国人听汉语,都是方便的。(3)相应国际术语的改变和不同表达,必要时汉语订名宜做适当变动与之对应。如计量学单位的词头毫微(milli－micro)变为纳诺(nano－),微微(micro－micro)变为皮可(peco－)[37]。再如对应同一概念的ergonomics和human factor engineering,中文订名宜为工效学(又称人因工程学)[35、40]。3.我在这里谈到的音译术语,实际上包括前一部分讨论的5、6、7各点。概括来看,音译术语订名方法运用于三方面：(1)求得读音与国际基本一致(且简洁),有利于国际交流,如马达(motor)[35]、基因(gene)、脉泽(maser)[38];(2)若以意译(或直译)表达则术语冗长,如：雷达(radar)、艾滋病(AIDS);(3)意译不好表达其涵义,如鲁棒(robust)[35]、伺服(servo)、喀斯特(karst)[41]。在开头使用音译术语时,宜加简短注释。多音节外文术语,不宜音译,音译后也会慢慢被意译淘汰,如盘尼西林即为青霉素所取代。4.随着科技发展,国外愈来愈多地用缩写词表达繁复的术语,如何订名缩写词术语,是个大问题。我国科技界对待缩写词采取了音译、意译、音译加意译、全译、简译、缩写词加意译、用原缩写词等几种方法[28]。从有利于国际性角度看,适当采用原缩写词是个好办法。但应注意两点：(1)在文章开头用到缩写词时,应加注释,以便人们理解;(2)不宜大量引用,只能选些用途较广、比较稳定的缩写词,否则不便国内交流,造成新的混乱。在专业性较强的书刊和学术交流中,可适当增加缩写词的运用(以及可直接采用外国人名原文)。5.由于我国汉字是方块、表意文字,故在音、形方面不像拼音文字国家那样容易实现国际化。有的学者主张用汉语拼音字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实不敢苟同。因为使用汉字和以汉语作为传递信息、交流文化媒介的华语地区,除港澳台外,还包括新加波、日本、南朝鲜、海外华侨和外籍华裔的大群体,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目前在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形成学习汉语的热潮,汉字、汉语的国际效用愈来愈大[39]。并业已证明,汉字即使在计算机和信息时代也很有生命力。此外,用拼音字母转写的术语,外国人还是不认识,我国人一般也不懂其涵义,如其那样,还不如直接引用原文(包括人名和术语)。五、结语当今,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如何改进汉语科技术语的国际性,使之有利于国际交流、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是个迫切需要解决而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这正说明需要我们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我认为为了适应这项需要,除了科学订名时概念内涵与国际一致和相应国际订名的改变汉语订名必要时做适当改变之外,可适当采用一些音译术语(尤其对于某些缩写词)和直接采用一些缩写词术语。至于具体采用哪个音译术语和哪个缩写词,我想可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国家技术监督局领导下,在各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该学科名词时,及有关单位制订术语标准时,认真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从而为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多贡献我们的力量。吴凤鸣同志对本文原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深致谢意。由于水平有限,文中可能有很多错误和不妥之处,希多加批评指正。 相似文献